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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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是法治和德治的内在要求，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作为行使治理权力的主体，首先要从四个方面构建法德合治的体系：既要立法，又要立德；确保民权，倡导公益；权出于法，力以德行；爱民安民，富民教民。

关键词：法律；道德；以法治国；以德治国

一、既要立法，又要立德

1、立法者要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使命，立法要引入道德价值标准，德治能行法。

作为治国的手段，法律属于制度层面，道德（指主流道德，下同）属于精神层面，但就本源的意义说，道德与法律是一体的。法律是什么？其实就是对道德的起码要求赋予国家强制力的结果，法律的内容与起码道德的内容是重合的，道德就是法律，法律就是道德。人们在行为时，一般不会去区分自己的行为是道德行为还是法律行为，法律和道德最终都要指向行为，因为在评价一个人时，首要地是看其行为而不是其想法。因此国家机关也是道德机关，法律人士也是道德卫士。基于这个命题，首先立法者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应该有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估，要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的依据，过高和过低地估计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过高的要求会被视为暴政，过低的要求会被视为纵恶，都不能达到治国的目的。立法者要预见到，所立的法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否出于自愿而遵守。但是法律也不能过低地估计社会的道德水平，要及时而恰当地肯定道德发展的成果，实际上，可以把法律的发达史，看作道德的发达史，例如，孟子提倡“民为贵”的政治伦理，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历代君王及臣僚不可能有这样高的道德水平，因此古代的法律就不可能把民众利益置于君王利益之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法律不能贯彻“民为贵”的理念，就显然落后于道德的发展要求，并且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因而这样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再如，反腐败是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起码要求，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是坚决支持的，但是反腐倡廉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切实地发挥他们的道德力量，没有落实他们对腐败行为的监督权和控告权，以至在比较清楚地了解腐败行为的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劝止，不愿举报，甚至不愿协助调查，久而久之，社会以能贪、敢贪、成贪为荣，以至出现了较多的窝案和串案。因此，法律要及时反映和巩固并借助道德发展的成就。现在法律界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就法律谈法律，重视研究法律条文的逻辑关系，忽视法律与道德及其他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的互动关系，这应该引起警觉，防止把法律和法治引向死胡同。具体到立法领域，要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把法律大厦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2、道德卫士要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道德建设要借助法律手段，法可固德。

道德卫士首先应是法律斗士，要以法律的实现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要有自觉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道德卫士对法治的趋势要高瞻远瞩，为法律制定摇旗呐喊，为法律条文作出道德的注脚，把法律条文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和内心信念。要熟悉法律设定的权力义务，不能停留在法律属性和概念的层次，更不能拿着法律的片言只语对法律说三道四。要善于运用法律的权威强化道德的权威，坚信法治能厚德。

法能厚德，德可明法，但法与德毕竞是二个不同的系统，看不到法与德的冲突的可能性是认识上的近视。就二者本身的构成因素来看，法律是一元的，道德是多元的。即使是当今的主流道德，也是多元的，从道德主体之间的关系来看，有夫妇道德、父子道德、公民道德、市场道德、职业道德等等，例如，父慈子爱是父子之间的道德，自古以来，天经地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公民之间经济交往的道德。现设计一个案例以说明二者的冲突可能性：甲贫病交加，其二十岁的儿子乙救父心切，在得不到其他途径帮助的情况下，盗取了邻居二万元现金，并作好了坐三年牢的准备（事前他查阅了刑法第264条），全部用于甲治病。甲病愈后，在一次洪灾中抢救出了十万元的国家财产。对乙的盗窃行为，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就不一样，并且道德评价内部也有矛盾，从父子道德看，乙的行为无可指责，因为尽管甲很可能不赞同乙的行为，但从乙的角度看，只要能挽救甲的生命，就应不惜一切（决不杀人越货），显然对乙的行为无可指责；从公民道德看，乙的行为是不符合道德标准的，因为被盗者对乙和甲没有直接的救助义务；因此道德内部发生了价值冲突，在此基础上，与法律也发生了冲突。可见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可能性是存在的，其实从尧舜到孔子到韩愈，一直有法律与道德矛盾处理智慧的追问，但是他们的智慧没能解决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对这个矛盾，应该这样处理，第一，做任何事情，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法，法德合治也一样，应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为标准；第二，处理道德内部的价值冲突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即“小圈子”服从“大圈子”，要取道德调整效能的最大值，否则社会就会混乱，当然，要把道德冲突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因此对上案的处理方案是：犯罪成立，量刑从轻或减轻。

因此作为治国者，既要立法又要立德，德不能破法，法也不能破德；一手拿经典，一手握宝剑。

二、确保民权，劝导公益

1、充分保护民权，是法德合治的制度基础民权是法治的源泉和真谛，这是法治理论的基本命题。如果我们不敢承认民权，人们就不能认同“我”是集体的一分子，也不好理解“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并不排斥个人的民主权利，而是追求个人民主权利在社会同步前进的基础上的最大化，比极端的个人主义更快、更多、更稳妥地实现人们的利益。

社会主义法律要充分保护民权，这是实现法治的基础。在一次国企股份改制的调查中，调查员问，改制以前员工对本厂国有资产被领导贪污或被盗是什么态度？员工说，一般不管；调查员问，现在是什么情况？员工说，现在既要管，也敢管，因为我有股份在里面，企业章程也明确规定了我的权利。企业改制，使企业员工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的利益，使企业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法律和道德的也获得了实现的力量，一方面，国家对国有财产、个人财产的法律规定得到了遵守，另一方面，企业领导和员工的爱厂如家的道德也有了制度保障。

民权的范围不局限于经济民权，还有政治民权，它包括选举权、监督权、批评权、弹劾权、罢免权、抗辩权、请求权等，它是依法办事和廉洁从政的基石和依靠，是遏制和根治腐败的利器。近年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是实现民权的一种较好的尝试，特别是东北等地的“海选”，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在村长的选举中，党组织起一个指导和监督的作用，政府也不提候选人，由村民报名参加竞选，在选举时，竞选人主要靠自己平时的名声和竞选演说来赢得选票；村民竞选、选举热情非常高，选举权的行使率达99%，选举顺利完成了预期目标。“海选”给我们这样一些启发，第一，不能过高地估计人们的政治水平，党组织和上级政府的“导航”作用不能忽视；第二，不能过低估计人们的政治能力，不要以为不符合我们的行为习惯和思维定势就是没有政治能力，即使是普通农民，他们也有自己认识和表达民权的路径和方式。联想到这么一个故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一个老农来见，纳头便拜，孙先生赶紧避让，并扶起老农，说现在是民国了，不能这样，老农激动地说，我见到民主了，我见到民主了！老农很可能没读过三民主义的册子，也不真正知道民权制度，通过孙的言行，老农以特有的方式，体会了民权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权的认知。对自己幸福最有发言权和选择权的应该是自己，只要是智力健全的成年人，就能行使政治民权，只不过是治国者要帮其找到行使权力的适当方式。第三，选举权是政治权的核心，“谁的人谁能管”，我估计，基于村民的压力和自己的诺言，“海选”村长任职期间，会真正努力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职责，至于以权谋私、贪污公款、欺上瞒下、粗暴专横的现象可能大为减少甚至绝迹；同时从宪法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海选村能得到较好的实现。我认为新闻界和学术界能否对“海选”村进行隐蔽的长期的追踪访问和研究呢？第四，下级的行政抗辩权是政治民权的重要内容。我国行政诉讼法把行政机关内部的争议排除在外，使得宪法和部门法规定的监督权、批评权、控告权在行政领域落空，同时党纪政纪规定的道德要求也会落空，这是我国行政法研究和立法的一片荒地。在下级的行政抗辩权得不到切实保护前，谁敢批评上级的专横？谁能“扔掉”上级的“小鞋”？很多案例显示，敢于抗辩者会为此被压制、被调离、被辞退、被伤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这样一种现象，下级对上级、部属对领导的言行是比较清楚的，不管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但是对上级的违法行为，下级一般不愿“吱声”，决不多管“闲事”；个别比较“高明”的上级，将一部分不法利益与部下分享，部下对不法利益不要也得要，况且有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这也是“窝案”发生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谁来制约上级？目前的做法是：空泛的号召＋举报＋上级检查，举报方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背离，中国人信守与人为善的信条，对举报者的评价不高，特别是被举报者违法不是严重的情况下，举报者会视为“小人”，决不会是英雄。上级检查作用不大，因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出现在上级面前的形象都是经过“包装”了的，上级很难看到“庐山真面目”，上级由上级监督，上级的上级由更高的上级监督，越往上，监督者越少，监督力量越薄弱。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信，权力不受监督往往会走向腐败，而监督的力量之最大源泉不在上而在下，在广大的民众之中。谁来监督上级，这个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确保政治民权是必由之路。

文化民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文化民权的核心是接受和传授人类文明的教育权，经济和政治民权在观念上的表达权（宪法称之为言论自由）。教育权的普及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表达权的脆弱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观念领域有一个矛盾突出地存在，你唱你的调，他依他的韵，说的做不到，做的不敢说。究其原因，第一有些宣传调子不分对象，造成了政治经济与思想的割裂，如对“大公无私”的宣传有所欠缺，对共产党员，不仅要宣传，而且必须做到大公无私；但对一般社会成员，则只能要求他们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由于舆论宣传缺乏层次要求，因此普通人感觉到，似乎不认同大公无私就无地自容，所以把大公无私写在纸上，挂在口上，但不在心上，也不能付诸行动。第二，对一些法律明确肯定的，在客观上普遍存在的，对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行为或方式不敢或不愿加以道德的注解和肯定，例如对炒股，至今没有那位伦理学者作出系统的、肯定的评价，因此股民也疑惑自己是不是投机分子，不务正业，有“大户”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以戏谑的口吻说：股民最爱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肯定了的民权，在观念上不敢表达，在道德上置于未决的状态，该断不断，反受其乱，以至人们看不到股民投资的一面，只看到投机的一面；以至误导出一些观念，只要能抓钱，可以不顾一切，因此消极因素被放大了，道德的威力被消减了。

文化民权是对经济民权和政治民权的反映和巩固，法律赋予的权力，道德要赋予正义。只有人们从内心深处和个人民主权利出发，才能真正内在地需要法律和道德，这是法治和德治实现的基础。

2、积极劝导公益，是不断进步的阶梯在现代，一个国家如果不承认民权，毫无疑问这个国家是落后的，将要崩溃的；如果不提倡公益，这个国家是不会再发展的，也是会崩溃的。现在的情形是，很多地方需要“献爱心”，舆论宣传也不遗余力，但“献爱心”的人还是那么稀有，前段舆论抨击一位“阿姨”广告，一管可窥全豹。劝导公益，是养德之道，养德可以行法，法治、德治和公益有内在互动的关系。如何促成三者良性互动？从法治的角度看，要出台系统的公益法，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要保护“献爱心”者的正当权益，要为他们撑起法律的保护伞。从德治的角度看，要及时关注公益活动的新鲜事物，要作出道德的反响，要让他们美名远扬，甚至流芳千古。道德学问的巨子应致力此事，乐于此道。道德家们还有一个任务是弘扬国粹，从孔子到孙中山，多少道德文章有待我们去发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天下为公”，这些传颂千古的良言警句，不正是中华民族道德历程的真实写照吗？不正是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基础吗？事实上，关于公益对法治与德治的推动，我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权出于法，力以德行

1、一切权力必须来自法律的授权，一切权力必须置于法律约束之下

中国古代也有法律、有法制、有法治、有德治、有法德合治，唐律“一断于法”，“一准乎礼”，“以礼入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但是与今之法治、德治比较，最大的差别是权与法的主次，古代权大于法，当今应法大于权。权在法上，其结果必然是人治，出一清官实属不易，而坏官则能为所欲为，法律成为利益取舍的工具，道德只是虚假的标签，久而久之，国将不国，这是中国人治历史多次重演的一幕。在当代中国，法大于权、权自法出的思想载入了宪法和法律，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权大于法、法自上出、法自官出的言行随处可见，不必置言。

如何保证权在法下？首先一切权力必须来自法律的授权。权力是个多元的体系，依国家权力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依权力内容分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依权力主体分公权和私权，依主从分有领导权和员工权等等，现在突出的问题是领导权的限制和员工权的强化。现在的领导特别是一把手有用人权、评议权、奖惩权，但是这些权力仅仅来自上级的授权或习惯，例如，公务员的公开招聘，这被看成是人事改革的巨大进步，但是选拔的标准和程序，没有法律的规定，基本上是由部门领导凭自己的经验提出几个条条，主考再加上自己的好恶；选拔出来的人如果有“才”，很可能是领导的复制品，如果无“才”，很可能是领导的关系户。对入选者的培养、考评、奖惩的几条内部原则，但也掌握在领导手里或心里，或在酒杯里，个别部门领导成了“诸侯”或独霸一方的“土皇帝”，法治和德治在这里是缘木求鱼。按照法治和德治的要求，公务员的聘用和管理应该有一套法定的标准和程序，不因某个领导的好恶而改变，并保持相对的稳定；领导在行使管理权时，也应是有法可依，领导只能对事务的目标和完成的技巧施加影响，而不能随意改变公务员办理事务的程序和目标，以及不能随意委任和免除职员的职权；在评价公务员的业绩时，也应有法定的、具体的、详细的、定性的和定量的标准和程序，要以客观性、公正性、科学性和效益性为价值取向。在这个基础上，领导不得不或习惯于按法律办事，专制和违法的土壤被铲除了，在法治的环境里，干出违法的勾当就不象现在这样容易了，腐败就会不治而愈，领导的公务价值、法律价值、道德价值都能较好地实现。在这种环境里的下级或职员，能专注于自己的岗位职责，敢于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也能依法行使对领导的监督权和建议权，他们的公务价值、法律价值、道德价值也能较好地实现。当然法律对领导权力的制约和公务效率的完美结合是一个核心问题，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概括言之，权在法下则治，法在权下则败。

2、一切权力的行使应引入道德评价，一切权力的行使要援引道德力量

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办事不是自动实现的，客观上法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法律主体的行为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包括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等等，道德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影响，道德能使法律的效益最大化。以某卫生局（甲）对某饭店（乙）的行政处罚为例，有三类行为方式，第一类，甲以行政处罚为工具，不管乙的卫生搞得多好，经常向乙榨取钱财，乙向甲交“罚款”成为例税；第二类，甲不以“找钱”为目的，但对乙的处罚简单化，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交付被处罚人，收钱走人；第三类，甲首先指出乙的违法之处，指出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分析违法行为的主要原因，提供某些解决困难的信息，再处罚。第一类处罚权力的行使，于法于德都应否定，第二类处罚权力的行使，合乎法而失于德，指职业道德，第三类既合法又合德。三类执法效果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第三类是执法效益的最大化；其关键优势是法德合治，把权力的行使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使处罚对象既“口服”又“心服”。有人会怀疑，执法人员哪有时间做“精致功夫”，笔者认为，如果以办案的数量为评价执法者的业绩的指标，当然做不了“精致功夫”，但如果以解决多少矛盾作为评价标准，执法就能更精致些。本节的结论是：权出于法，力以德行。

3、人事制度要引入道德的一票否决权

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很容易，小偷能做官吗？贪污分子比小偷，谁的危害性大？有暴力倾向的人能做官吗？经常打老婆的人是不是有暴力倾向？惯于撒谎的人能做官吗？虚报政绩是不是撒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类人既违反法律又违反道德，违反法律的人缺乏最基本的道德，无德者执法掌政必成苛法暴政，与社会主义目标是南辕北辙。无德必无位，有位必有德。道德否决权要赋予法律的效力，至少要表达这么三个意思：一是道德记录是任人的依据，一是依道德记录的具体情形，规定不同期限的“禁任”期，一是在任官员，如有道德问题必须辞职。希望在世人面前能展示这么一个形象：公务员是正人君子、道德楷模。

4、反腐倡廉，要拘小节

要正官德、树民德，必须从小节管起，小节不保，难立大义。现实中以下现象司空见惯，警察不抓小偷，工商不管奸商，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等等。如无得力措施，其发展趋势是，官员什么酒都敢喝，什么钱都敢收，什么人都敢用，什么事都敢做，什么法都敢犯，什么德都不管用，甚至什么人都敢杀，社会上是黄赌黑白泛滥，欺蒙拐骗横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员腐败不是败于一时一事；现在有一种做法是，反腐倡廉，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实质上不是保护官员，而是害了他们，不能到他们不能自拔时，而等着“善后”。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拘小节，不能立大业，治官的法律要不厌其祥。

当然，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不仅仅是国家机关及其成员的事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个命题永远是正确的，老百姓有治国的权力、义务和责任是本篇立论的前提，不过在中国这个封建主义传统影响深远的国度里，国家机关及其成员，在治国过程中确实起着“龙头”的作用，同志在延安时就说到，干部队伍是关键，因此可以说，国之本在民，民之命在政，政之绩在官，官之绩在治，治之窍在法德合璧。

四、爱民安民，富民教民

1、热爱百姓是法德合治的前提

热爱百姓并不是社会主义时代独有的道德，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西方人把纳税人看作是衣食父母，敬之爱之听之用之，其实这是政治道德的基本规范。但是范仲淹的境界在中国古代一般人达不到，西方人的观念与中国人相左，官是父母，百姓是子民，这是笔者提出问题的原因。热爱百姓是打造当代中国道德体系的第一号工程。

热爱百姓是公务行为方式的内在要求，因为公务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百姓，接触的是普通的平民，公务员如果把公务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不把它作为事业来追求，那么对待百姓的求助就很难做到笑脸相迎、竭诚办事，就很难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很难“慎独”。热爱百姓也是市场规则的要求，姑且不说百姓是衣食父母，起码百姓交税是公务员工资的来源，是典型的价值交换，甚至可以说，是百姓给了公务员一份工作，不应该对百姓存一份感激之情吗？同时热爱百姓是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政治的目的是让百姓的利益最大化，否认这一点、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而增进百姓利益的前提是热爱百姓。公务员之家:

2、百姓安居乐业是法德合治的基本目标

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在这里，中国古代圣贤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经济是基础，法律与道德是经济的产物，没有经济基础，最好的法律、最高尚的道德都是不可想象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最后都要落实到以经济立国。发展经济，造福人民，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共产党人的基础目标，是政治活动的价值取向，是政治质量的衡量标准，是天下大治的首要条件。具体地说，百姓安其居、乐其业是治国的基本和基础，建国五十来，特别是党的三步发展战略的第一步温饱工程，及稍后政府提出的安居工程等等，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我国深化改革、持续发展的基础，应该说中国已经有能力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并能基本解决安居问题。但是应该看到社会上还有一部份弱势群体存在，主要是偏僻地区的农民、下岗工人、贫困学生和遭遇天灾人祸的人等，后三者的分布有分散性的特征，虽然绝对人数很少，但全国各地、各个学校、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衣食住行不同程度地存在困难，但由于得不到妥善的帮助，对社会的副面影响非常之大，对于坚定社会主义信仰，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法治国，弘扬传统美德，弘扬集体主义精神，是一种强大的腐蚀剂。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要从经济入手，借助法律和道德的手段，首先，要依法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和实施机制要健全起来，要列为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要与政绩考核结合起来。其次，要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美德，丰富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要把“献爱心”、捐资、慈善等行为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使社会关注、热心慈善事业，并充分肯定慈善贡献者对慈善财物的分配权、监督权、获得荣誉权、荣誉使用权。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可以使改革大业事半功倍。

3、百姓富裕起来是法德合治现阶段的核心目标

三步发展战略的第二步和第三步目标的实质是让百姓富裕起来，从整体意义上讲，第二步战略即小康水平已经达到了，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此，就会让人家小看我们，攻击社会主义，藐视中国共产党，因为，不论从人类发展的现有水平、发展趋势看，还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看，抑或从世界竞争趋势、人类开拓精神看，都不能停留在小康水平，因此中央提出“富而思进”的口号，是及时的。在基层工作中，我们注意到，有些基层干部，特别是那些乡镇企业较好、经济较宽裕的地区的基层干部，认为现在的老百姓生活比七十年代好多了，有吃有穿，干部在前些年确实劳苦功高，现在应该“后天下之乐而乐”了，因此胸无大志，忽视群众继续创业的积极性，怠于政务，逐渐丧失了对群众的感召力和凝具力，正气渐弱，邪气日升，法纪不张，道德滑坡。这是极其危险的，不仅会丧失改革的既有成果，而且会阻碍改革的深化。

发展才是硬道理。让百姓富裕起来是法德合治的必要基础和核心目标。如何实现富裕目标与法德合治的良性互动？第一，树立第二次创业的勇气和信心，以“三个代表”为思想指南，凝聚民心，团结群众，开拓进取。第二，坚决落实以法治国的方略，坚持依法办事，培育百姓的法律意识，把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纳入法制的轨道上来，把自己的热情和智慧融汇到法治的过程中去。第三，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关心民众疾苦，弘扬社会正气，打击邪恶势力，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拓展和丰富社会主义的道德内涵。共产党人和一切干部应该成为进步的象征、法律的化身和道德的楷模。

4、培养百姓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情操是法德合治的重要方式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刑指法律，德、礼指道德，撇开法德的具体内容不谈，孔子的主张仍然有其科学性。社会成员不仅要能遵守法律，而且要以违反法律为耻，以护法崇德为荣，使法律与道德在人的心灵深处达到内在的和谐与统一。而这种统一不是自动实现的，培养百姓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情操是统一的重要方式。在当今社会中，对法律意识和道德情操培养的重要性，已没有疑义，但如何培养，则是一个很值得研讨的问题，从中国法制历史的经验看，现在面向基层、面向百姓、面向当地的工作做得少了些，应该多发掘“本土资源”，充分利用其可信、直接和熟人熟事的特点，把当地重大的法律活动、道德故事作为教化的主要内容，开发“乡土教材”，更能唤起百姓的认同感，潜移而默化之。

当然，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其意义和方法远非本篇所能尽言，本文只是探索性地提出，法治与德治必须结合，法可厚德，德可固法；同时，法治与德治有其基本的结合点，我们要积极探索这些结合点，才能把法治与德治的结合落到实处并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