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过失犯罪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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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的理论之争

由于对共同犯罪的共同性的本质的理解不同，刑法理论界对“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得出了肯定与否定两种结论，同时，亦有学者主张限定的肯定说。

肯定说一般为行为共同说与目的行为论者的学者所主张。行为共同说是主观主义的共犯理论。该学说认为犯罪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表现，而共同犯罪的“共同”正是共同恶性的体现，而共同犯罪的行为不过是实现共同犯罪人主观恶性的东西。因此，共同实行犯只要主观上有自然行为之共同意思，客观上具有共同行为就足以构成。因此，过失不影响共同犯罪的成立，共同过失犯罪是成立的。而目的行为论者将过失行为理解为一种不注意的目的行为，也是一种意思行为，当然可能构成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犯罪。

否定说一般为犯罪共同说学者所主张。犯罪共同说是客观主义的共犯理论。该理论主张，共同犯罪是两个以上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参与实施一个犯罪，因此，需要行为人有对构成要件结果之认识及对于这种结果的希望或者放任等故意的共同要素。因此，在犯罪共同说的支持者看来，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系至关重要，而共同过失犯罪不可能具有这种意思联络，因此不可能成立共同过失犯罪。

限定的肯定说则认为，一般不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但当各共同行为人负有法律规定的共同注意义务并共同违反了该义务时，就应当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为日本学者大冢仁，其认为，“在进行适应犯罪论体系的考察时，就可以看出其(过失犯)成立共同正犯的余地”，并认为，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从实质上看必须存在着二人以上者共同进行了包含着发生属于某犯罪要素的一定结果的高度危险性的行为，而且，在法律上处理它时，可以课于各个共同行为人共通的防止结果的注意义务”，“在基于数个行为人的过失惹起了犯罪性结果的场合，不是只根据行为人间存在共同行为就当然能够成立过失犯的共同正犯的，只限于共同行为人具有共通注意义务并且存在共同的违反时，才能认为成立过失犯的共同正犯”。(注：[日]大冢仁著，冯军译：《犯罪论的基本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262、261页。)

我国学者从刑法的规定出发大都对共同过失犯罪持否定态度，认为，“法律之所以规定共同犯罪，是因为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故意的范围内互相利用各人的行为而共同实行犯罪……，因此，如果我们是从犯罪构成的意义上，而不是从一般的社会观念来评价共同过失犯罪人的心理状态，就不能认为过失犯罪人之间具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系。”(注：见陈兴良：《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6～437页。)还有学者虽然认识到共同过失犯罪的客观存在，认为，“共同过失犯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犯罪形态，是不可否认的，也是不容回避的”。但同时认为，“共同过失犯的行为人之间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意思联络，不存在实际的分工、协作关系，只是由于某种巧合，才使几个人的过失行为共同造成了一个危害社会的结果。根据共同犯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共同过失犯不能、也无必要作为共同犯罪处理。”(注：参见姜伟：《犯罪形态通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221、221～222页。)亦有学者从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共同过失犯罪持肯定态度。例如，认为“在司法实践中，由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所构成的共同犯罪是屡见不鲜的，而且司法人员也不可避免地要根据每个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对危害结果所起的作用来解决他们的刑事责任问题，这说明，共同过失犯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不承认它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不明智的。事实上，我国刑法已经承认了‘共同过失犯罪’这一概念，刑法第25条第2款关于‘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规定就是一个证明。只不过，我国刑法对共同过失犯罪人不以传统的共同犯罪(即共同故意犯罪)论处罢了”。(注：见候国云：《过失犯罪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194页。)

二、各国共同过失犯罪的立法例

目前，各国刑事立法对共同过失犯罪态度不一，主要有以下不同的立法例：

1.明确规定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同时排除过失教唆犯和过失帮助犯的存在。如我国现行刑法第三节为“共同犯罪”，包括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九条，其中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而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九条分别规定了帮助犯和教唆犯，并在条文中将其列为共同犯罪人的法定分类，从而否认了过失教唆犯和过失帮助犯的存在。

2.未明确规定共同犯罪中的实行犯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但规定共犯(狭义共犯)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如现行法国刑法典第121—7条规定：“知情而故意给予帮助或协助，为准备或完成重罪或轻罪提供方便，为重罪或轻罪之共犯。以赠礼、许诺、威胁、命令、滥用权势或职权，挑动或教唆犯罪者，亦为正犯。”其他类似立法的国家还有瑞典、德国、希腊等。

3.明确规定共同犯罪中实行犯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但未明确规定教唆犯与帮助犯的主观方面，后者的主观方面由判例和学说解释。如日本刑法第61条、62条。

4.明确规定成立共同过失犯罪，如意大利刑法第113条：“数人协力为过失犯罪时，各科以规定之刑。”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国家虽然在立法上否认共同过失犯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持不同的态度，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0年11月10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交通肇事罪存在共犯。而日本的审判实践对共同过失犯罪也持限定的肯定说。

三、共同过失犯罪是共同犯罪中的特殊形态

笔者认为，在共同犯罪中肯定共同过失犯罪的存在，不仅根源于社会发展现实和司法实践的需要，而且对于完善传统的过失犯罪理论和共同犯罪理论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理论上确认共同过失犯罪地位并加以深入研究，符合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高度的工业文明一方面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但另一方面，它也由于其固有的危险性而使社会生活外于某种不安定之中。其中，在许多生产、工作领域，分工日益精细，而任何一个环节稍有纰漏，都将导致严重的危害社会的后果。那么，对于社会生产、生活中有相互分工、协作、依赖关系的行为人因未履行共同注意义务共同过失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情况下适用共同过失犯罪的有关理论，必将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产生影响，且能督促各行为人尽力履行共同注意义务，维护社会安全。

其次，从理论上合理界定共同过失犯罪，符合现代有关过失犯罪理论的发展趋势。近一百年来，是西方社会经济、工业等各方面高度发展的一百年，同时也是西方过失犯罪理论日益受到重视同时有诸多创新的一百年，这两种发展并不是孤立的，恰恰是互相印证的。正是由于科技与工业的高度发展，一方面社会生活的方便程度提高，另一方面却充满着危险，尤其是在高速交通部门、机械、建筑、化学、医药、医疗等行业，一着不慎，其危害结果都是惊人的。那么如何在维护方便生活的同时又能对付预想中的危险呢?西方刑法理论界在过失犯罪方面发展了“危险分配理论”、“依赖原则”、“被允许的危险”等理论来修正和完善传统的过失犯罪理论。因而，过失犯罪理论正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着。套用过失的理论，墨守于陈规的作法显然不适应现实之需。同时，在上述危险行业，社会分工日益精细，这种互相分工、协作、依赖的工作中衍生出一种共同注意义务，那么，未履行这种共同注意义务而过失导致某种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各行为人如何处罚?显然依单个过失分别处罚是不恰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界定共同过失犯罪是能够弥补这种不足的。同时，这也是共同过失犯罪理论符合过失犯罪理论发展趋势的表现。仔细研究日本二战前后的有关判例能够印证这种结论。在二战前，日本大审院时代没有承认共同过失犯罪的判例，但二战后，也即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法院逐渐出现了承认过失共犯的判例，而且多发生在交通、公共安全、机械工业操作等领域。(注：参见林亚刚：《犯罪过失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260页。)

最后，传统的共同犯罪理论中对共同过失犯罪是否存在的分歧并不能说明共同过失犯罪不能成立。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争论的焦点在于共同过失犯罪人之间是否有“意思联络”，且不论双方争论视角的片面性(一方从主观方面，一方从客观方面)，只是这种争论是否能真正体现共同过失犯罪的本质呢?共同过失犯罪是不同于共同故意犯罪的一种特殊犯罪形态，那么将二者毫不区别地适用某一理论是否恰当呢?可以说，无论是“行为共同说”还是“犯罪共同说”，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共同故意犯罪为参照的，无论是“行为共同说”的“主观恶性相同”还是“犯罪共同说”的“主观上必须有意思联络”，都不能说明共同过失犯罪的本质，也不能以此为理由否认过失犯罪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共同过失犯罪的共同体现在它的前提上——即共同的注意义务(关于这一点后文将详加论述)，将共同过失犯罪与共同故意犯罪归于共同犯罪之下的理由，无非是考虑要借鉴共同故意犯罪某些早已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定罪量刑的原则，以及追求二者理论上的某种一致性。

四、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条件

现实生活中，存在许多二人以上由于各自的过失心理实施某种行为造成危害结果的情况，那么，是否对这些情况都不加区别地按共同过失犯罪处理呢?前文已经屡次提到，共同过失犯罪应具有特殊范围。因此，本文所称的共同过失犯罪，是指二个以上的行为人基于某种过失心理，均未履行法律规定或职务、职业要求的共同注意义务，从而导致严重危害后果的行为。下面拟就共同过失犯罪的构成要素来论述成立共同过失犯罪的条件。

(一)共同主体

首先，犯罪主体必须是二人以上，而且各行为人必须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一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一个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或者一个有刑事责任能力和一个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不能构成共同过失犯罪。

同时，笔者认为，对共同过失犯罪主体的身份应作适当的限制。即限定为根据法律的规定或职务、职业的要求负有某种特定注意义务的人。而一般的基于某种巧合，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导致某种危害后果的情形，不以共同过失犯罪论处，只能认为是某种过失行为的竞合。所谓过失行为竞合是指无共同注意义务的二个以上的共同过失行为，如大冢仁谈到的法律地位不同的行为人之间就没有共同的注意义务，因此应否定其共同过失犯罪的存在。(注：[日]大冢仁著，冯军译：《犯罪论的基本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262、261页。)考虑这种身份的限制是出于以下几种原因，其一，前文已经提及到，这里提出共同过失犯罪是科技、工业发展的需要，将主体作如上限制能够最好地体现这种需要；其二，这种主体的限制也是源于共同过失犯罪的前提——共同注意义务，而共同注意义务是共同过失犯罪的核心，主体的限制能够为共同注意义务的界定提供呼应；其三，对共同过失犯罪作主体上的限制也能缩小刑罚打击面，体现刑法的谦抑。(二)共同过失的前提是各行为人须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

共同注意义务是将各过失行为联络在一起的契机，也是共同过失犯罪的核心。什么是共同注意义务?简单地讲，就是法律的规定或者职务、职业的要求有特定注意义务的人，由于工作中相互间存在分工、协作、依赖的关系，每一个行为人不仅负有对自己职务、职业本身的活动的注意义务，同时，对其他与自己活动有关的行为内容也负有监督、协作、关注的义务。即如日本学者大冢仁所言：共同行为人仅对自己的行为的注意是不够的，对其他同伴的行为也应当顾及，这种共同注意义务，从“共同”的含义讲，是相互注意、相互协作、相互关注的注意义务。

那么，如何在实践中确认行为人是否负有共同注意义务?关于过失犯罪的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一般有三种观点，客观说以一般人的注意能力，主观说则认为应以行为个人的注意能力为标准，而折衷说则认为对于注意义务应以一般人的注意能力为标准，而对于注意义务的违反则以行为人个人的注意能力为标准。(注：参见[日]西原春夫：《过失认定的标准》，选自西原春夫主编、李海东等译：《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中国法律出版社与日本国成文堂联合出版。)应该说共同注意义务是作为一个整体注意义务，其义务确定的标准与普通过失并无二致。但是笔者已将共同过失犯罪的主体界定在法律的规定或者职务、职业的要求规定有某种注意义务的主体范畴内。一般来讲，这些行为主体由于某种特定的行业要求，在上岗前需符合一定的职业要求，即已经得到某种较严格的专业技术培训，因此，其对法律、职务或职业规定的有关注意义务应该是了解和知晓的。同时，共同注意义务是各行为人相互注意、相互协作、相互关注的注意义务，举例来讲，如甲、乙、丙三人共负某种共同注意义务，那么只要甲、乙、丙三人之中任何一人履行了这种共同注意义务，就不会发生危害后果，反之，只有三人均未履行这种共同注意义务时，才会导致危害后果的发生。“这种情形下的不注意，不是只要自己遵守注意义务就行了，而是还必须促使其他人也注意，但是懈怠了这种义务。”(注：[日]大冢仁著，冯军译：《犯罪论的基本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262、261页。)这种共同注意义务又有与一般过失犯罪中的注意义务不同之处，即这种共同注意更严格、复杂，需要一种客观的标准来予以操作。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共同注意义务的认定应以法律的规定或职务、职业的要求为前提，即采取客观说。各过失行为人之间有没有这种共同注意义务，就成为区分共同过失犯罪与过失行为的竞合的关键。

(三)二个以上的行为人都有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行为，且该共同过失行为导致了法定危害结果的发生

这里的共同过失行为，是指各行为人均未妥善履行共同注意义务而实施的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作为或不作为。其具体的表现方式可以共同的不作为，共同的作为或数种作为与不作为的混合。就发生行为时间来看，可能是同时实施，也可能是先后实施的。但正是这些也许彼此并不相同或并不同时发生的行为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这是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客观基础。

在刑法理论界，过失教唆犯和过失帮助犯是否成立存在着争议。肯定其成立的如有的日本学者指出：“刑法第61条以及62条并没有要求教唆以及帮助须出自故意，所以，没有理由否定过失的共犯。”(注：见[日]木村龟二主编，顾肖荣、郑树国等译校：《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67页。)这里的共犯就包括教唆犯和帮助犯。而实践中日本也有法院判例承认过失帮助犯。而否定者则认为：教唆者，须认识因自己之行为使被唆者发生犯特定犯罪之意思而至于实行，是为教唆犯之故意。无此故意，教唆犯即不成立，是则因自己之过失行为，偶然引起他人之犯意或过失(即自己之过失行为，为惹起他人犯意或过失之原因)者，不得即目之为教唆。肯定过失帮助犯成立的行为共同说认为，帮助行为是帮助犯主观恶性的表现，帮助行为本身就足以使帮助犯成立，无须作主观上故意还是过失的区别，而否定过失帮助犯的犯罪共同说认为，帮助行为依实行行为而存在，因而，帮助行为必须是“故意”而为之，因此，过失帮助犯不能成立。

笔者认为，过失的教唆行为或过失的帮助行为不应当包括在共同过失犯罪之中，理由如下：

第一，前文已经论述到，共同过失犯罪的主体应做适当身份限制，即法律的规定或者职务、职业的要求有某种共同注意义务的人，而共同过失犯罪理论的提出，也是针对科学发达、分工精细，且使社会某领域处于某种危险状态的行业行为；同时，构成共同过失犯罪，彼此都是分工、协作关系，而不大可能存在教唆、帮助的情形，因此，过失教唆犯和过失帮助犯不应成立。

第二，从理性角度来看，刑法正向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方向发展，而将过失教唆和过失帮助行为纳入共同过失犯罪中，必将扩大刑法打击的范围，将某种社会危险性较小的过失教唆和过失帮助纳入犯罪领域，造成对过失犯罪处罚的扩大化。

因此，笔者认为，将过失的教唆行为或过失的帮助行为纳入共同过失犯罪中，不仅破坏了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初衷，而且势必造成刑罚不适当扩大的结果。而对于某些造成严重后果的过失教唆和过失帮助行为，可考虑在刑法分则中具体规定而单独处罚之。

(四)二个以上的行为人在违反共同注意义务上具有过失心理

前文已经论述到，共同过失犯罪是不同于共同故意犯罪的一种共同犯罪形态，其主观方面不可能像共同故意犯罪那样具有某种意思联络，其主观方面的共同过失就表现为各行为人或出于疏忽大意未曾预料结果发生的过失心理状态或出于过于自信而相信能够避免的过失心理状态，均未履行共同注意义务，而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这里的共同过失心理中的“共同”，就体现在均未履行共同注意义务这一点上。

以上四个构成要素是成立共同过失犯罪的必备要素，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共同过失犯罪。

五、共同过失犯罪的责任分配

我国刑法第25条第2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据此，我国目前对共同过失犯罪的处罚遵循的是各过失犯罪人独立责任的原则，“即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对他人的行为负责，只对共同造成的危害结果负部分责任，即与其过失行为的作用相适应的责任，并不是对整个危害结果负完全责任，这种共同过失的责任原则有别于共同故意犯及单独过失犯。”(注：参见姜伟：《犯罪形态通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221、221～222页。)笔者认为，这种处罚原则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在共同过失犯罪场合，由于各个过失行为人之间存在着共同注意义务，使各个过失行为具有了共同实行行为性，并由其导致了符合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同时，前文已经反复提到，笔者将共同过失犯罪界定在法律的规定或者职务、业务的要求有共同注意义务的主体，那么，一般来讲，这些特定主体的共同不注意导致的危害后果要比一般单个人的不注意导致的危害后果要严重的多。因此，如果按照现有的处罚共同过失犯罪的原则，会导致量刑过轻。

其次，在传统共同过失犯罪的处罚原则中，每个过失行为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对他人的行为负责，不符合共同过失犯罪的主观心理构造，即各行为人不仅自己要遵守注意义务，而且还要促使他人注意。如果行为人只是自己遵守了注意义务，却没有促使他人注意，那么，如果发生了符合构成要件的危害后果，那么过失行为人仍然不能免责。

再次，按照传统的处罚共同过失犯罪的原则，即各过失犯罪人独立责任原则，每个过失行为人只对共同造成的危害结果负部分责任，而这部分责任是与其过失行为的作用相适应的责任。而事实上，不承认共同过失犯罪的传统刑法理论却无法为其提供较确切的方法来进行合理的责任分配，这样则会出现刑事责任承担的不平衡。

最后，传统的各共同过失犯罪人承担责任的方式也不利于加强负有共同注意义务的各行为人之间的互相监督、协助义务，不利于防范各种责任事故的发生。

所以，笔者认为：首先，对于共同过失犯罪行为人，由于其为特定主体的共同不注意导致的危害后果，比一般单个人的不注意导致的危害后果要严重，因此应当较单独的过失犯罪行为人处以较重的刑罚。这里的较重，是相对于单独的过失犯罪而言，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较重，因此，并不与世界上通行的对过失犯罪从轻处罚之原则相违背。然后，在此基础上，应区分各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大小。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行越小，责任越小；罪行越大，责任越大。同时，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大小应当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两方面进行判断。这些理论同样适用于共同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分配。

要在各共同过失行为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刑事责任的分配，首先应当考虑各过失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密接程度，密接程度越高，则应承担较多的刑事责任；反之，则刑事责任较少。考察各过失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密接程度，可以借鉴刑法理论上有关因果关系的学说，各过失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因果联系的大小，是能够反映二者之间的密接程度的。目前，刑法理论上关于因果关系的理论主要有条件说、原因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条件说认为，一切行为，只要在逻辑上属于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者，即存在“如无前者，则无后者”关系的，都是结果产生的原因；如果造成结果产生的有数个，它们都是该结果产生的原因，且所有原因都具有同等的原因力，其作用没有大小之别。而相当因果关系原理实际上是以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常见的两种现象之间所形成的因果联系观念为标准，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客观存在的必要条件能否成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同时，在支持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理论与实践中，在对“相当性”的判断标准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人行为时认识到的或者可能认识到的情况为基础来判断因果关系的有无；客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情况以及行为后所发生并且一般可以预见的情况为基础，由法官根据这些情况进行客观的判断，如果法官认为行为对结果的发生具有相当性，则认为二者之间有因果联系；而折衷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一般人所能认识的情况以及行为人特别认识的情况作为“相当性”判断的基础。原因说则将条件与原因区别开来，而区分的总的原则就是根据作用力大小。笔者认为，要在各共同过失行为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刑事责任分配，必须通过某种标准将各过失行为人导致危害后果发生的原因力根据大小程度不同区别开来，以体现各过失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不同密接程度，进而达到在不同共同过失行为人之间合理分配刑事责任的目的。条件说认为引起结果的条件都是原因，将各种条件做同等价值的判断，显然难以区分各过失行为人之间刑事责任的大小，因此不足为取；而相当因果关系说虽然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各过失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具体到各共同过失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分配来讲，无论是主观说的行为人标准、客观说的法官客观判断、还是折衷说的社会一般人认识标准和行为人认识标准的结合，在判断各共同过失行为人之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联系程度上，都显得过于含混，缺乏可操作性。相比之下，原因说可以弥补这两方面的缺陷，而原因说之中存在着多种观点，笔者认为有力原因说最为可取，主要理由在于，不同条件之间的价值是不相等的，一般来讲，条件越是有力，其原因力越大，那么，其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密接程度越高，则相应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越重。具体到各共同过失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分配来讲，各共同过失行为人均为危害后果产生的条件，但并不表明各共同过失行为人应负同样的刑事责任，根据对结果地发生所产生效力的大小不同相应承担不同的刑事责任。

其次，从人身危险性角度来合理分配各共同过失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需要考虑行为人的过失程度。过失程度就是指过失犯罪人疏忽大意的程度或过于自信的程度，它反映了过失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个人缺陷程度，决定着过失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以及犯罪人的改造难易程度。(注：参见喻伟主编：《量刑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页。)因此，过失程度大，量刑就相应地重；过失程度小，量刑也相应地轻。传统理论和实践对过失程度的考察，一般从“应当避免的程度”、“能够避免的程度”和“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等角度着手。具体到各共同过失行为人的责任分配来讲，各共同过失行为人虽然为法律规定或职务、业务要求有共同注意义务的主体，但并不表明各行为人为从事同一职务的主体，这样，处在不同职务的人应当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程度和能够避免危害后果发生的程度是不同的。如医生和护士在为病人实施手术时，二者都有义务防止手术器械遗留在病人的身体内，医生和护士虽然负有共同注意义务，但是，医生作为手术的主导者，而且一般较护士具有更多的职业培训和较高的职业素养，因此其应当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程度和能够避免危害后果发生的程度较护士要高一些，因此，若发生此种案件，医生应承担较多的刑事责任。同样，即使是从事同一职务的主体，也会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出现“应当避免的程度”和“能够避免的程度”的差异，其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也有轻重之分。

在共同过失犯罪中，要对各共同过失行为人合理确定刑事责任时，同样要考虑各行为人的行为动机。在各行为人违反共同注意义务而导致法定危害结果的情况下，持恶劣、急功近利的动机者应较持善良、利他的动机者承担较多的刑事责任。同时，如果行为人违反共同注意义务是由于介入因素引起的，那么要根据介入因素与危害结果的密接成程度做具体分析。密接程度越大，行为人所负刑事责任越轻，如果某种因素的介入导致共同过失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排除，则该共同过失人不承担刑事责任。

【内容提要】共同过失犯罪是否成立在理论上尚存在争议，在实践中客观存在并不容忽视。本文主要就理论及立法上肯定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必要性及其范围、共同过失犯罪的“共同注意义务”及共同过失犯罪各行为人之间刑事责任的承担等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共同过失犯罪/共同注意义务/从重处罚/有力原因说/过失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