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勘查见证制度思索
时间:2022-04-25 11: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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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规定”),这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是我国深入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但随着“两个规定”的实施和庭审制度的改革完善,犯罪现场勘查程序是否合法、提取物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逐渐成为庭审关注的焦点,也使当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难以适应庭审改革需要的弊端体现出来。因此,对当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进行反思与重建,就显得尤为紧迫。解析
一、对当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的
(一)法律依据
我国现行法律对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规定得较为简略。《刑事诉讼法》第10l条规定:“侦查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应当进行勘验或者检查。”第l06条规定:“勘验、检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98条规定:“……检查的情况应当制作笔录,由参加检查的侦查人员、检查人员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第28条规定:“……勘验、检查现场时,应当邀请一至二名与案件无关的公民作见证人。”第38条规定:“……检查的情况应当制作笔录,由参加检查的侦查人员、检查人员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第48条规定:“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结尾部分……见证人签名。”第59条规定:“现场勘验、检查中需要扣押物品、文件的,……应当有见证人在场。”第61条规定:“扣押物品、文件时,……由扣押经办人、见证人和物品、文件持有人分别签名或者盖章。”《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67条规定:“勘验时,人民检察院应当邀请两名与案件无关的见证人在场。”
(二)见证模式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其主要内容是规定见证人要在勘查笔录中签名或盖章。由此可见,当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的基本模式是侦查机关邀请与案件无关的公民参与现场勘查,见证人以观察勘验检查行为和在勘验检查笔录上签名或盖章的形式证明现场勘查的过程和结果。
(三)法律意义
建立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使见证人参与现场勘查活动,将勘查程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和透明,实现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建立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使侦查权的实施受到了刑事诉讼行为之外的第三方的制约,进而可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确保法律实施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建立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可以证明勘查过程的合法性、所获取证据的客观性以及证据与犯罪现场的关联性,从而使证据具备了可采性。
二、对当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的反思
(一)执行现状
目前,从刑事案件卷宗材料来看,侦查机关在现场勘查环节均邀请了见证人,并由见证人在现场勘查笔录上签名,使该制度从形式上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但从侦查机关办案的实际情况出发,就会发现当前犯罪现场勘查制度尚不完善,其真实的执行情况不容乐观。一是勘查前期阶段邀请难。有些案件发生在荒郊野外,现场周围无人居住,或是现场血腥、危险,或是现场勘查工作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并且现场见证没有经济补偿,使得大多数人不愿接受侦查机关的邀请。二是勘查实施阶段见证难。大多数见证人本身对刑事侦查方面的专业知识知之甚少,加上案件现场扑朔迷离、真伪并存,使见证人几乎无法严格按照法律和现场勘查的要求对现场勘查工作进行全面、仔细、有效的见证,或者只能流于形式。三是对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认同难。不少侦查人员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观念的影响,对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多少有点抵触情绪,如有的现场勘查活动不让见证人亲临现场,即便亲临也不向其出示现场发现和提取的证据,对见证人提出的异议或质疑,不解释说明,仅让其在笔录上签名或盖章了事。四是对现场勘查见证监督难。见证人虽然亲临现场,但是否真正发挥了见证作用,是否保守了侦查工作秘密,目前尚无切实可行的监督方法。有的见证人居无定所、行无定踪,检察院、法院需要核实现场勘查情况时,却无法寻找。五是特殊现场处置难。极少数现场涉密、危险,不宜采取见证人到现场见证的方式,但囿于现行现场勘查见证模式,给基层侦查机关的现场处置带来极大不便。
(二)存在原因
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影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的因素有如下几点:一是见证主体资格不规范。依据现行法律的规定,见证人须“与案件无关”。所以,侦查人员选定见证人时随意性很大。一般而言,会就近在现场围观群众或现场所在地的村干部、居委会干部中选定,但很少去考虑所选人员是否具有相应的见证能力,致使该制度执行流于形式。二是见证人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见证人不属于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也不在法律明文规定的诉讼参与人之列。虽然见证人通过对现场勘查的见证行为参与到了诉讼过程中,但是见证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却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使见证人处于“有实无名”的尴尬境地。三是见证人权利与义务不明确。由于见证人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享有何种权利,承担何种义务,在所有涉及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的法律中均未提及,也就无法保障实践中见证人能够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四是对“两个规定”的执行还不到位。近年相继曝光的一些“负面”案件,集中反映出侦查机关非法取证,审判机关未能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两个规定”实施一年来,还有侦查机关仍停留在学习阶段,还认为获取证据就是现场勘查的全部,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只是给本来繁重的现场勘查工作平添负担,没有落实到行动上。五是现场见证形式比较单一。当前法律规定的现场勘查见证形式仍是见证人到场见证,没有规定利用现场录像等技术手段对现场予以见证,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犯罪现场见证工作的需要。
(三)危害后果
我国设立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在于借此实现对勘查活动的合法性监督与程序性证明,从而提升国家追诉犯罪活动过程及结果的公信力和严肃性,兼具准确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如果该项制度不能严格执行,势必有损法律的权威性,降低勘查的公信力,影响公诉机关在庭审中的举证、质证。所以,要对当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进一步完善,以实现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目标。
三、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的重建
(一)规范主体资格
“与案件无关”是目前对见证人资格的唯一规定。众所周知,见证人是受侦查机关邀请,见证其犯罪现场勘查过程的合法性,而非对案件所知所闻提供证据和线索,属于“程序性”证人,具有可选择性。因此,在选定见证人之初,就要首先考虑其是否具有相应的见证能力,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实际意义。所以,应从见证人与案件的利害关系及见证能力的可信度等方面进行限定:
1.见证人应是与案件和案件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人;
2.见证人应是有完全行为责任能力的人;
3.见证人应有法律学习或相关从业经历;
4.见证人应属本地常住人口或在本地有固定住所。
(二)完善法律依据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6条的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人、诉讼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显然,见证人不属于诉讼参与人的范畴。但见证人亲身参与了现场勘查这一诉讼程序,监督现场勘查工作依法进行,甚至还要出庭证明现场勘查获取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所以,应该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增加“诉讼参与人”的种类,将见证人规定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并赋予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如有权对现场勘查人员的行为提出意见:有权过目犯罪现场发现、提取的痕迹物证;有权阅读现场勘验笔录;有权在勘验过程中得到安全保证;有权要求得到适当的经济补偿。但见证人必须服从现场勘查人员指挥;见证现场勘查的全过程;保守现场勘查秘密;按时出庭作证等。
(三)严格执行“两个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作出原则性规定,即“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也明确了对于明显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予以排除。包括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没有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笔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勘验、检查笔录存在明显不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的情形,并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明的等等。因此,侦查机关要摒弃“重实体、轻程序”的片面思想,既要关注证据的收集,更要强调取证手段的合法性,提高证据的证明标准。特别是办理命案或其他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大要案件,在收集关键证据时,更要聘请见证人随时同步动态监督,把好证据关。
(四)组建专职队伍
现场勘查环境中没有条件和时间对见证人做适当培训,专业性极强的勘验工作就有可能使不具备见证能力的见证人无所作为。因此,可以考虑组建专职见证队伍。可从公检法司部门随机抽调不承担本案相关工作的人员,跟班作业,对现场勘查活动予以见证;也可由侦查机关聘请一些为人公正的公民作为专职见证人,并对他们进行相关法律知识培训,告知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实行轮流跟班作业。这样既保证了见证人的见证能力,也解决了特殊时段、特殊案件邀请不到见证人的难题。
(五)适当给予补贴
针对刑事案件现场及其勘查工作具有特殊性和部分群众不愿充当见证人的现状,应借鉴目前部分法院已实行的证人出庭作证费用补偿制度,对见证人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偿,如误工补助、误餐补助、车旅补助、保健补助等,以充分调动见证人的积极性。不论在任何一个国家,证人出庭作证都是其一项法定义务,这种法定义务是针对国家而承担的,因而在证人出庭作证而受到经济损失时,国家应该给予一定的补偿。同时,这种补偿也是一种激励机制,通过对证人的补偿从而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六)拓宽见证形式
除了邀请见证人之外,还可录制犯罪现场勘查的影像资料,真实形象地记录犯罪现场痕迹、物证的提取与扣押过程,达到见证之目的。现阶段,各地的基层侦查部门都已经具备了进行录像的硬件设备和技术水平,对现场勘查中的见证过程实行同步录音录像,是目前较为可行的方式。如果在庭审过程中,辩方对重要物证的发现和提取过程提出异议时,可在法庭上公开播放该录像视频从而发挥程序性证明的作用。特别是一些现场偏远、涉密或存在危险隐患,无法邀请见证人参与勘查的案件,采取全程录像的手段记录整个现场勘查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就能很好地弥补当前犯罪现场勘查见证制度存在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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