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法律责任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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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按照一定标准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由这三大责任构成的传统法律责任体系本身就是近现代法律发展的结果，如民事责任概念最早见之于日耳曼法，现代大陆法系继受日耳曼法并通过法典形式确立了与民事义务严格区分的民事责任制度，［1］83－84这就从过去民刑不分的法律责任中分离出了独立的民事责任。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传统法律责任体系面临着诸多挑战。反思风险社会中的各种经济、社会危机，社会公共安全等事件所暴露的制度缺陷，设计出妥善处理此类事件和防范类似事件重演的法律责任制度，是法律人的最大追求。

一、风险社会对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的挑战

(一)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责任本质观面临着挑战

“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2］2在风险社会之前，“责任的本质在于它意味着行为人具有自由意志。根据这一论点，责任是行为人和自由意志的一个功能或一个方面。”［3］8这种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责任本质观在风险社会面临着挑战。因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全球性、不可计算性、可建构性、反身性、制度化性和传染性，［4］风险的可控制性、确定性或安全性的想法已经土崩瓦解了。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指出的那样，“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尤其是工业革命开始以来，随着一种新的生产过程取代另一种生产过程，人类社会经历了一种无情的现代化进程。”［5］8“当‘现代性’与工业化的负面后果不再局限于惩罚具体的群体而是侵袭到每一个人时，我们就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6］307这个时代充斥着诸如亚洲金融危机、卡特里娜飓风、印尼海啸、非典型肺炎、911恐怖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甲型H1N1流感等社会事件，日本大地震及其随之而引起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件再一次印证了全球风险社会业已形成。这些事件考验和冲击着传统的责任伦理和法律制度。阿尔温•托夫勒说:“工业社会生态污染和资源利用所出现的问题，已经达到与从前根本不同的新水平。”［7］175在吉登斯看来，风险社会是一个“失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部，外部风险所占的主要地位已经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所代替，［8］50－52外部风险来自于人类的无知，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是人类不断发展知识以图控制将来和规范将来时所产生的一种意想不到的风险，这种风险具有不可计算性。贝克教授发出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慨叹就是对风险社会挑战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责任观的最好诠释。

(二)风险社会中法律责任的风险控制功能凸显

法律从来就是人类社会管理、分配、预防风险的重要手段，义务或责任就是其具体的实施方式。罗马法谚云，“对偶然事件谁也不能负责”或“偶然事件由被击中者承担”。这些针对偶然事件的责任规则就已经蕴含了法律责任的风险分配功能。无论在大陆法还是在英美法上，风险负担都是合同法上的一个重要内容，甚至于“英美法历来将合同本身看成一种风险分配或转嫁机制，认为合同的基本目的与作用是在交易双方之间分配风险，即保证当事人对已同意的风险分配的服从”，［9］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术语中，风险负担也是重要内容之一。产权制度或者财产法的产生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外来侵占的风险，因为就土地的所有者建立政府保护他们的产权而言，“税收的成本要比私人各自防御所需花费的成本要小。这种节省可能来自于某种规模经济，它是由社会拥有一个大规模的武装而不是由许多小规模的私人武装来防御对土地的侵占来实现的。”［10］70在侵权法上，风险自负的受害人责任原则能够完全阻止损害赔偿的追偿;严格责任原则要求，“引起事故的人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负有法律责任，即使损害无法通过其实施合理注意而予以避免。”［11］226在皮特•凯恩看来，产生损害的风险与违反承诺和保证、干涉权利、不实陈述、违反信托、造成损害、不当得利及预谋犯罪等都是产生法律责任的基础，只是在民法范式里，基于产生损害风险的课责是一种例外，因为其重点在于修复而不是阻止。［3］311在特殊的情形下，法律会要求行为人对他人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如雇主对雇员的替代责任。庞德从风险的视角分析了普通法为什么要求雇主对雇员的行为承担责任。虽然“在雇佣过程中，雇主没有阻止雇员实施侵权行为的义务”［12］147，但是，“一个人通过雇员或人来运作一个企业，而这些雇员和人会因运营该企业给他人造成损害，那么他就使他人处于这样一种风险之下，即他们无法从这些雇员或人处获得赔偿。”［12］147因此，应由雇主承担责任。在庞德看来，这好比“一个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在与他人较近的地方保存一种特别危险的物品，从而对他人施加了一种风险，这种风险比社会生活中通常情况下能合理预期的风险要大，因此，由他自己承担由于保存这些危险物而对他人造成损害的风险既公平也方便”［13］。在风险社会的时代，风险生产的逻辑已经颠覆了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科学技术发展引起的安全风险日益增加，人为的制度性风险成为法律管理、分配和预防的主要风险;与此同时，法律甚至也在创造着新的风险。如普遍用于农产品和金属产品的期货合约是契约的风险转移作用的一个适当例子，但期货合约也增加了投机活动的范围。［11］160如今在全球金融市场领域充斥着诸如金融衍生交易之类投机活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刚刚过去的次贷危机只是全球金融风险“社会大爆炸”的一个插曲。法律责任制度的失灵是该插曲中一个基本事实，金融自由化趋势下主导的法律鼓励金融创新和冒险投机，却没有对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层在经营金融创新产品的过程中带来风险的行为规定任何实质性的责任，导致了风险、收益与责任的失衡，背离了公平的责任理念。［14］若不改革和完善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金融危机的梦魇肯定会再度袭来，金融风险的控制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金融法律制度的首要功能，而这只不过是风险社会中法律责任的风险控制功能更加凸显的一个例子。除此之外，有关食品安全风险、环境风险事故、医疗事故、汽车安全隐患等之类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尽管“由于风险所带来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因果关系链在经验世界中断裂”，［15］由于风险社会中责任联系的间接化、责任后果的潜在化、责任的分散化使得按照传统法律责任伦理无法确定具体的责任主体，［16］244－245以至于在风险的责任承担上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并由此导致了传统法律责任制度应对风险的困境，但是，正如吉登斯所言，我们不能因为风险危机造成的两难选择就消极地对待风险，“人类要存续，法律要实现预期功能，仍需假定风险是可把握的、可控制的外在客观对象。”［15］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凸显法律责任之风险控制功能的传统法律责任制度变革才有必要和可能。

二、风险社会中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的内部修正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传统法律责任体系要满足不断发展变化的风险社会需求，就必须不断变革。这些法律需求可以概括为两种路径:一是工业社会时期构建起来的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的内部修正;二是伴随新的法律现象产生的对该体系的突破。

(一)风险社会中安全刑法的产生及其刑事责任的拓展

德国著名刑法学者乌•金德霍伊泽尔教授首倡的安全刑法，是对贝克、吉登斯等风险社会理论在刑法领域的拓展。安全刑法理论一经提出，就对传统的罪责刑法理论产生了重大挑战，近年来在德国和日本刑法学界出现了不少有关“刑法与危险”的论著。“罪责刑法向安全刑法转向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罪责刑法不能满足法秩序共同体在风险社会中对安全保证现实的需要。”［17］在乌•金德霍伊泽尔教授看来，人们的实际安全生活需求之所以不能满足，在于抵消社会危险的“监督机器”长期以来没有进行革新，越来越不适应风险社会的发展需求，作为“最有效的降低干扰的工具”的刑法“监督机器”有必要进行革新。［18］“安全刑法所关注的重点在于行为人所制造的风险，意图通过对危险的刑法禁止来降低和避免这种风险的实现，从而实现安全。”［19］安全刑法将风险的刑法防卫线向前推置，并在刑事责任领域进行了相应的拓展:一是预备犯刑罚的扩大化，因为如果不对某些预备行为采取特别早的措施，刑罚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的;［20］二是危险犯刑罚的普遍化，尤其是对抽象危险犯的处罚颠覆了传统刑法理论的罪责原则———对具体的个别法益的侵害或危险的具体故意或过失是归责的依据，而抽象危险犯的危险是拟制的危险，并未引起实际危害，也未引起法益的具体危险;［21］三是责任范围的扩张和责任形式的多样化，行为人可能由于他人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如个人责任之外的责任，刑事责任主体不再限于个人，法人刑事责任的重要性凸显;［22］四是出现了弥补传统刑罚不足的保安处分。安全刑法也有其内在的风险，其拓展的刑事责任一旦在刑法适用时被滥用就会走上其反面成为新的社会风险来源，成为推毁人们社会实际生活安全与自由的最大危险。

(二)风险社会中两分法民事责任体系的修正与变革

根据传统民法理论，民事责任分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契约责任以违反契约约定的义务为基础，侵权责任则以违反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法定义务为前提。在交易不甚复杂的近代时期，传统的两分法民事责任体系尚可以应对社会需求，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工业革命、城市化、高度危险来源的出现、公司化和垄断化等一系列变化已经改变了大陆法系诸法典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23］262－280如何维持、修正或变革两分法民事责任体系以适应上述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庞德式的悖论:“法律必须稳定，却不能静止不变。”［24］卡多佐说:“无论是静止不变，还是变动不居，如果不加以调剂或不加以制约，都同样具有破坏力。法律如同人类，要活下去，就必须寻觅某些妥协的途径。”［25］4民法学者如何寻求两分法民事责任体系与日益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妥协的途径呢?一是主要扩张侵权责任，建立起以注意义务为核心的侵权责任制度;二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核心扩张契约责任。这两种方式都是在两分法民事责任体系的框架内进行，但德国学者克劳斯•威廉•卡纳里斯主张建立一个介于契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之间的第三种责任类型，将先契约义务、契约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后契约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等这些新类型的民事义务统称为保护义务，违反保护义务而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一种信赖责任，我国也有学者提出借鉴德国法上的“统一保护义务关系”学说，构建一个“契约—侵权—保护”的三分法民事责任体系。［26］59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民法学者在二分法民事责任体系内部无论是通过扩张侵权责任还是扩展契约责任，都没有突破民法作为私法的本质属性，但从二分法民事责任体系到三分法民事责任体系则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突破。因为三分法民事责任体系中的保护责任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私法责任，它是在民事主体地位的平等性、互换性基础丧失的情形下调整民事关系的民事责任类型创新。保护责任的民事主体不再是“近代民法中的人”———“植根于启蒙时代、尽可能地自由且平等、既理性又利己的抽象的个人，是兼容市民及商人的感受力的经济人”［27］7，而是“现代民法中的人”。在现代民法中，为了适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各种风险挑战，为了适应自由主义国家向福利主义国家的转变，发生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转型。这一转型的特征表现为:具体人格的出现，对财产所有权的限制，从追求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从法之安定性转而为社会妥当性的价值取向等等。［28］77“实际上，现代民法中‘人’的人格在‘抽象化’(‘戴面具’)与‘具体化’(‘穿衣服’)之间徘徊。”［29］132这种徘徊也印证了“民法的现代模式并非完全取代其近代模式，而是构成两者共生的现象”［1］5，印证了现代民法只是对近代民法的原理和原则进行了发展和修正，［30］286如二分法民事责任体系的内部扩张和三分法民事责任体系的倡导。这种徘徊也反映了现代民法所面临的一种后现代困境，因为从后现代主义视角观之，“‘现代民法’中的‘现代’也具有后现代的某些品格”［29］129，依托于后工业社会的“现代民法”实质上也是民法学者的一种现代化反思与回应。“当下的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不是人类的终极性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因此任何阻碍或反对制度创新或秩序重构的主张或视角都应受到反思和质疑;与此同时，任何支持或捍卫制度创新或秩序重构的主张或视角也同样是一个必须接受审查或反思的开放性问题”［31］43，传统的民事责任体系自然也不可能是终极性的制度安排，如何克服传统民事责任体系的局限性进行制度创新或秩序重构，同样需要以开放的态度进行审查和反思。就此而论，无论是在二分法民事责任体系内部扩张侵权责任或契约责任，还是突破二分法民事责任体系构建三分法民事责任体系，都是一种封闭性的理路，都是出于坚持或捍卫民事责任作为一种私法责任所进行的内部修补，而没有跳出私法责任的桎梏去进行新的责任制度创新。

(三)风险社会中的公共行政与行政责任的发展

现代行政法本质上是规范政府行政活动的控权法。从风险控制的视角看，政府行政活动的目的是要预防和控制各种风险，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人们实际生活的安全。但是正如风险社会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旨在控制风险的行政活动又成了新的风险来源。政府对此承担何种责任成为风险社会中的行政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以强制性行政行为为主的行政执法很容易沦为政府推脱责任的借口，导致对行政活动风险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以上挑战，出现了“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行政行为模式转变，与之相应的是“行政责任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行政责任范围的扩展、责任形式的全面、规则原则的严格化则是其具体表现”［32］53。行政责任不再局限于违法行政责任，还应当包括不当行政责任和合法行政责任。不当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对其不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所引起的后果承担的责任，体现了行政法的合理原则。合法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是行政补偿。

三、风险社会中的经济法及其责任制度拓展

以上论述表明，在传统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的进程中，在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领域都出现了法律责任制度的变革现象。这是传统法律责任体系为满足不断发展变化的风险社会需求对工业社会时期构建起来的传统法律责任制度的内部修正。除此之外，在传统法律责任制度之外还会产生出新的法律责任制度。

(一)风险社会中经济法的产生

产生现代经济法的19世纪下半叶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在此阶段，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来累积的各种风险集中暴发。市场失灵的经济风险危及到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凸显了工业社会时代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尽管工业化使得社会物质财富暴增，但是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严重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兴起。在美国，就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追问:“是否应当让财富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并让所有生产工具的管理权集中起来而不受限制性立法约束，或者是否应当设法对经济过程加以管理以利于人民大众。”［33］88在德国，社会主义者安东•门格尔于1890年就强调指出，《德国民法典》能够提供给产业工人这个阶层的东西太少了;德国民法学者卡尔•拉伦茨甚至认为，《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者没有看到或没有充分考虑到产业工人这个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崛起，所谓的合同自由并不能为他们提供诸如免遭“任意”解雇、免受不公平的和苛刻的合同条件的帮助，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或其他财产，必须依靠从事雇佣劳动才能维持生计，这种经济状况不允许他们行使这种自由权利。［34］67－69如果用法律语言来表述工业化以来的社会关系和思潮的巨大变革，就是“由于对‘社会法’的追求，私法与公法、民法与行政法、契约与法律之间的僵死划分已越来越趋于动摇，这两类法律逐渐不可分地渗透融合，从而产生一个全新的法律领域，它既不是私法，也不是公法，而是崭新的第三类:经济法与劳动法”［35］77。竞争本身具有反对停滞、促进革新的作用，但在不平等条件下开展的竞争，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不正当竞争最终将毁灭竞争本身。“《德国民法典》第138条和第826条包含了对滥用垄断地位行为的限制，但它对制止和防止垄断的形成、反对卡特尔以及其他可以限制甚至消除特定市场领域中竞争的协议却无能为力。”［35］71－72为了维护或恢复以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立法者制定了《反对限制竞争法》(《卡特尔法》)、《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等法律。这些都是典型的经济法。尽管在英美法中没有形式意义上的经济法，但“缺乏对经济法的科学阐述并不意味着英国不存在此类法规，而只说明对这一概念没有从实务和学术的角度进行阐述。”［36］32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都不乏经济法的重要实践。总之，经济法的产生是应对工业社会所致的经济和社会风险的另一种选择。为了应对市场失灵的经济风险，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成为国家运用经济法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为了应对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风险，保障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等方式为公民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或质量提供物质帮助。旨在预防和消解社会风险的社会保障成为社会安全的有力屏障。

(二)风险社会中经济法的责任制度拓展

如前所述，为了应对工业社会以来的各种经济社会风险，传统的部门法如民法、行政法和刑法乃至国际法等都进行了修正或变革，并拓展了其法律责任制度。但是，风险社会的法律需求不仅仅局限于此，它还可能产生，实际上也已经产生了新的法律现象———经济法。经济法与传统法律制度相比有许多新的特点，在法律责任方面，经济法领域就出现了传统法律责任制度难以包含或解释的责任形态。

1．财产责任经济法领域出现的新的财产责任形式主要是市场主体承担的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如美国反垄断法上的三倍损害赔偿责任、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双倍赔偿责任以及我国食品安全法上的十倍赔偿责任。尽管大多数民法学者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是民法应对后工业社会各种风险挑战的表现，“是传统赔偿责任制度对社会化作出的反应，这种反应已经越出传统民法的范围，但属于现代民法的范围”［37］，但不可否认的是，惩罚性赔偿确实对传统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分类提出了强有力挑战，也对传统侵权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38］从经济法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出发，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根源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法经济学分析表明，实际得到赔偿的受害者在全部受害者中的比例———履行差错的存在是产生惩罚性赔偿的经济根源。履行差错造成了以下的情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其预期责任又限于补偿性赔偿金的生产者将选择低水平的质量管理，而这种低水平是缺乏效率的。”［10］301通过判处倍数于履行差错倒数的惩罚性赔偿金可以促使自私的生产者将社会成本内部化，恢复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生产者严格产品质量管理，促进社会的效率、公平和有序。以上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经济分析表明，惩罚性赔偿责任“保护的是整体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权利或利益，虽然，从工具性价值上看也保护了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但从目的性价值或宗旨看，其主要通过保护所有个体所依存的、作为社会利益载体的经济结构或经济秩序而保护社会整体利益”［39］。故从责任形式的主要功能来看，它应是经济法责任而非民事责任。

2．行为责任行为责任就是以行为受到某种限制为代价而承担责任的方式。在经济法领域，市场主体承担的行为责任方式有禁止令、恢复原状、缺陷产品强制召回等。禁止令可以制止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防止损害的扩大;也可以预防将要实施的违法行为。禁止令是美国反垄断法上的一项重要救济措施。我国《反垄断法》第48条也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责令停止实施集中。依据我国《反垄断法》第48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责令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这就是市场主体所承担的恢复原状的经济法责任。经济法上的恢复原状不同于民法上的恢复原状。在民法上，恢复原状(回复原状)是与金钱赔偿并存的两种损害赔偿方法。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13条第1项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者，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外，应回复他方损害发生前之原状”［40］146。即损害赔偿的方法，以回复原状为原则，以金钱赔偿为例外。可见，民法上的恢复原状是对单个的自然人、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所受损害赔偿的救济方法;但经济法上的恢复原状不是针对单个主体所受的损害，而是面对整个市场，是为了恢复竞争的市场结构。在美国执行反托拉斯法的历史中，曾经分拆过不少垄断企业，如1984年就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一分为八，美国微软公司也差点被一分为二。在日本，为恢复竞争的实施排除措施命令包括:禁止命令、强制交易命令和分割命令等。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是经营者对存在危及人身安全或财产安全的危险的产品，依法将该类产品从市场上收回，并免费进行修理或更换的制度。依据该制度，经营者负有召回缺陷产品的义务，此种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经营者不履行该义务时，由主管机构责令强制召回缺陷产品，即经营者要承担缺陷产品强制召回的责任。此种责任不同于合同法上的瑕疵担保责任。瑕疵担保责任是为了保障合同目的的有效实现，缺陷产品召回责任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利益和公共安全;瑕疵担保责任一般属于任意性规定，当事人之间可以依照约定排除之，缺陷产品召回责任则属于强行性规定，当事人之间不可以通过约定限制、免除或减轻之，因为它不仅涉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还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它也不是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它不以发生实际的损害为前提，其功能不是为了填补已经发生的实际损害，而在于对缺陷产品所致危险的预防。缺陷产品强制召回责任体现了国家对市场风险的防范和规制，凸显了经济法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是经济法领域产生的典型的新的责任形式。在立法上，美国1966年在汽车行业根据《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明确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召回缺陷汽车。2004年我国国家质检总局、发改委、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等四部委颁布了《缺陷汽车召回管理规定》;三鹿“毒奶粉”事件之后，《食品安全法》第53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食品经营者发现其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经营，食品生产者认为应当召回的，应当立即召回;食品生产经营者未依照规定召回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县级以上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其召回。至此，食品领域的缺陷产品强制召回责任为我国法律(狭义)所规定。

3．信誉责任信誉责任是以当事人的信用或者声誉受损为代价而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对于从事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不再仅仅是一种道德信用，更主要的是一种经济信用，信用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的信赖与评价”［41］。声誉与信用不同，它是基于综合素质的积极评价，以商誉(企业的声誉)为例，它主要来源于顾客对企业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积极评价。反过来，社会对市场主体的信用评价或声誉评价又会影响到其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因此，通过信用的评定和公示制度降低市场主体的信用等级或施加其他的负面影响对它也是一种实际的惩罚，使其承担了一种信誉责任，并进而影响其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在国际金融领域，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信用评级机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和穆迪投资服务公司所的信用评级报告对于被评的金融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与信誉责任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如中国商业联合会在2008年了《商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管理办法》;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价体系也已经启动，信用等级高的企业可获得政府、政府部门和银行的政策支持;正在建立安全生产黑名单制度和质量违法违规企业“黑名单”制度。三鹿“毒奶粉”事件之后，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检出三聚氰胺婴幼儿配方奶企业名单”就是一份有力的黑名单，这些企业因此名单而承担各自的信誉责任是不争的事实。

四、结语

风险社会中呈现出一种责任伦理困境，这种困境对传统法律责任制度提出了全面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传统部门法都在试图拓展其责任制度，如风险社会中安全刑法的产生、两分法民事责任体系的修正与变革、公共行政与行政责任的发展、国际责任及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新挑战等。这些变革凸显了法律责任的风险控制功能，但仍然难以满足风险社会的责任制度需求，经济法的产生及其责任制度的拓展是应对风险社会挑战的必然选择。经济法领域出现的传统法律责任体系难以包含或解释的责任形态表明，无论是把经济法作为一个新的法律领域，还是将其视作一种法律思想方法在各个领域的适用，［35］80它对于传统法律责任制度的冲击、解构与重构是客观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