法律发展的价值之维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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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于宏张天上工作单位：福州大学

“任何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理论，都是对其时代重大实践的总结和对实践要求的回答，并因而对时代的实践具有前瞻性指导意义。正是时代的实践在呼唤着时代的理论，正是时代的主题决定了时代的理论主题。”[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的理论回应，同时，其本身也将是伟大的实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着力点在于加强民主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倡行诚信友爱、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安定秩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但这几个方面集中到一点，就是以人为本。正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作为一条主线将这几个方面融会贯通在一起，对社会发展起着基本的价值导向的作用。从哲学上讲，以人为本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和实证问题，而是一种价值论问题。[2]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核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向度，自然，以人为本也是法律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规定并体现法律发展的价值取向。法律发展内涵极为丰富，包括法律发展的价值理念、法律发展的基本模式、法律发展的策略与途径、法律发展的本质特征与规律等各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法律发展的价值理念是最为重要的，它对于法律发展的其他内涵具有规定性：正是法律发展的价值理念决定了法律发展其他内涵的基本品性，也正是法律发展的价值理念确立了法律发展观的基本品格。①因此，深入挖掘“以人为本”对于法律发展的价值论意义，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法律发展观和深入研究法律发展以及对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终极关怀：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

从法律发展的终极价值指向，也就是终极关怀来看，人类历史上大概存在着三种法律发展观：一是“以神为本”的法律发展观。早期中西方都存在将法律看作是“神启”、“神谕”的观念。这种法律发展观落脚点在于如何实现“神权”，而人只不过是神的仆人而已，人是没有什么权利可言的；二是“以民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这主要是在封建等级社会中存在的法律发展观念，虽然有“君为轻，民为重”的思想，但法律发展实质上着重的是如何维护统治者的封建特权，人民就是有些权利也不过只是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最终是为巩固封建特权而服务的。三是“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虽然西方自启蒙复兴以来，许多思想家高举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大旗，以理性的方式思考人的特性和人存在的价值，这种思想在政治建构与制度设置上也得以体现，在法律制度与法律发展观念上开始强调人的权利，强调人的平等，但他们所倡扬的人文精神，以及这个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往往是以抽象的“人”为逻辑起点，这就使其以人为本具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和抽象性，从而这种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仅仅停留于本体论上的望尘莫及的遥远的关怀。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不是从本体论的层面把人作为世界的本源，而是从价值论的层面，强调人是一切价值的最终指向，人是衡量一切人的创造物的根本尺度。不管学者如何争论以人为本的观念是否古已有之，但我们现在所讲的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确与之不同。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以社会关系中的人，以具体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为前提，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终指向。因此，我们的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是“区别于超凡脱俗且望尘莫及的纯先验哲学的所讲唯心主义抽象本体论向度上的终极关怀，它是现实生活滋养而升华的产物，现实生活是其坚实的土壤和后盾”。[3]以人为本作为法律发展的目标导向，最终关怀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人。在实践活动中，人就有了多重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人与人的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以人为本”就是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建立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怎样对待自然，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这是人类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一直必须面对的问题。就人与自然关系来看，一方面，人是自然之子，自然界对人具有现在性。人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不断地从自然界中汲取力量，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自然是人的活动对象，人对自然具有能动性，人在积极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源。然而人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无奈的现实是，自然给人提供的资源的确又是有限的，并不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人的价值利益对自然具有依存性，它保障人的价值利益的最终实现，同时，自然又对人的价值目标与追求有着根本的限制性，人的价值创造活动不能突破自然环境特征的根本限定。从而，我们必须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不能无限度地强调人的地位，认为人就是一切，所有利益必须服从于人的，哪怕是过度贪婪的利益要求；人可以对自然挥霍无度，哪怕是涸泽而渔。因此，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法律的制度调整上，我们有必要赋予自然以一定的权利，承认其生存价值与人的平等性，从而理性地遵循我们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保证人对大自然的开发具有可持续，从而保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得以持续进行成为可能。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新我们的权利主体理论，突破传统权利主体的范围，不仅要承认人类的权利，也要承认其他生命物种的权利，并以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体现和保障。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人的自由发展，不仅与自然密切关联，而且人要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自由的权利和价值。人类社会自从产生阶级和国家之后迄今为止人类难以摆脱的困境是人类创造了社会，却长期成为社会的奴仆，社会严重压抑着人的自由，抹杀着人的价值，甚至使人性扭曲变形，使人变成了非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分人向社会争取自由权的斗争史。”[4]人要全面发展自己，就必须争取自由的权利。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在深化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注重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实现人的基本自由。人权入宪的问题之所以得到人民的高度关注、期待与广泛赞扬，就是因为它从国家根本大法上保障了人民享有的在社会关系中的广泛而真实的自由权。从人与人的关系上看，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当代人之间的关系。这在法律发展上，主要体现为权利与权利和权利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其中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最为根本。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对待权利与权力时要以权利为本位来审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权利衍生权力，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以公民的权利为中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反映。国家权力的目标在于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公共权力的存在基点与运行的终极目标，就是保障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以及私法主体的自由，并最终确保全部社会主体的自由与安全。[5]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以权利为本位建设我们的法律制度，型塑我们的法律发展新形象，提升我们的法律精神层次。二是当代与后代人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时展的过程，用姚建宗先生的话说是一个永无终点地过程，“人类的历史乃是一部发展的历史，它从人类产生的那个悠久的过去的起点，走向那并无终点可寻的遥远的未来。”[6]从资源的有限性的角度来看，说人类的发展没有终点的确是使人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深深的忧患。从迄今为止的人类状况看，人类各代都要在地球上生存和发展，如果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有绿水青山，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人类各代对地球上的自然资源财富都拥有平等的享用权。前代人的发展不能靠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来维持。因此，为了防止当代人过度地有利于自己，以剥夺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去滥用自然资源，在法律上承认代与代之间的权利和当代人对下一代人的义务就至关重要了，所以代与代之间的公平正义问题就比须纳入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之中考虑，我们不仅要关注当代人的发展，也要眷顾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就是要把人作为观念、行为、制度的主体，把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严、兴趣和全面发展作为我们每个人、每个群体，作为我们每一届政府，每一届领导人的一种终极关怀。[7]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奠定了法律发展的价值基石，铸成了推动法律发展的强大价值追求和不竭动力，确立了指导法律发展的根本价值理念，为法律观念更新和法律制度创新提供了基本价值框架和价值导向。

二、现实关切：以人为本的实践取向

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不仅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更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活现实的深情关切。作为与终极关怀相辅相成的现实关切，必然深切眷注于人的现实生活或当下的境遇，并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型构理性人的生活。具体展开就是：现实关切要关注的是特定时空场景下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世俗人的生活世界；现实关切也是一个有价值指向的过程，可以为终极关怀提供旨趣上的生长点和切入点；现实关切所采取的手段和工具是以显影人的终极关怀气息为宗旨的手段或工具；现实关切在结果向度与维度上与终极关怀一线相通。[8]如此看来，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实践必须眷顾发展的特定时空场域中的具体的人的生活。同时，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也不得不立足于特定的时空场域，因为法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时空性。孟德斯鸠在其传世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曾有精彩的论述，他指出：“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9]所以，法律发展也有其特殊的风格，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法律发展模式。职是之故，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在法律发展实践中处理好如下几个关系。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首先需要强调现实生活中人的法的精神的发展。在基本内涵上，法律发展与法制现代化在中国当下是等值的。[10]因此，人的法的精神的发展在当下法制现代化的视阙中就是人的法的精神的现代化。“任何形式的现代化，都首先应当是人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精神的现代化。因此，法的精神的现代化，乃是整个法制现代化的实质和核心，法制现代化是，也应当是以法的精神的现代化为起点和依据的。”[11]在姚建宗先生看来，法的精神的现代化在内涵上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人的公民意识的培育和人的法治精神的确立。[12]在当下中国，必须着力培养人的公民意识和人的法治精神，只有在健全的公民意识的基础上，在全社会真正确立起法治精神，人的法律精神的现代化才能得以完成，从而法律才能获得长足发展。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在法律发展模式与道路的选择上也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生活现实。在发展模式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认为，社会发展是历史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发展过程的规律性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的统一。[13]法律发展模式也不例外。从历史上看，各个国家之间或各个国家不同时期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而这些法律发展模式最后得以成功推进法律的发展莫不是深深植根于其现实生活的真实需要，反映了其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它走有其特定的具体国情与历史背景。就中国当下而言，社会处于结构转型期，中国社会正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化，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正在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正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正在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化。[14]概言之，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这种转化基于现实生活的社会发展需要，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转化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化。一个国家、民族乃至地域的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某种生活的传统，这种传统是其人们的过去与现在生活方式的联结点，绝不是某人或某些人一时心血来潮一蹴而就的。生活的传统必然对人们的生活有极强的规范力与约束力。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发展意味着进步，意味着对过去法律传统的扬弃。也就是说，过去传承下来的法律必有其不适合乃至阻碍法律发展的因素存在。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以辩证的观点正确对待法律传统在法律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法律传统不能一概否定。它是人们生活方式与生活历史的沉淀，是我们的以法的方式生活的条件的延续。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重视法律发展中法律的继承，奠定法律发展的高起点。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意味着进步的法律发展必然要对扬弃的对象，即法律传统的部分否定，这种否定要从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根。人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地球，作为同类的人的生活方式必然有着程度或大或小的融通性，从而在制度上产生先进与落后之分。这种基于生活方式的融通性而存在的制度先进与落后之分就向我们提示了法律发展的另一种道路，即法律移植。通过法律移植可以减少我们法律发展所支付的成本，加速法律发展的步伐。但是不管是法律继承还是法律移植，我们都必须立足于生活现实中人们的现实生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价值理念。

三、尊重和保护人权：以人为本的评价尺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尊重与保障人权基础之上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以人为本，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从而，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就成为了评价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自然，其也就成为了法律发展的价值评判尺度。公丕祥先生就认为，“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明社会法律发展的基本尺度。怎样把握一部几千年社会的法律发展史，就按照人的尺度理解好了，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理解尺度。”[16]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中心问题，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学术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革命理论，它是以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为起点发展起来的，是以“人”为本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的各种权利的充分展现，它是与以人为本思想以及人权实践是紧密联系的。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核心理念与根本价值，同时，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就是检验法律发展的根本评价标准。公共权力配置的合理性与公共权力运行的规范性需要我们以尊重和保护人权为尺度去评价。在法治下，这二者都是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加以规定的，这样的法律制度是否合理，也就是说，公共权力配置是否重视人本身，是否以人为本，也就是是否尊重和保护了人权，就成为我们评价其发展的进步性的根本标志。国家必须营造一个良性运行的公共权力运行模式。而不能单纯地追求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任何国家或制度不能借口物质条件的问题限制人权或标榜人权。张文显先生从法学角度将以人为本解读为一种人文精神。他认为提倡和弘扬以人为本，把人文精神作为现代法律精神，实际上这是有一些针对性的，主要针对法律在社会中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是强调用人文精神来评判我们现代的法治，把我们现代法治当中的不符合以人为本的、没有体现人文精神的那样一些负面的东西诊断出来，然后用人文精神、以人为本来加以纠正。所以说，讲人文精神，讲以人为本，现在提出把可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确确实实存在很多负面的东西，如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拜金主义、急功近利、纵欲骄奢、恃强凌弱等等，我们社会生活中看到的这些都是不符合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包含了每一个人在社会公正的制度范围内的权利和发展。[17]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成为宪法规范被确认之后，国家各机关可以依该原则的内涵来制定或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推动人权发展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实在化。过去我们国家强调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操作原则，所立法律的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证。用人权至上衡量我们今天的法律观念，以及今天的法律手段，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制度规定，很多的法律理念不是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基础上的，恰恰是相反，或者说是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人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现在，我们要重新审视这些法律的进步性。同时，修改或废除那些与人权原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对此，郭道晖先生曾明确表示，“人权入宪后，应当据此展开一次全国规模的法制与法治状况的大清理，对违背人权、侵犯人权的所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所谓‘红头文件’等等和行政与司法行为，进行全面的人真的对照检查和纠正。今后，凡政府和执政党组织侵犯人权者，应视为违宪行为。”[18]另外，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而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要求人权不受国家的侵犯，而且要求国家积极地创设条件，加强社会保障，切实改善弱势群体的人权状况。政府有责任对人权，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人权和福利，给以更多、更负责的保障和增进。而在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上要更多注重公平、公正，统筹兼顾。张文显对此就曾指出，“讲‘以人为本’重在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因为社会弱势群体和弱势群体权利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保障问题，如果不上升为权利的范畴，不上升为弱势群体权利，并进一步上升为社会弱势群体人权，那么我们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利益保护总是一种恩赐、总是一种关怀，而不是社会弱势群体应有的。我们现在讲‘以人为本’，提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权问题，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保护就是权利问题。”[19]因此，用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以人为本作为法律发展的具体现实评价尺度要求我们不仅要注意评价法律发展的作用方面，还要评价法律发展不作为的方面。总之，以人为本作为法律发展价值评价尺度，要求我们认真审视法律理念的更新，法律制度的创新，法律措施的完善以及具体法律运作是否符合尊重和保护人权维的原则。如果不符合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原则，则法律并没有发展，并没有获得进步。

四、结语

发展必须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必须是政治、社会与经济协调地保障人民充分而自由享有人权的发展，这是发展的要义。要实现这种发展，必须建立和完善保障人民充分享有权利的民主法律机制。因此，法律的发展对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具有基本的保障作用。准确把握法律发展中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指向、以人为本的实践取向并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根本的评价尺度去审视法律发展实践，必将使我们牢牢掌握住法律发展的基本的价值方向与理论坐标，从而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切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