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案件推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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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比法律推理

普通法的核心原则是遵循先例(staredecisis):曾经在一个适当案件中得到裁决的法律问题,不应在包含同样问题并属于同一管辖权的其它案件中重新加以考虑,除非情况有某种变更,证明改变法律为正当。因此,既定的法律点是有约束力的,并被作为此后案件的判决依据。类比法律推理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识别一个适当的基点即判例。普通法系中在一个特定管辖范围内最高一级法院的判决的案件具有一种特殊的基点地位,即在此管辖范围内最具权威。第二步是在确定的基点情况和一个问题情况之间识别事实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当一个判例的事实与一个问题案件的事实相似到要求有同样的结果时,我们就说一个判决依照判例。而当一个判例的事实不同到要求有不同的结果时,我们就说一个案件区别判例。同样案件同样判决这一理念意味着如果在某种情形下不同点更为重要,那么不同的案件应该有不同判决。一个判例应该被依照还是被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对与问题案件事实相关的判例事实的细致分析。一个案件的事实由对世上发生的事的描述所构成,这些事确定了纠纷的阶段,握手当事人如何发现自己处于纠纷之中,以及在有的时候当事人曾做过什么以试图自己解决纠纷。在这一步骤中,应该收集整理问题案件中的尽可能多的事实,进而应该确定表面上相似的判例并分析它们的事实,这里同样需要对事实的把握理解。只有在上述工作完成后,你才能列出每个判例和你面临的问题案件之间在事实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第三步是决定在某种情形下两种情况间在事实上的相同点更重要,还是不同点更重要。两种情况不可能完全一样,普通法程序只要求对重要点进行比较并判断,因此,首先要判断,哪些是重要事实,哪些不是重要事实,一个判例是被依照还被区别,取决于重要事实在两种情况下的相似度。但重要事实和非重要事实之间区分的判断,不能事先定一标准,也不取决于判例所表述的普通法规则。普通法规则是法官在那些由普通法调整的案件的判决书中宣布的规则。由普通法规则出发做出的判决,其推理是典型的演绎。在普通法中,规则产生于审判过程,通过比较事实情况来创制,并随判例的适用而改变。普通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法院有权决定它所受理的案件,也只能决定它所受理的案件,法官无权制定权威性的一般规则以支配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的案件。因为即使法官在前例中制定了一般规则,他也不可能考虑到后来案件的情况,后来案件的当事人有权在法院中享有自己的机会。

二、演绎法律推理

演绎推理不同于类比法律推理,首先,它是以规则而非案件为起点。其次,立法至上原则一般要求法官扮演一种从属于更具民主特色的政府机构的角色。第三,对制定法律规则的稳定陈述,使得从这样一些规则出发的法律推理严重关切规则的解释问题。因此演绎法律推理的步骤与类比法律推理存在重大区别,主要由以下三个阶段构成:第一步是识别一个与当前案件相关的法律规则作为大前提。法律规则本身描述了它所适用的案件的基本特征,在找到可用的规则之前,法官不得不先从讨论事实开始,从这里出发,寻找合用的法律规则。合用的法律规则往往不是一个,而是一个规则群。这个规则群中的各个规则按一定效力秩序组合在一起。但是规则的识别一般情况下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即使确定了适用的规则序列,各个规则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规则识别的功能在于帮助我们澄清案件争议的法律焦点。第二步是以允许推断出一个有效结论的方式陈述事实。任何案件的事实都能以多种用语加以描述,关键是要确立与判决相关的事实,并用规则语言进行表述。但案件事实并不是事先包含在规则语言中的,规则甚至都不可能包含其自身的适用标准。因此,案件争议往往表现为两种貌似合法的事实陈述并存。第三步是判断重要程度。大多数语词的意义缺乏清晰性,可能具有二种或二种以上的含义,法律术语的定义本身也会因为遭遇语言问题而需要解释。在规则语言与案件事实的相关度存在争议的场合,需要对某些特殊事实的法律重要性做出判断,以便把问题案件置于一类法律案件中,并证明这一归类为正当。对重要程度的判断,要求我们超越法律规则、法律定义和其它类似表述所固有的语言问题,三段论在这种争议案件中不能保证其必然性。

三、疑难

法律命题与自然科学命题不同,它是通过规定一个合法行为来指导人们的行动,某个事实加上相应的法律规则就构成依法行为的理由,法律推理就是在法律论证中运用法律理由的过程。在确定理由的过程中,对某些事实的重要程度的判断主导了大多数案件的判决结果。这种判断是困难的,因为它超出了具体规则的范围,触及法律的核心问题,即法律的意图或目的。法律规则的作用不仅在于定分止争,它通过确立合法行为标准实现美好社会的法律理想。所以,法律的正当性在于它体现了正确的社会原则和政策。在对争议案件核心事实的重要程度的判断过程中,法官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到法律原则和政策的制约。判断重要程度就是判断在案件的许多事实中哪些事实可以证明把当前案件归于某一法律类别是正当的。案件是事实的堆积,任何事实都可能重要或者不重要,只有一个事实远较其它事实重要,它才引起特别注意,而只有它的价值远不止于它的真实性时,它才远较其它事实重要。如果某一事实恰好与有关法律要做什么的规范相吻合,那么,该事实就具有这种价值。在具体规则本身不能决定的场合,原则和政策会确立一个突显重要事实的视角。法律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美好社会,这个美好社会应当是有序而公正的,秩序和正义是法律追求的两个基本价值,这两个价值的关系也是法哲学思考的核心,我们当然不可能等到这个哲学问题解决后才去解决我们面临的纠纷。在具体案件中,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有序而公正的社会要求法官在此案及同类案件中应该如何做。因此,判断重要程度不应该个别地或先验地做出,而应该依据职业惯例和经验,从深藏于宪法、判例、立法和行政文件中的原则和政策出发做出决定,在这里,法律文化和法律共同体传统以及法官自身的素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