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我国立法检视与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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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象，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整治的重点，公安部门不断惩治、打击，但收效甚微，专项行动过后，性服务业又“蓬勃”发展。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对现象进行思考。在现阶段的中国，现象还包括以为中心内容的其他伴生物，已经形成了不同层次、供给不同需求的颇具规模的“地下性产业”。从不同于社会常识形态的角度出发，现象实质上是一种“灵肉分离”，人们对的态度取决于对待灵肉分离的态度。而处在这种现象之中的“从业者”，即者的身份和性质，是与一般的雇佣劳动者毫无异处的。因此，在理性分析后，对者，我们不该采取深恶痛绝的打击方式，试图彻底根除它，当务之急是要宽容地对待她（他）们，不要损害她（他）们的尊严，防止扩大打击面，更加合理有效地查获和处理者。

[关键词]现象的实质者现象的治理与控制

现象，在我国已不能用“死灰复燃”来形容了，众所周知它正在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发展。所以我们所采取的“扫黄”政策也不仅仅就这一单一行为，还涉及到“三陪”、“制黄贩黄”等伴生产物。现象，在现阶段的中国，它虽然不属于《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但它的违法性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它是否具有实际存在的社会危害性，却是值得商榷的事。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社会现象无论存在于什么时代都是丑陋的。要想合理、有效地预防、制止、打击这种现象，需要对现象已发展到何种程度有正确的认识，更需要对的从业者本身有正确的认识。这不仅仅要求我们理性地认识，更要求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

一、的实质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都循规蹈矩地生活在既定的性秩序中，先爱后婚，在家庭中进行合法的性生活，再进行生育和传宗接代，这几乎是生活的定式。但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冲击着以往一切被人们认为是美好的情感，这些情感包括推崇和寻求爱情、自尊、人格完整这样一些精神事物。经过这样的冲击，“今天再也没有人怀疑‘性’能否脱离‘爱’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1）。这里的“性”“爱”分离用“灵肉分离”则更为贴切。“强奸”是一种灵肉分离，“性贿赂”是一种灵肉分离，“”也同样如此。在西方中世纪大行其道的肉体禁欲主义，它也可以证明“人其实完全可以做到灵肉分离，而且只要不强迫别人，那么就对社会无害”（2）。问题在于，“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所怀疑的，实际上是爱与性相脱离的合法与合理问题”（3）。归根到底，的实质是这种活动过程中所必须的或必然产生的灵肉分离。而人们是否接受性与钱的交换，取决于人们对侍“灵肉分离”的态度。

在这里笔者不想就态度的来源问题进行讨论，因为这是一个极度尖端的领域，潘绥铭教授也承认这里的障碍在于缺乏一种适用的研究方法（4）。

但不是思考就这样终止了，从另外的角度思考，这才刚刚开始。

二、全面考察、分析现象

就其定义而言，是指“不特定”的男女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不特定男女双方之间的相互勾引、结识、讲价、支付、发生手淫、口淫、性交行为是行为的行为构成要件（5）。依照这个定义，“三陪”，色情服务业制黄、贩黄及组织、容留、引诱、强迫妇女就不能列入到其中。但是作为“社会丑恶现象”、作为“扫黄”的对象，这种现象只是所有相关现象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如果不把其它相关现象纳入到考察、分析的视野中来，就难以对现象做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一）者的数量

据公安部门统计，1984年全国查处人员12281人次，到1989年突破10万，1991年突破20万人次。从1984年到1991年，累计查处62万人次。到1992年增加到25万人次，1993年是24.6万人次（6）。1995年1——5月，全国共查处11.3万人次；在1996年4月开始的“严打”中，查获14.2万人次（7）。如果从1994年到1997年的全年查处人次持平，仍然是每年25万人次的话，那么从1984到1997年，全国就累计查处过212万人次（8）。

据？扫黄。神圣的使命？这样具有权威性的书分析，1991年前后的“查处率”是25％——30％之间。而据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的问卷调查，有过行为的人，至少会在官方数字的10倍以上（9）。

我们可以从数字上看出，决非是“沉渣泛起”，而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二）现象的层次分流

在整个现象系统中已经形成了分流和不同的层次。从女的角度看，已有二奶（与纳妾、傍大款或事实婚姻不同）、包娼、“出台”的陪女、“叮咚小姐”（指自己租住宾馆，通过电话拉客的女）、“发廊妹”、“街女”、“住工棚的女人”七种分类和由顶至底的排列层次。处于不同层次的女都有自己不同的动机，而且这种动机存在着想逐层上升的特点，但有时遇到市场不景气也会出现向下降的情况。

从取向上看，也形成了不同的层次，针对不同的顾客，提供不同的“服务”。由最初的直接性服务扩展到性服务的所有方位，包括“三陪”、桑拿浴、按摩、脱衣舞表演和洗脚等等。而且分层后的模式，基本上都可以巩固而形成固定的模式。但到近一、二年来，有了更进一步的变化和分流：除了“二奶”仍是顶层外，按摩女已上升至中上层，她们主要提供性的行为“服务”和一些性的人际关系。而仅仅出售性交机会和性器官的女，就成为了最底层。还有一点特殊的就是仅仅从事“三陪”的女性，则转向专门的“陪伴服务”，反而从直接的中解脱出来。

从组织者控制哪个层次女数量和拥有的资金和“关系”上看，也有“大户”与“散户”之分。在最初的发展中，散户占有优势，但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逐渐形成了“两头是散户，中间是大户”的局面。上述的三种层次状况，相当大的部分取决于嫖客的需求，可以预想今后可能出现的再次分流。而下面的层次状况则取决于老板。无疑，从业者是要受老板剥削的，问题在于方法不同，强迫程度不同。

从对女的控制程度上，也可以分为运用直接的人身、精神强制手段，运用“经济强制”手段和并不直接组织、也不强迫这样三种情况。

最后，业的真正的利益集团是那些或明或暗的老板们，而这也呈现着“强龙”和“地头蛇”之间从合作走向斗争的特色，而且很可能会形成某种社会力量，甚至出现一些隐蔽的政治斗争（10），这是应该更着重注意的地方。

对以上状况的表述和分析，我们得出现象从根本上说是钱推动着一切，如此大的规模和现状，从经济学角度讲，已完全具有产业化特征，只不过与正规的产业相比，它只是“地下”而已。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处在这个产业中的者呢？

三、理性认识者的身份和性质

这个问题中隐含着对原因的分析。因为只有对者的身份和性质有正确地认识，才能探究她（他）们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身份和性质，进而阐明这一特定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写道：“在以虔诚著称的十二世纪，商品行列里常常出现一些极妙的物。当时一位法国诗人所列举的兰第市场上的商品中，除衣料、鞋子、皮革、农具、毛皮等物以外，还有‘淫荡的女人’。”（11）这里马克思已把妓女视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马克思还写道：“任何市场上除了小麦、肉类等之外，不是还有妓女、律师、布道、歌舞场、剧院、士兵、政治家吗？这帮人得到谷物和其他生存资料或享乐并不是无代价的。为得到这些东西，他们把自己的服务提供给或强加给别人，这些服务本身就有使用价值，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12）

同时，马克思还认为，当妓女是老板的雇佣劳动者时，她们是生产劳动者。而且所有的服务随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会转化为雇佣劳动，服务者也转化为雇佣工人，在性质上与工人是相同的。因此他说：“从娼妓到国王的各种各样活动的价格——也受到调节雇佣劳动价格的同一规律的支配。”（13）

马克思已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上，分析和确定了妓女的雇用劳动者的性质和身份，并把妓女称为像计件工资劳动者那样出卖肉体的女人。恩格斯也明确指出：是私有制和剥削的必然产物。

“一语惊醒梦中人”，上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足以说明和解释现象的原因。

四、现象的治理与控制

在我们全面考察、分析现象和理性认识其原因后，不难得出这样的推断，只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之后，现象才会彻底根除，这是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所应该认识到的。

而我们如今在“扫黄”专项斗争中，在旗帜鲜明的“禁娼”中，是否在指导思想上有些“”呢？但是上面的推断并不代表在中国的现阶段对现象就无法治理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