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领导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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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依法治国涉及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中依法治国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关系，就是一个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地位：

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是依法治国的一条重要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是完全一致的，党的领导最本质之处是执政，而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也正是依法治国的本质规定和基本内容。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和看法的改变而改变。”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党的意志通过法律程序变为国家意志，制定成为法律，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和保障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宪法和法律是由党领导国家权利机关制定的，所以，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也是党的主张的体现，执行宪法和法律，是按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也是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又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依法管理国家，这对实现全党和全国人民意志的统一，对于维护法律的尊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们实施的依法治国是人民的依法治国，我们要建立的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法治的人民性和社会主义方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又是一个艰巨﹑复杂﹑长期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宏伟的系统工程，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指出：“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7页）同志在1998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整个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一条根本原则。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所以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是因为：法治是全体人民通过立法﹑执法﹑司法﹑法制监督﹑法制教育等体制运作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律秩序，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人民性，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正是这种阶级性和人民性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民主就不会有真正的法治，而共产党是争取﹑发扬和扩大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领导核心，没有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法治。法律的制定过程是把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转化为法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我们的立法符合党的基本路线，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战略，适应改革的需要，找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平衡点，法律的实施经常遇到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全局问题，触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外交等方面的热点问题，牵扯到诸多政法机关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这些都需要党来指导和协调。总之，在依法治国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防止脱离党的领导讲法治。

二﹑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方式的创新：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真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党的十五大上郑重地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把他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这标志着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尤其是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从理论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如何治理国家这一长期未能很好解决的历史课题。

建国以来，党的领导方式尤其是执政方式经历了从主要依靠政策到既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律﹑再到主要依靠法律的转变。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是两种最重要的社会调整机制。党的政策和法律在本质﹑经济基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等根本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但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第一，党的政策是全党意志的体现，表现在党的文件上，这些文件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内部’的，而法律则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表现为立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的规则。它们必须是公开的，面向社会公布的。第二，党的政策主要由原则性的规定组成，不规定行为的具体规则；法律则是以规则为主，不能仅限于原则性规定，否则，权利和义务界限不明，难以对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加以有效调整。第三，党的政策主要靠宣传教育和党纪保证实施，但党纪只适用于党内；而法律则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对任何违反者（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社会组织，包括在中国境内违法的外国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第四，党的政策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大量的具体政策往往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否则便不能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而法律则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法律一般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以维护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稳定。这些区别表明党的政策和法律各有自己的优势，各有自己的调整方式和范围。一种社会关系，究竟是主要由政策来调整，还是主要由法律来调整，要以其性质和特点来决定；国家是主要以政策来治理，还是主要由法律来治理，要看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历史任务。

建国之初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主要依靠党的政策来治理国家。建国之初，面临着医疗战争创伤，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紧迫任务，严峻形势不允许通过严密的法律程序制定详细的法律规范来指导行动。所以，那时的法律数量不多，已经制定的法律非常简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远远不能和党的政策相比，在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主要是依靠党的政策。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随着国家的任务转向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主要依靠政策治国就不再可行，而应当逐步加强立法，健全法制。党的八大政治报告阐述了这一观点，明确提出了完备法制的指导思想。然而，八大过后不久，由于错误的估计形势，在党和国家工作中重新强调阶级斗争，这就使得人治思想抬头，依靠政策来治理国家的局面没有改变。从50年代后期到“”时期，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政策来治理国家，政策代替法律，甚至可以改变和废止法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与此同时，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体制积极而又稳妥地朝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向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必然是也必须是法治经济，民主政治必然是也必须是法治政治，法律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相应地我们党治理国家也从主要依靠政策过度到了既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律。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立法步伐进一步加快，一个基本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体系开始形成，这使我们有条件进一步过度到了主要依靠法律，实行依法治国的新阶段。这一新的转变反映了我们党越来越成熟，治国方略越来越明确。

三﹑依法治国与改革党的领导体制：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反复讲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改革党的领导体制。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意味着党的领导方式尤其是执政方式的重大改革。

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切实有效的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依法治国正是民主集中制重要体现和基本保证。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党创造性的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正确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具体制度，形成了党在组织建设上的鲜明特征。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把这种制度运用于政权建设，在国家机构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它体现为公民通过选举产生各级人大代表，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全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充分反映民情民意，把人民的意志、意见和智慧集中起来制定成为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同时组成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去执行法律。

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我们既有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成功经验，也有民主集中制遭受严重破坏、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灾难的沉痛教训。究其原因，一是没有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实质。“”前很长一个时期和“”中，虽然口头上也讲民主集中制，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并未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那时民主发挥得不够，民主的渠道不畅通；集中又往往走形和扭曲，不是集中到集体决议上，集中到党章上，集中到法律和法令中，而是往往集中到“一把手”的个人意见上。二是没有把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与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结合起来。在我国，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执政党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延伸和发展，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理应把二者结合起来。即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的基础上，实现富有权威的集中。但是，这里的集中不是集中到个人手中，而是集中到党中央及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不是集中为领导人个人的意志、意见或指示，而是集中为政策、法律和制度；集中指导应主要体现为政策和法律的指引，而不单纯是某个人或某个机关的号召或指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时期，强调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集中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集中到宪法和法律上，坚持在民主基础上实行法治，在法制指导和规范下实行民主，无疑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艺术和执政水平。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防止以党代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以党代法曾是我国政治体制运行中的一大弊端。邓小平同志非常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并对其形成的原因和危害进行了深刻分析。早在1941年，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中就严厉批评过把“党的领导”理解为“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以及混淆政策与法令的界限等思想观念和倾向，指出这种思想观念和倾向“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之后，邓小平又多次分析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弊端，提出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些弊端，他还多次强调：“法律问题由加强法制来解决，由司法机关来处理。”“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同志也十分明确地把党与法的关系提到人治与法治的范畴，认为以党代法就是搞人治，指出：“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不是党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不能自居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而应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要继续清除一些地方由党委包办一切的影响，把该由政府办的事交由政府办，把该由司法机关处理的事情交由司法机关处理，把该由社会团体处理和基层组织自治的问题交由社会团体和基层组织自决自治。

四﹑依法治国与党的政策：

党的政策是党为完成一定时期任务而规定的活动准则。按政调整范围的大小来划分，党的政策可分为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就国内政策来说，可以分为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等。党的政策则直接影响甚至指导法律的制定，乃至成为某一具体政策的基本内容。与此同时，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也必然领导人民遵守法律。

中国共产党从作为中国的执政党来讲：首先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共产党执政地位决定了其政策理所当然地在国家生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对国家法律的制定与实施起着不可代替的指导作用。同时法律又对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具有制约作用。两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互为根据。其次法律是实现党的政策的重要形式。实践证明，法律是定型化﹑规范化﹑条文化的党的政策，便于国家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更好了解党的政策，从而正确地执行和拥护党的政策。政策法律化，使得政策不仅具有政策属性，同时又具有法律的属性，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党的政策在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作用。法律是在总结党的政策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从而使党制定与实施政策的目的得到全面的实现。

一方面党的政策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指导作用，另一方面，法对党的政策具有制约作用，党纲总章中明确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一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制定和实施政策不能违反法律，要避免党的政策和法律出现矛盾的问题。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我国法治化进程与改革同时起步，尽可能避免改革政策和推进依法治国的矛盾。依法治国要求转变改革方式，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依法治国与党的政策之间的关系，将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1993年11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专门论述了改革与法制的关系，指出应“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改革决策要与立法决策紧密结合。立法要体现改革精神，用法律引导﹑推进和保障改革顺利进行。要适时修改和废止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法律和法规。”党的十五大强调改革与发展的重大决策与立法结合，确立了正确解决党的政策与法律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在改革中，贯彻与执行党的政策时，也应遵守法律。法律与党的政策的关系，实质上是国家与党的关系。毫无疑问，党的政策在国家生活中起领导和指导作用，但它们都是国家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不是国家之外更不是国家之上的执政党。党不能代替国家，政策不能代替法律。

中国共产党是同人民血肉相连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党在实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决定性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个党是马列主义﹑思想的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我们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多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党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当代中国的一切，就没有民主和法制。党领导人民取得今天这样的民主法制建设成就，领导人民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也一定能够领导人民成功的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1989年9月出版

2、《党与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邓小平

3、《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

4、《宪法学》，1991年10月1日出版，吴家麟

5、《法理学》，2001年7月出版，沈宗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