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宪法关系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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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宪法规定，对人大和法院关系的考察

从宪法规定，对人大和法院关系的考察。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机关、团体、个人的活动都必须严格遵守宪法，作为国家机关组成部分的人大和法院均系由宪法所出，二者的职责分为在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因此，从宪法本身来考察人大和法院的关系，是对之进行准确界定的基础。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形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此可见，人大是我国的权力机关，人民通过先觉自己的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全国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关，对国家的一切重大事务享有最高的决定权，地方各级人大是地方的权力机关。人大的职责范围包括立法权、决定权、法律监督权等，同时，宪法规定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议行合一”，《宪法》第3条规定：“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有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即法院是唯一的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专门的国家机关。由此可见，人大与法院之间不是平行的、相互制衡的分权机关，而是组织者和被组织者的关系。但是《宪法》第126条也明确规定了法院独立先使审判权，部首其他单位、个人的干涉。这就表明，审判权只能由法院单独行使，即使是产生法院的权力机关——人大，也不能代替法院行使审判权，这种权力的分工也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因此，由对我国宪法的考察可以得出人大和法院存在以下的关系：

（一）立法者和执法者的关系

人大是我国的立法机关，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法院审判权的行使具体体现在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审判活动，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要遵守相关的程序法律，并依相关的实体法律、法规对案件进行审理。法院只有严格执法，才能防止司法权的滥用，维护司法公正的实现。而“徒法不足以自行”，人大制定的法律，也只有通过法院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才能真正发挥其作为法律的价值和功用。因此可以说人大和法院的目的是相同的。

（二）组织者和被组织者的关系。

宪法规定，各级法院及其主要成员都要有同级人大选举、任命，并对人大负责。但是此处的负责，并不是指二者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审判权是法院独立行使的，知识旨在严格履行宪法和法律的职责方面对人大负责。

（三）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

人大有权对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监督，这种监督实际上是国家权力主体——人民对审判权行使的监督，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十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这也是最高行式的法律监督，就我国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而言，法院之于人大只有被监督的义务，而没有类似于“三权分立”中的制约立法机关的权利。

在以上三种关系，立法与执法，组织与被组织者两个关系是清晰的，再现事业是可以明确而肯定地体现并执行的，而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由于“监督”一词的准确应有之意和监督的途径的不清晰，往往导致横打的争议，因为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权和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都是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前者的不妥当行使必然会造成对后者的影响干涉。因此，如何妥善地行使人大的监督权，而又能够保证法院监督权的独立行使，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下面从监督权的要领之廓清与行使的必要性、审判独立的价值和作用的发挥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构架二者之间正当的、良性的宪法关系。

二、法院的独立审判权。

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是宪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原则。所谓“独立审判”也可以称之为司法独立（如果对司法权进行严格解释的话，那么法院的审判权就是完整的司法权。），就是指行使司法权的法院和法官依据法律，独立自主地审理案件，不受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的干涉。

（一）就司法独立原则

其产生经历了从政治思想原则到宪法原则，再到司法审判活动准则的演变过程。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限制个人（君主）或少数特权阶层一切权力独揽的独裁状况，提出了分权的政治要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重要思想，明确提出司法独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主张，这为西方资产阶级宪政普遍采用。但是我国宪法中的分权制度不同于西方宪政中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我国采取的是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对国家权力进行了合理的分工，立法权和司法权分别由权力机关和审判机关行使，司法权的行使也强调其独立性，但是此种独立分别由权力机关和审判机关行使，司法权的行使也强调其独立性，但是此种独立是在权力机关监督下的独立。

司法权之所以要求独立行使，这是由司法权的本质以及其追求的目标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现代司法制度中司法独立所体现的法律技术性功能。司法实质有权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纠纷的活动。它是将抽象的法律规定适用到具体的争议中，通过既定的体现了相应的价值观的规则的适用，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纠纷，从而达到通过法律来产生预期的社会秩序，维护某种利益取向的活动。司法权是进行司法活动的权力，司法权的行使者，依据已有的法律对具体的纠纷进行公正的处理，这一结果的出现，要依赖于准确的判断。从哲学上讲，准确的判断基于二个条件：一是判断者心智的健全，二是判断者拥有自由判断所必须的思想活动空间。（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第100页）因此，就外部因素而言（在裁判这个人健全的前提下），裁判的自主性是至关重要的。司法过程就是判断的过程，司法权的实质是一种判断权。这就要求司法权的行使必须排除一切干扰和法外的不当影响，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同时司法的目的不外乎“公正和效率”，但就二者衡量而言，公正更能够体现司法活动的终级目的，效率只是对实现公正过程的成本和结果的价值考量，是诉讼制度上的利益价值追求，而只有公正才是司法存在的内在追求，司法独立是实现这一目的——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司法权的行使结果总是涉及纠纷主体的切身利益的重组和分配，法官只有处于超然中立的地位，不受制于任何一方当事人和第三方，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从司法权产生和存在来看，具有与生俱来的贫弱性，非常容易受到立法、行政、或其他力量的干扰。“司法权为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于其他二者不可比拟，司法绝无可能成功地反对其他两个部门，故应要其能自保，免受其他二方的侵害”（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同时，司法又是一种最讲“亲历性”的司法认知性的活动，决定了只有亲身经历了案件审理的法官才可能对事实做出客观公正的认识和评判，其他非亲历性主体的干预往往会是法官的认识形成偏差，影响认知的准确性和公正的最终实现。综上所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是一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司法独立的产生和存在就隐含着实现公正这一目的，他为司法公正的进程和实现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经验的总结。正因为此，1985年联合国的《关于司法权独立的基本原则》第一条明确提出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原则载入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中。

司法独立自身应该涵盖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司法只服从于法律，严格依法司法。2、在司法机关内部，法官应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内部独立。3、司法机关在行使审判权是不受其他单位、团体、个人的干涉。这是外部独立。就本文论记得法院于人大的关系而言，主要是指法院的外部独立司法的实现。

三、人大的监督权。

我国宪法规定，法院有人大产生，受人大监督。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是一种法律监督，人大的监督权是指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为全面保证国家法律的实施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防止司法机关滥用权力，通过法定的方式和程序，是对司法机关实施的检查、调查、督促、纠正、处理的强制性权力（蔡定剑，《中国人大制度》）。从根本上讲，这也是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表现。

（一）人大监督权有以下几项特性：1、法律性。在内容上，是一种全面的法律监督，其核心是保证法律的实施，并且使其自身的监督行为也是严格按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进行的。2、事后性。人大监督手段的实施，一般都发生在事后，而不能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直接对案件施加影响，进行指令、干涉，只能是在审理后，实行监督。（不排除在审理中，发现司法人员有违法违纪行为时的事中监督。但这种监督又是另一种监督，是对审判人员廉洁性的监督。）3、间接性。在行使监督权时，主要或尽可能地通过间接手段达到监督的目的，而一般不直接去纠正违法行为，主要表现在对工作的评价性、批评性、督促性上。4、权威性。这是有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的地位决定的，也是由宪法明确规定的。困此，对于人大，法院只有接受监督的义务。

（二）人大和法院的监督和被监督关系，从双方而言都是必要的和有根据的。人大的职权有宪法明文规定，法院的独立审判也是宪法的原则。但是，任何权利都不是不受约束的，审判独立也是在法律监督下的独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总结，圣人之治只是虚幻的理想而己，只有健全的、有力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才能是权力的行使走上健康的轨道。从我国的司法现状看，确定存在违法裁判，执法不公等严重司法腐败现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已经选择的方向，这对于我们这个几千年来人治、德治、专制思想绵延长存的国家来说，法律信仰的培养和对法制信赖的产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法院被认为是正义实现的社会保证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司法腐败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的负面影响，恰恰也正是对它的最大打击和致命的摧毁。尽管诉讼制度上诸如上诉、审判监督、抗诉等设计，力图在司法制度内对审理过错进行更正，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事物的自我净化和纠错功能并不能完全否认外部监督的作用的发挥，而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基于其监督的权威性、合法性以及人大代表范围的广泛性，使其对人大的监督应该更富成效。结合我国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大对法院的监督不仅是应该加强的，而且是必须加强的。

（三）从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看，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存在着这几种形式：1、听取法院工作报告，对法院的工作进行总体评价。2、对于具体问题，提起对法院或法官的质询。3、对司法腐败行为进行调查，查证属实可以对责任人法官资格进行剥夺。4、有权对法院的日常工作进行视察，发现问题，提出批评建议。关于人大行使监督权的主体需要强调的是应该是人大集体的监督，监督权必须集体行使。因为我国的权利机关实行的会议制，基于监督做出的决定、指示、建议等必须以人大及其常委会名义做出，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大代表不能对法院的活动进行调查和视察。这些监督从性质上讲是人大代表形式监督权的行为，并不是人大形式监督权。

四、正确处理人大法律监督和法院司法独立的关系

从上文所述，人大和法院之间的宪法关系不是平等的关系，而主要是由人大对法院的单向权利关系。最主要的是，人大如何发挥其监督权来对法院产生作用，而又不至于影响法院司法独立职能作用的正常发挥。根据人大监督权的特征和法院司法的特殊要求，人大在对法院进行监督是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充分尊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由于司法权的中立性、亲历性、职业性等特征，在个案审理中要绝对排除外界的干扰，这就要求人大在实行监督时不能直接介入或从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也不得对个案在审理中发表倾向性意见和明确的要求。在诉讼中，人大的监督只能是一种对法官和法院廉洁性，中立性的监督，而不是对具体案件审理进程的监督，个别地方法院的邀请人大代表参加案件的合议的决定，是违反《法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的。

人大的监督应该是事后的、间接的。宪法规定审判权有法院独立行使，行政权有政府独立行使，因此，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人大的监督不应进入审判权本身，不能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做出决定或发表意见。人大可以对法院的司法活动的整体及个别情况进行调查，听取汇报，并提出意见，也可以针对已判决案件中存在的问题接受申诉、投诉，向法院提出意见，并有权责令法院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复查，或者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对有关人员的违法腐败行为进行调查。但是，决不能用权力机关代替司法机关，径行对案件进行纠正、改判或者撤消法院的生效判决。人大监督的间接手段有：对法院的某种违反法律的行为，通告其不得继续实施。例如，洛阳种子案中，河南省人大就明确指出法院判决对人大制定的地方法规的效力的否定是错误的。对于明显违法的裁判，督促法院通过相关的法定程序进行复查，或者对法院在工作中违反法律规定的做法，如超审限、乱收费等问题，直接建议法院予以纠正。应当明确的一点是，人大对法院监督的目的，在于保障司法公正，而决不应影响司法的独立性，而且人大应尽可能帮助法院排除来自其他方面（如党政机关）的干扰，为法院的审判独立，创造良好的环境。

法院应该树立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意识。作为维护社会公正，正义的司法机关，应当充分认识到人大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动、积极地接受人大监督，对人大提出的批评、建议等认真对待，这对于确保法院的审判独立，实现司法公正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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