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自治的社会价值研究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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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私法自治社团

摘要：私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价值原则的经典表述，使经济、社会生活获得了一个完整的基础法律体系以及成熟的法治模式和法律方法。市民社会的私法自治具有积极的价值内涵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不仅给个人提供了一个受法律保护的自由领域，使个人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而且导致了多元化的社会自治权利的伸张与扩展，集中展现了国家权力回归为社会权利的过程，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民主化管理。

自分工与私有制产生以来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市民社会从国家的对立与控制中逐渐获得解放与独立的过程，以市场经济为母体的市民社会本质上要求按照自身的运行规律来进行经济社会活动而排除外在的不必要干涉。不论如何解释和定义，市场经济的首要涵义都应该是一种经济自由运行的社会性市场机制和以市民个人与自由社团为基本单元的大众平等的经济参与过程。与此相适应，社会将产生以市民个人与自由社团为基点的独立自治和平等参与的社会民主。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定中，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结构基础———区别于国家意义上的自治的市民社会。自治下的发展是市民社会的最终追求，市民社会的三大法权要求：产权的保障、自由的生成与交往理性的契约化在实质上都是自治的要求———这三项法权要求和起来就是：资源占有基础上的自由而平等的生活与交往。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最终指向的正是有效规则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的自主与自治。一个社会的自治程度表征着这个社会法权要求的实现状况。

因而我们在市民社会范围内讨论法权要求，最终必须落实到自治上来，这是市民社会法权要求的价值旨归。这种基于应然法权要求、对市民社会内部各种经济社会关系的自主维护与自治保障主要是借助于私法来实现的，“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私法是关于个人相互间的关系的法，私法所保护之法律的秩序，主要是该关系当事人之个人利益”，在现实中，人们主要是通过作为法权要求的最直接体现的私法来认识法、接受法、践行法的。正是因为私法与社会生活最为切近，最易影响人们的思维与行为，人们借助于私法的自治，可以积极追求与维护个体的自由、权利与发展，推动市民社会自生自发良性运行机制的产生，故而人们能够在私法中最为深刻地领略到法的精神实质，法也在私法中找到了实现自身、表达价值的最佳形式。

一、私法与自治私法作为市场经济与社会生活一般条件与法权要求的直接的、经典的表述，其理念与原则集中体现了人类文明、进步生活的基本规则和社会成员对权利、自由的憧憬与追求。

私法之为“法”，其实就是将这些基本的规则和追求赋予了法律的形式，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法权原则往往都是首先在私法中得以确认的。私法“以人为中心，以权利为基点，以行为为手段，以责任为保障，为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法治化作出了科学的建构，使市场经济获得了一个完整的基础法律体系以及成熟的法治模式和法律方法”。对于市民社会内涵的法权要求，私法均有其明确的阐释：私法用财产权利制度表述市场的产权要素，它归纳出财产的概念，用以涵盖实物、资金、稀缺性利益等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社会资源，并将财产权利系统化；私法用人身权制度，表述社会主体的独立与自由，确立了独立自由人格的真义，而自由与理性选择的挂钩则实现了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市场无非是契约的总和，独立自由的权利主体通过契约平等地让渡自己的商品及其产权。私法正是以契约来表述市场的，在私法中，契约被表述为包括法律要件、意思表示、订立、效力、履行、变更、终止、违约及其救济等等在内的体系化的制度，而对权利主体平等性的确认则是对等级身份和特权体制的彻底否定。正是以上法权价值原则构成了私法的精髓和灵魂。如果私法能够将这些价值原则生活化为人们的理性习惯与内在的信仰，它就将有效的实现市民社会的自治———一种私法精神下的自治：“承认个人在私法领域内，就自己生活之权利义务、能为最合理之‘立法者’，在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之条件下，皆得基于其意识，自由创造规范，以规律自己与他人之私法关系。”就我国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私法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既表现在私法体系的逐步完善，比如私有财产入宪与《物权法》的制定与实施，也表现在私法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效力愈益凸现。自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近现代社会特质的一个典型维度。不仅作为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主张通过控制国家权力而追求市民的自治与个人的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主张通过消灭国家而达到完全的社会自治与个人的解放。社会政治哲学视野中的“自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自治是一种依靠社会成员自我管理自身事物并对其行为负责的社会管理形态，按照不同标准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市民自治的私法涵义则相对要窄一些，它是社会自治的初级或低级形态，因为在市民社会以外，毕竟还有国家的存在与调控。市民社会的自治基于应然的法权要求，其特点主要有：自治的范围仅仅限于市民社会的领域，自治的性质是社会性的，是独立、自由的市民个体对市民社会的社会事物和习惯的自主管理。自主的内容主要包括私人生活、市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自主，私营经济的自治管理，社会性企业的自主，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和事业组织的自主管理等内容。市民社会的私法自治，其组织与活动基本是由民间形式完成，不需要政府的直接介入；自治的主体是市民和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市民社会的成员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的成员，当他们作为市民活动于市民社会时，充当的是社会角色，执行的是市民社会的功能。当他们作为公民活动于政治社会时，充当的是政治角色，执行的是政治社会的功能。只有前者的活动才具有市民自治的性质。

二、私法自治的个体价值意蕴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趋势，作为现代性的必然要求，市民社会的私法自治具有积极的价值内涵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必将对公民个体的自由发展与社会结构的有效形塑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

对此，我们可以从市民个体与社会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从个体而言，第一，自治是私人权利的实质，私法自治使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得以充分实现。私人权利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自治权，自治作为权利的本质属性，只有在以自治为圭臬的私法与私人权利中才真正得到体现和实现，在任何别的权利中都不可能像在私法和私人权利中体现和实现得那么充分。只有真正具有自治基质的权利才是真正的权利，没有自治就没有权利，就不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权利。因为人的权利总是在只有体现了权利主体的自由意志时才会感到是权利，也才真正是权利。基于意志的自治是权利与权力、权利与强权、权利与特权的根本区分标准之一。“私法自治给个人提供一个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使个人获得自主决定(Selbstbestimmung)的可能性”。正是因为私人权利最为充分地维护了个人的私域，体现和实现了市民的自治，因而私人权利是所有权利中最重要、最适当、最合乎人权的权利，否定私人权利是对权利乃至对人的根本否定。私人自治权利的充分享有和切实行使既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

以历史观之，一个人们不享有自治的私人权利的社会是得不到多大发展的，实质上是一个不发展、不发达的社会。第二，市民社会产生了必须而且能够彼此独立和自由的进行活动的公民个体，这就使得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和社会民主具备了人格基因和个体前提，市民社会的自治正是独立自主这种成熟人格、理想人格的表现。“所谓私法自治，是对理性的人不断追求人格独立、人格完善、充分开发智慧、大力进行创造性劳动，争取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的自主选择的尊重”。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内容和表现之一就是自治的不断扩大和真正实现。要真正使人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成熟的人、理想的人就在于真正尊重和保障人的私域与自治，只有自治才切合人的本性。每一个社会个体与组织都能够充分地实现自治，这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没有造就全社会人的独立自主、维护全社会人的私法自治，社会就不能发展。第三，自治的法之精义是：自己是自己的立法者、自己是自己的执法者。作为私法自治的最基本的体现和实现的契约，对于缔约人本人来说就是法律。人们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为自己执法，远远比别人给自己立法，执行别人给自己立的法要主动得多、积极得多，因而效益也高得多。第四，私法自治表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机关能够认识一切、决定一切、支配一切，因而不能完全统而治之，更宜分而治之，让各行为主体根据自己的知识、认识和判断以及直接所处的相关环境去自由地选择自己认为最适当的行为，去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因此，实行私法自治是人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理性不足和认识有限这一客观事实所决定的。这也就是说，私法自治是克服人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理性不足和认识有限的根本方法。因为各市民主体或组织在法定范围内就自己的事自治，它涉及的范围相对较小、关系相对简单、所需的信息较少、反应较快，所以比国家统一决策往往更准确，小范围的决策失误也远比集体决策失误给社会带来的震荡、损失和破坏要小得多。此外，自治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和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而且能够极大地利用分散在社会中各个人的知识和才能，集思广益，这也是私法自治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五，私法范围的自治也是人的任何行为真正有效实施的“动力机制”。自治为公民的法律行为注入了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否则，人们的行为只能是被动的、消极的和没有效益的。如果没有效益或效益不高，从法的角度看，往往是因为否定了自治制度或没有将之完全贯彻。在这个意义上，私法自治是动力之源，效益之泉，要促进或加速社会发展就必须确立私法的自治制度。一个社会之所以比另一个社会发展得快、发展得好，其法律原因往往就在于该社会确立、贯彻了私法的自治制度。第六，市民自治绝非放任自流。黑格尔指出：“任性并不是合乎真理的意志，而是作为矛盾的意志。”他尖锐地批判道：“当我们听说，自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只能把这种看法认为完全缺乏思想教养，它对于什么是绝对自由的意志、法、伦理等等，毫无所知。”

实质上，一个人人都享有自由，人人都能据私法自治的社会，不可能真正导致个人极端任性和为所欲为，并且只有当每个人都享有自由与自治时，才能真正防止、杜绝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放任自流。因为当每一个人都享有自由，能够自治时，自由和自治就只能是相对的、有限制的了———这也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法权要求相互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使得每一法权要求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彼此制约。公民之间的相对独立取消了人身依附和等级结构状态，使个体能够自由地进行自我活动。这种个人(社会组织)的自由、自治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与微妙的均衡。实践证明，个人极端任性、为所欲为大多发生在个人自由不充分、个体自治不落实的地方。个人的自由与自治是防止个人(组织)极端任性、为所欲为的根本途径。就我国现实而言，要想真正发挥私法自治对于公民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功能，一方面，在宏观上，必须彻底打破阻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原有体制的束缚，推进市场经济的成熟与完善；另一方面，在微观上，必须在实际的生活实践中着力培育与私法自治相适应的公民独立健全的理性人格，不仅增强其权利意识，而且要发展其责任观念。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有利于私法自治价值意蕴的历史性展现。

三、私法自治的社会价值意蕴从整个社会的层次来看。

第一，市民社会的自治权利构成了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分解，形成了权利与权力的相互制衡，遏制了公权力的专断倾向。市场经济打破了单元板结的同质性的传统社会结构，引发了巨大的体制变迁与社会分化：阶层和利益日益分化，资源占有分散化，社会组织日益多元化，思想观念日益多样化。市民社会的这种发展与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集权体制的阶级结构基础、经济基础、组织基础和思想观念基础，最终导致了多元化的社会自治权利的伸张与扩展。现当代实践发展的这种态势提供了一种国家与社会并存但外延和功能相异的二重分化之结构状态与观念模式：国家虽然仍以民族共同体的形式凝聚着社会的力量与个体，但其权力运作已不再是完全垂直达于个人，在国家之外，还存在着拥有相对独立和自由结构的社会。国家权力逐渐恢复公共权力的本来面目，服从、服务于人民整体利益和市民社会的需要，只掌握必要的公共职能，其范围仅限于“如果政府不做就根本不会做的那些范围”。政府只有在执行广泛保护生产、自由和财产的普遍规则时，才可以合法地干预市民社会。逐渐缩小的政府职能不断还原和分解为社会成员普遍的平等自由的自治权利，传统的权力和特权被分散在每日忙忙碌碌并精于计算和斤斤计较的、遍布于全社会的市民个体身上，“许多经济决策分散给相对独立的个人与企业”，从而“政府分裂为许多小部分的国民本能”。

而大量的事物则由社会自行管理，以实现“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这一国家权力回归为社会权利的过程，就是国家把原来垄断自市民社会的部分社会权力最大限度地放还给作为其基础的市民社会，“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过程。国家原有集中权力的消解必然促使市民社会的权利扩大，因为权力与权利实际上体现的都是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而在特定时期，社会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因而权利(权力)总量也是有限的，两者的发展呈现的是一种反比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的发展“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从这一意义上讲，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外在于公权力的领域，而是“深深地穿透这种权力的一种力量，使权力处于分立、分散的状态”。权利与权力的界分最终必然要以法律作为统一的运作规则。“区别一个自由社会与一个不自由的社会的判断标准乃是，在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个人都拥有一个明确区别于公共领域的确获承认的私域，而且在此一私域中，个人不能被政府或他人差来差去，而只能被期望服从那些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在自治的范围内，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权利，公民都可以自由行使，而不以法律列举的为限。在权利行使上，奉行的是“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在自由的统治下，一切为被一般性法律所明确限制的行动，均属个人的自由领域”。而越权无效则是法治社会中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

它既意味着权力必须以正义来调节社会的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在维护个人基本自由的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而法无明文规定的权力则不得行使，也意味着通过司法审查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对权力的非法行使进行矫正，对其后果予以救济。这样就限制了公权力的专断与僭越，保障了市民社会的私法自治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市场经济在中华大地上的发育、生长和不断完善，中国社会结构也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一个国人相对陌生的具有自主性的市民社会正在孕育与生成。我们应不断推进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使市民社会真正摆脱对国家的过分依赖，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自治功能。第二，社会团体是市民社会私法自治的重要结构性支撑。基于市场经济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的市民社会组织以其自治精神来维护市民社会的权益，对权力进行制约与分享，为民主、法治提供动力，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如果说民主与法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那么现代商品经济就是这枚硬币的金属质料，而结社则为民主法治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结构性支撑———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它才使这枚硬币得以立体形象化”。我们在此所讲的结社不是含义甚广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也不包括政治结社，而是指在市民社会中，人们为了一定的宗旨并按照一定的原则，自愿结成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并采取团体行动的社会活动过程。结社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矛盾发展进程中人们基于共同的需要和利益而自由结成集合体的过程，它超越了严格依赖于社会分工的其他非志愿组织生活，因而体现着民主的、开放的、公共的生活选择和自由、自治活动的深层底蕴。

应当说，社团是自人类社会早期以来就有的相对于部落、氏族和家庭的一种社会自组织活动和社会现象，“它们的目的包括寻求友谊、娱乐、表示与区分身份以及管理功能和寻求或保护经济利益”。但随着阶级的形成和国家的出现，民间的结社活动受到了国家权力的严重扼制，直到近代商品经济发展、成熟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结社自由才成为公民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社会团体自此遂成为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社会自组织力量，承担起重要的社会功能。在现当代社会中，新需求的增长、社会功能的分化、科技文化的进步为结社活动创造了更为良好的条件，市民社会成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除了单独个体的自由行为以外，市民社会主要表现为各种自治性的组织或社团。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自治性的非政府组织或公民社会团体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兴起，规模景象空前。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化程度非常高，到处充满了社团，几乎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特定的社团。人的所有社会活动、社会行为几乎都已经组织化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许多事务已经被各种不同性质、不同大小的社团所。这些社团，比如工会、学校等，以各种方式，为人们提供了许多个人不能提供的服务，使得人们几乎是在依赖这些社团生活。以致有的西方学者宣称：“如果说代议制政府是18世纪的伟大社会发明，而官僚政治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那么，可以说，那个有组织的私人自愿性活动也即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代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正因为社团在市民社会中的重要性与普遍性，它在私法自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才尤为值得关注。

社团依私法而自治是国家公共职能回归市民社会的重要载体，展现了人类自由自主活动的发展走向。国家权力回归市民社会，并不是私人权利的简单瓜分，而是趋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条件的”自由联合体的高度升华。因此，政治国家所归向的市民社会，必然是一个充分展现主体自由自主权利的同盟。社团由此成为人们获得公共生活的重要组织形式，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领域，承担一定的自主互助、自律协同和民主管理的重要职能。一个多元的市民社团按照不同的职业、利益要求、生活志趣、宗教信仰、性别和年龄、生活地域等特点将社会成员纳入到不同的职业团体、利益集体、舆论组织、宗教团体、同性或同辈团体、社区组织等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之中，这些组织纵横交错，形成一种广泛而密集的社会网络，处于这个网络中的每一个社团都负载着特定的社会职能，体现着自治的精神。这样一种自我满足、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多元自治的社团组织是国家之外的次级共同体，是“随着市民社会内部分工创造出新利益集团”来保护自身利益而抗衡国家统治的有效途径。它构成了横亘于市民个人与政治国家之间起中介作用的自组织力量，作为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缓冲地带，它是实现群体利益主张和权利要求的重要通道。“在纵横四溢的个人利己主义和国家的巨大且具有威慑性的力量之间，它们占据中间地位”。

现代社会虽然以人权的形式宣示了人的独立自主，但单个的人在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时毕竟仍是弱小无力的，国家权力行使的越界很容易造成对个人权利的侵犯。社团组织作为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结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二者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它把具有相同利益和需要的人们结合成团体力量，使社会成员在与国家力量的“讨价还价”中摆脱孤立无援的境地，避免了作为个体来直面国家权力的压力，从而为抵抗强权政治、保护个人自由筑起了一道必要的防线。“活跃于市民社会舞台上的大量自治性、多元性、社会性和开放性的社会团体，就成为相对软弱无力的公民联合起来，去抗衡专权、暴政的‘堤坝’和监督权力的‘社会独立之眼’，形成肯定自我和借以抵御国家权力的‘免于控制和约束的自由社会空间’”。另一方面，它在将社会成员对国家的诉求合理化的同时，也为不同利益的凝聚与表达开辟了必要的渠道，并设定了利益矛盾冲突得以化解、社会不满得以宣泄的“安全阀”———社会稳定机制，以削弱和消减非理性、无序化的社会行为，使不同群体的利益和权利要求得以有效实现。正是基于社团的如此功用，阿莱托和科恩才断言：“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建立具有民主的结构和沟通性协作(communicativecoordition)的自由而自愿的社会团体一直是市民社会的理想。”社团的自治实践是社会成员获致合理角色、提高参与能力、培养合作与秩序精神的有效方式，是推进民主与法治、实现社会化、民主化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一方面，结社是一种志愿组织，社团成员在享受团体保护的同时，也要接受团体的自治规范，以保证组织的权威性和一致性。

而且随着团体规范“趋于一致性的压力进一步增强，迫使个人更趋向于规范的方向”。这样一种协同一致的公共活动无疑有助于克服个人权利行使的自发性、孤立性和不稳定性，确立自律、有序而稳定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结社塑造了社会化的理性个体，结社活动“能有效地培养和提高其成员自助协同意识和适应并改变危机情景的能力，塑造成员的理性自由观念、平等互助精神及自主自律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由于社团的生成具有自愿性、组织形式具有自律性、活动方式具有自主性，因而它始终代表并展示着高度的民主参与精神，为民主和法治锻造着参与的技能基础，培养着公民的民主意识。直接民主制虽然是民主的理想模式，但社会条件的限制使得代议制的间接民主成为现实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多元、自治的市民团体就成为广大公民进行民主活动的最为现实的基地：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愿望，依据自由意志而自觉地组织起来，其活动贯穿着高度的民主自决原则和弹性原则，成员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参与团体决策和参加团体活动。这种直接的民主实践不仅使成员能切身体验，感悟民主，也能使成员学会民主技能，养成民主习惯。罗伯特•达尔认为，没有这种自治组织的民主实践，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层面上的民主。科恩在其《论民主》中也指出：“归根结底，促进与支持任何形式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的习惯是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培养起来的；只是思想上认识它的重要性是不够的。公务员之家

民主要在大范围内取得成效，就必须先在小范围内实行。这并不是说这些小范围的社会都必须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但必须有公民直接而且普遍参加的，像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那样的重大活动，使他们有机会培养必要的态度与气质。他必须具有实际参加的经验，并亲自体会这样作确能使大家得到利益与满足。如缺乏直接自治的经验，间接形式所要求的那种气质决无从机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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