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传统角度研究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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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者认为，在法律样式上可以说，世界的大趋势是走向东方，走向“混合法”。“混合法”是这样一种法律实践的样式：当成文法宜于社会生活时便运用成文法来裁决案件。当无成文法或现有成文法不宜子社会生活时便创制和适用判例。当立法时机成熟时将判例加工上升为成文法条。在成文法条后面附以若干判例。今天法制建设的使命之一是，自觉重构与完善“混合法”体制。完善“混合法”的关键是完善判例制度。

为此，作者提出了完善我国判例制度的八大要素。

1人类法律实践的规律性表现在法律样式上，即是以“立法至上”为理论支柱的“成文法”、以“司法至上”为理论支柱的“判例法”，和上述两者相结合的“混合法”，其代表便是英国法律传统、大陆法律传统和中国法律传统。

2“成文法”的优点是统一和集中，便于理解和运用。其缺点是割裂了立法与司法间的内在联系，限制法官的主观能动精神，使法官形同一般官僚，成为依法操作的工匠。它既不可能包揽无余，又难以随机应变，其可比性不强。

3“判例法”的优点是详细具体，可比性强，易于随机应变。其缺点是过于庞杂，使人难以理解和运用。这一特点使法律失去民众的基础而成为法律专业人员的专用品。法官的优越地位使他能够选择他认为合适的判例，从而给法官的主观能动性留有大多的用武之地。

4“混合法”是这佯一种法律实践的样式：当成文法宜于社会生活时便运用成文法来裁决案件。当无成文法或现有成文法不宜于社会生活时便创制和适用判例。当立法时机成熟时将判例加工上升为成文法条。在成文法条后面附以若干判例（原始判例或经过加工的判例要旨）。“混合法”样式避免了“成文法”、“判例法”自身的缺欠而又集中了两者的长处，它体现了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性。

5中国法律传统的重要基石是“混合法”。古代先民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认识法。古代的“法”字，正是法官决断争讼所形成的行为规范之义。古人既没有视法为神圣之物而顶礼膜拜，也没有轻视“判例法”的偏见。在“人”与“法”这个古老而普遍的法哲学命题上，古人的结论是“人法并行”，这就使“成文法”的权威——皇权，和“判例法”的精髓——法官的主观能动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6中国的“混合法”是以“成文法”和“判例法”的相互结合和转化来实现的。在数千年的法律实践中，中国法律传统既经历了“判例法”时代（西周、春秋），即“议事以制”（选择合适的先例来断案），“不为刑辟”（不制定成文法典）；又经历了“成文法”时

代（战国、秦朝），即“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此后便是“混合法”时代（汉至清末），即“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苟子语，类即判例及判例所体现的原则）。

7在“混合法”中，“判例法”起着重要作用。从西汉的“春秋决狱”，“决事比”，晋朝的“法比都目”、辞讼比”，唐代的“法例”，宋元的“断例”，明清的“例”，及至民国初期大理院的判例，法官用创制和适用判例的方法弥补成文法典之不足，填充其空白，并用判例具体详细可比胜强之长，助成文法之短，并为成文立法创造了前提条件。

8“分成文法”和“判例法”本来是对立的东西。在中国的“混合法”时代，两者之所以能够相安无事、并行不悸，主要原因是：一，皇权至上的集权政体谐调两者的矛盾，使两者围饶皇权这一核心来运转；二，封建王朝地广人众，导致政治上的集权，而在法律上则是既需要集权又难于集权，其结果是既需要成文法典又需要各级法官（地方行政官吏兼理司法）因地因时制宜，在法律实践上实际上是“人法”并重、“君臣共治”；三，在法律观念上，古人没有只承认成文法而无视判例的偏见，加之，重要的判例常常经过朝廷的审核和御批，判例的价值反而高于成文法典。

9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是在救亡图存的民族斗争中进行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得当时的法律家们不能全面地面向外国法律文化成果，从容不迫地加以评判和选择，从而使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实际上成了“大陆成文法系化”。在“三权分立”、“司法机关不得染指立法事务”等理论的影响下，主持“清末修律”的法律家们在引进西方进步法律原理的同时，抛掉了中国固有的“判例法”（比附援引）传统，开启了向“大陆法系”（成文法）一边倒的风气。

10但是，法律传统是不能中断的。与清末法律家的愿望和设计相反，在民国初期，在封建法律不能用，清末移植的外国法律不便用的特殊社会条件下，大理院的法官们在“司法独立”的旗帜下勇敢地创制和适用判例，把“判例法”搞得有声有色。

11国民党政府时期，“混合法”理论再度出现并影响着当时的法律实践活动。司法院长居正曾指出：成文法与判例只有形式之别而无本质的差异，中国历来就是判例法国家，与英美法系差不多。其间，编纂、研究判例、判例要旨、解释判例要旨的成果层出不穷，关于判例的效力和适用等，已有明文规定。

12新中国初期，在无成文法典的情况下，司法审判是在有关政策（民事政策、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就使得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和判例发挥着实际的作用。1956年、1962年全国两次司法审判工作会议都强调：要注重编纂典型判例，经审定后发给各级法院比照援引。从而使“判例法”获得发展的机会。

13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迎来了法制建设的黄金时代。而法制的恢复与繁荣是以成文立法的加强为标志的。在短短的时期内，大量的成文法典、法规间世了，从而告别了“无法可依”的时代。但是，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暴露了“成文法”的固有缺欠。因为它既不可能包揽无遗，又不可能随机应变。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开始刊登典型案例，这是一个伟大的选择和尝试。它向世人宣告：用判例来弥补成文法之不足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与此同时，法学界开始重视判例的研究，此间，不少学者提出在我国设立判例制度的主张。这一切活动，不论是立法司法，还是研究探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朝着共同的方向前进，这个方向就是中国固有的“混合法”。

14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两大法系各自都发生了方向性的变革，它们打破自己传统理论的束缚，不断向对方靠拢。比较法学者清楚地发现了这一变革。但是，比较法学者的缺欠是草率地宣布中国法系为死亡的法系。事实上，中国法系或中国法律传统是由两大基因构成的：一是“集体本位”（与西方个人本位相对应），二是“混合法”（与西方两大法系相对应）。这两大基因至今未绝。可以说中国法律传统历经数千年一气呵成至今犹存。不仅如此，中国的“混合法”是中华民族聪明才智的结晶，也是人类法律实践活动内在规律性的反映。西方两大法系在法律样式（立法司法活动的基本工作方式）上的共同发展趋势是“混合法”。这种趋势与其说是向别人学习，不如说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在法律样式上可以说，世界的大趋势是走向东方，走向“混合法”。

15在今天的法制现代化建设中，我们既不应拒绝学习外国，又不应割裂历史传统，而应向规律学习。今天法制建设的使命之一是，自觉重构与完善“混合法”体制。完善“混合法”的关键是完善判例制度。这是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

16完善判例制度是一个巨大的法制工程。它需要：一，纠正轻视判例的传统偏见，借鉴英国判例法和中国历史上判例法的优秀成果；二，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普遍的正义原则，作为立法司法活动的指导原则；三，形成高水平的操作能力强的法官群；四，使人民法院真正成为评判是非并予制裁的社会正义的崇高代表；五，一个行之有效的不断自我更新的成文法典群；六，统一的选择、审定判例和编纂判例的机构和相应的咨询研究机构；七，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教育、法学研究工作；八、一个允许判例制度生存发展的政治条件。

17在今天特殊历史条件下，从事判例研究具有战略意义。一切有志于此的法律工作者，应当自觉意识到这一历史使命——因为它艰巨，所以才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