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二元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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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识流式样的文学语言恣意叙述关于法治和法律的学术，似乎是朱苏力教授的一个爱好和习惯。这一点，在他最新出版的作品《道路通向城市》再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我不得不相信他在考入北大法学院的时候原本就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文学青年了。

这本书于2004年5月由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洋洋洒洒写了30万字左右，除去引论以外，大部分是作者近几年来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或者讲演稿的汇集。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尽管这些论文是分别撰写和发表的，却大致是按照我的统一规划进行的，并且在最后编辑本书的时候，为了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也对许多论文做了文字修改，增补了部分文献。”①这表明了作者的一种负责的学术态度以及该著作学术思想的形成与集中过程——所谓“统一规划”也罢“统一整体”也罢，都是作者对中国法治进路和法社会学问题的以往思维瓷片的一种“考古式”粘合。

首先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该书的书名，很有意思地与苏力过去的一部作品《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的书名形成了高调的反差。关于这个书名，作者解释说它是来自凡尔哈伦②的一句诗，是一个关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隐喻，同时也作为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背景和基本制约。我倒是从中看到了隐喻中的隐喻，表明作者对中国法治实践所进行的考虑已经从农村折返到了城市，也许还意味着苏力本人学术思想和立场的折返与转型。因为在前一个书名中，比较明显地反映出苏力把中国法治实践的主要战场设想到了农村，而现在则设想到了城市。这种设想的转移，我认为是科学的与合理的，理由在于，传统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正在发生变革和解构。在过去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的青壮年农民被先进的农业生产力所解放成为了新兴的和现代的中国体力工人阶级，并逐步在数量上和法律权利需求的不满程度上呈正比例地增长着，相对于原来的市民阶级而言，他们对于法治产品的供给有更多的诉求和渴望，他们将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战略性推进力量或者成为战术性破坏力量。中国的乡村被从城市中发射过来的无线电波所包裹和诱惑，也被章鱼般的城市日益吞噬或者压迫，从而对二元中国发出了要求社会平等的城市化或者城镇化诉求，这将导致法律上的地方自治权利要求的增大乃至于联邦主义法律思想的萌芽。中国的农业已经从自给自足型经济转向对城市的资源供给型经济，使得中国辽阔乡土社会中的田园牧歌被契约和货币的嘈杂所哽咽或者替代，这也在不断地提醒着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和苏力等法学家们：大家族式的宗法社会已经彻底雪融，城乡一体化趋势导致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正在占四分之一地球人口的商土中国开始进行，这将使中国的城市（镇）化的乡村和“乡村化的城市”③产生大致相同的法律供给需要。如此，便是城乡二元中国法治实践的切实背景，起码现在越来越清晰和明朗。这样一来，如果苏力的学术视场不及时伴随社会的转型而转型，就要落后于时代了。

而后引起我注意和阅读的，是该书的目录。如果说一本书的名字是“龙的眼睛“，那么书的目录一般就是“龙的骨架”了。分析龙睛看到的是作品的重心所在，而领略目录则可以窥探作者学术思想的脉络和间架结构。该书从目录上看，主要由四个板块组成，第一板块由《你看到了什么？（代序）》、《致谢》和《引论——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三篇文章组成，其中《你看到了什么？》是作者以第二人称方式为自己这本书所写的一个“段落大意”，也是一个“他我批判自我”式样的书评，比较中肯和客观，尤其是对于喜欢文学的法律学术人而言，看完了这个代序，除非你继续对苏力观点后面的论据和语言过程依然很感兴趣，否则，该书其余的文字基本上就用不着看了。当然，法律职业人和非法律专业的普通读者可以在好奇心或者求知欲的驱动下，到后面那些具体的书页里去浏览浏览作者的论据和行云流水般的法（文）学笔触。至于《引论——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是作者已出版过的作品的再次复写，这篇文章也许是作者终生学术思想的灵感之源，它主要探讨了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法治实践的互动和交叉，建立了作者“任何法律的合法性都要从社会中取得”的法治理念。这种理念被作者一再声张与喧哗的目的，是要对中国现在的法治实践进行不断地提醒，让法治回应或者满足社会生活的种种需求；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苏力一直想对主流法学派别也就是规范性法学研究进行“纠偏”，或者是争夺中国当代法学的话语权与公共传播的制高点。第二板块，是该书的第一编，被作者命题为《宪政与立法》，其中第一章的标题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第二章的标题是《当代中国立法中的习惯》，第三章的标题是《最高法院、公共政策和知识需求》。第三板块被命名为《司法制度》则是第二板块中第三章的自然延续或者说深入细致论证，作者用长达四章文字的篇幅谈论了中国的法院、法官、司法考试等似乎是琐碎和细小的问题，企图“揭示这些细小问题中隐含的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制度性问题”并完善中国的宪法政治。我认为，该书的第一章是最精彩的，它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作为在中国实现宪政的“一种更为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进路和言说方式”进行切入，这是符合中国历史特色和国情的，就中国当代历史的和社会的法治发展逻辑而言，作者也确乎是抓住了中国法治实践进路的“七寸”。④首先，就宪法政治而言，实行宪政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当然逻辑基础，如果我们不利用宪法的力量根除“法作为人治的凶器”这一历史病灶，我们中国的法治实践将永无满足大多数人对法治的希望与期盼的可能，这几乎是所有法律人的常识性学术认同了。但是，以往的和现在的法律学术人，多只看到了宪法是一种民主性的反叛和革命成果，而少看到宪法的实质是制约。或者有水平高些的法律学术人，看到了宪法的制约，却只看到“三权分立”的中央权力的横向切分，却难以看到宪法精髓中的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二权分立”的纵向切分。⑤这样一来，那些苏力以外的法律学术人，或者因坚持“三权分立”而可能遭致政治威权的无情棒喝，⑥或者为避祸而钻进了故纸堆里“从本本到本本，从概念到概念”和担任西方法学的搬运工去了。而苏力的聪明和可贵，是既看破了中国的“德先生”之先天性荷尔蒙匮乏的难以治愈或者反向暴勃，也看破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幻想在中国现时与未来的无法实现，转而寻求了《论十大关系》的第五节做实现宪政的药方了。其次，就中国法治实践的资源挖掘而言，苏力极力提倡寻求和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企图在中国传统伦理的温床上培养出“牛肉西红柿”⑦式的法治产品来，所以才有该书的第二章《当代中国立法中的习惯》，希望中国的实然法更多地包纳和整合“习惯”这样一种持久和稳定的地方性或者民间力量，就好象希望西红柿的碱基对能欢天喜地地接受牛肉的碱基对⑧一样。这样的学术思想，固然在方法上是科学的与合理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所使用的学术建构材料也就是概念却是错误的，容后再论。最后，苏力“看到了”贺卫方教授法学思想的巨大法治实践价值前景，企图与贺卫方等法学家以及“法院的力量”配合起来，用“法院的力量”去推开中国法治实践的光明未来，塑造一个以法院为最后领地的法律人职业集团，使得法治的理性在法院裁判的权威下得以充分的施展和生长壮大，所以，作者用大量的文字（共占全书主体七章中的四章，自第109页到第285页，大约15万到16万字）书写了他对法院的失望和希望，如同当年康有为对光绪皇帝的失望和希望一般。

第四板块是结语，也是作者对另一本著作《也许正在发生》的一个过渡。该板块以《面对中国的法学》为标题，论述的是中国法学的宏观问题，切入点却在实证和微观层面，简要分析了2003年两件轰动全国的法律事件：孙志刚案件和刘涌案件，从另一个侧面提出了转型中国的法治问题，也是全书的另一个主题：中国的社会转型要求法学的回应，中国法学必须回应中国的问题。

上面是我对该书的学术思想上的主要感觉，但是并不是我所要告诉其他读者的主要方面。我想说明的主要方面是，该书的语言风格和特色才是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其实不仅仅是苏力，贺卫方、陈瑞华等一干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和其他身居首都的“真正的”中国法学家都具有这种独特的学术语言特点，只不过苏力表现得更明显和更淋漓尽致罢了。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特点呢？简单地说，就是话语霸权。他很巧妙地秉承了首都人的能言善辩和“北京人什么都敢说”的民风，找准了所有法律人的“共同经验范围”，⑨将朗朗的口语夹杂在书面的文字和大家公认的乃至时髦学术词汇和网络语法中，抒发他的法学思想和法学体系，往往在法律人当中产生强烈的共鸣，甚至在非法律专业的学者中也能产生共鸣。这种“话语霸权”的威力，就请你自己去苏力的这本书中去感觉吧。么，这书有哪些不足和问题呢？仁智互见，我也不敢说我代表了谁，只能说说我自己的看法，大体有下列二端：

一、该书的观点缺乏“面面俱到”性。苏力本人也知道这一点，或者说他是一种间接故意式的学术放任。在代序的末尾一段，苏力坦白地自承：他无意追求全面和正确，只是记录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即使被法律学术人诟病和辱骂也接受之，只希望法律人赞美他的学术努力和对国家与民族的真诚的和炽烈的热爱。他只写他所看到的而不写他所看不到的或者是无力看到的乃至于根本不想看到的，这说明了他在本书中的观点有极其明显的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比如，他不谈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也不谈文化上的舆论和道德、也不谈政治上的行政和党派，这就注定了他的学术观点只是漂亮地游走在议会（如果中国确实有议会的话）和法院之间，并将这两个机关的作用之爆发式发挥作为了城乡二元中国法治实践的前景。但是，瑕不掩瑜，有鉴于医治行政权力膨胀或者滥用的良方不在行政权力自身，而在立法和司法功能的社会化强大，所以，对于如何制约行政的问题，已经隐约在其中了。

二、对于习惯法的误读。在本书的第二章中，苏力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查找中国法条中的习惯法证据，并企图说服立法者将习惯尽可能多地纳入法律文本中，以完成他的“法律的合法性只能从社会中取得”的法社会学命题的论证。但是，在他进行了好几夜（也许是好几夜吧？）的电子检索、统计和分析后，吃惊地发现自己的立法理论预期在现实的法律条文中不但找不到明确的答案，甚至连基本的直接证据也找不到（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只有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才有“三代以外（五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的，从习惯”的明文规定，遗憾的是，在苏力进行的电子文件检索中，是不存在这样的早已经失去效力的法律的，所以他没有办法验证自己）。其实，我个人认为，就二元中国的乡村和城市民众而言，所谓习惯，就是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罢了。至于纯粹的和绝对的法理意义上的习惯法早已经隐含在成文的制定法之中了。例如：下雨天戴草帽本是习惯，假如立法者规定：在下雨的日子不戴草帽就不许出门，这是纯粹的习惯法。而如果立法者规定：因为被害人自己的故意和过失所导致的损失由被害人自己承担责任，这便是在归纳推理基础上的成文制定法了，在这种法律里面当然有“下雨戴草帽”的习惯法蕴涵在内（该规范有引导人们下雨天须戴草帽出门以避免自损的规范功能），但却是任何伟大的电脑也检索不出来的。所以，我认为，苏力虽然看到了乡土中国“小型社会”中的习惯法，但是他没有把这种所谓的习惯法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连接起来考虑，所以才导致了他的“为什么制定法轻视习惯？”的疑问。假如，苏力能够及时变更自己所使用的学术概念，将“为什么制定法轻视习惯？”中的“习惯”一词转换为“传统道德规范”，也许就能够弥补自己这一没有“看到”却应该看到的巨大的法治缺陷。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社会，只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道德规范才是可以并且应该被西红柿的碱基对所扬弃性接纳的，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法治实践前景，必然地要以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的双螺旋梯形结构为其基本发展模型，否则，法治便会永远处于政治压迫和文化排异的夹缝中而成为异端，我对此是坚信不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