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外交研究论文
时间:2022-11-19 11: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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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传媒外交,作为外交概念和传媒概念的交叉,被媒体和外交界广泛应用,但对其准确的含义,仍众说纷纾本文借用传播学理论,从传者、传播渠道、传媒效果三个方面对传媒外交展开探讨。
【关键词】传媒;外交;传媒外交
有学者指出,现代的政治外交经常借舆论传播来进行,政治立场的表明、政策主张的提出等都必须借助舆论传播,当代国际政治可以说是实力政治与传媒价值判断的双重结合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媒外交”这一术语的出现,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可说是顺理成章。
外交和传媒分属于两种不同类别的部门和社会科学。英国外交家欧内斯特·萨道义在《外交实践指南》一书中说:“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认为:“传媒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①通俗地说,传媒即是专门进行大众传播的机构。
但就作为外交概念和传媒概念交叉的传媒外交而言,其定义不一,有学者认为运用信息传播媒介来阐述和推进对外政策即传媒外交,有的认为传媒外交是新闻界在外交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认为,传媒外交就是传媒通过参与外交决策、报道外交活动等手段,对外交施加影响以达到某种效果。下面从传媒为何影响外交、传媒影响外交的渠道、传媒影响外交的效果三个方面对传媒外交展开探讨。
传媒为何影响外交
传媒和外交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从传媒诞生之日起,它就与外交结下了不解之缘。外交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传媒的报道;而传媒通过报道外交活动,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交事务的进程,也争取了受众,获得良好的商业和社会效益。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人们对外交事务的热衷度逐渐提高,传媒对外交领域的关注更是前所未有,其对外交活动的影响也渐趋明显和深远。
1.报道风云变幻的外交内容极有利于传媒争夺受众
外交活动关涉一个国家的安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是大众关注的焦点,自然也就成为传媒报道的一个重要方面。成功的传媒不仅随着外交事务的演变不断调整自己的报道内容,还能通过富有创造性的独家和深度报道,引领外交活动的进展,从而更彻底地赢得受众。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可算是在海湾战争期间异军突起的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多年来,ABC、CBS和NBC等美国传媒巨头各不相让,竞争激烈,CNN之所以芄辉诙淌奔淠谡疚冉鸥⑷ι献约旱囊豢榈兀驮谟谒プ×恕巴饨皇挛瘛闭飧霰ǖ赖拿舾械恪T?990年的海湾战争中,CNN对外交活动的迅速反应、对战争的现场直播(转播)以及外交和军事权威人士的分析等,比各国正式的外交与情报管道都更为迅速详实,不仅仅是普通的受众,就连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官都很关注CNN的节目,通过CNN的报道来判断事态的发展,并愿意接受CNN的采访。
CNN对海湾战争的持续、高强度的广泛报道一炮打响,之后又以其他同类对国际外交事务的报道,使自己不仅“成为重大事件的报道者,而且也成为外交上的一枚棋子”。②就这样,CNN的报道影响了外交,而这影响力反过来又为它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据有关资料,当国际上有重大外交纷争时,CNN的收视率急遽上升,而当国际上相对太平无事时,CNN的收视率便下降,由此可见,CNN和外交的联系有多紧密。
2.公众参与外交决策的需要
过去,外交事务是政府部门独家经营的领域,其复杂性和灵活性以及对保密的严格要求,使得一般公众无法参与。但是外交活动演变到今天,其内涵和操作方式已有了很大变化。各国国内民主进程的推进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加上电视网络的普及和电视新闻深入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公众睁眼看世界,对外交发生了兴趣,想了解外交事务的愿望非常迫切。而且,如今各国政治生活日趋多元化,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政府决策的形成,不再仅局限于国家的权力中心之内,还必须考虑与权力中心相关的各种外部力量,因此,公众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参与性大大增强,而公众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参与是通过公众舆论来实现的。
公众舆论是一种政治背景力量,某种程度上更是决策依赖的意见基础,可以约束外交决策者在决策中为所欲为。公众舆论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影响外交政策。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传媒报道了解社会公众评估的标准,在政策制定时作为参考,以便更大程度地取得公众对政策的支持。传媒因服务于公众舆论,赢得公众的信任,也就获得了生存发展的基矗
传媒如何影响外交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传媒是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情况的首寻信源”,大多数时候他们也只能靠传媒来了解这些情况。因此,传媒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朋友”。得益于这种独特角色,传媒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了一种“话语霸权”,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外交,自然也不例外,而传媒对外交的影响方式是多样和巧妙的。
首先,传媒为外交政策的出台或重大外交活动造舆论、造声势,烘托气氛,并为具体实施作外交铺垫。
美国总统布什今年2月份对中国进行了他当选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访问前后,两国的外交部门都与传媒密切配合,包括布什在访问前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有关专家就中美关系展开座谈和讨论,以及两国外交部门专门就此举行新闻吹风会。访问期间,两国电视媒体对一些重要新闻进行现场直播,使整个访问活动家喻户晓,两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也有所提高,传媒的参与实际上是两国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其次,媒体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改变了外交决策的具体方式。
传媒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信息来源,除了官方信息和情报信息外,如今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多种媒体获得大量的、具体的、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从不同的角度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事态的本质及其矛盾,在促使政府外交决策速度加快和透明度增强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判断和外交决策的难度。
以美国为例,外交官员日常获取信息的途径一般有三个方面:传媒、驻外使馆的报告以及情报部门的详细资料。但在碰到突发事件时,往往是大众传媒向决策者提供最快捷的报道。传媒不仅告诉决策者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还会向他们翔实地提供世界舆论和有关各方对发生事件的反应。美国前国防部长切尼曾公开说CNN是他最好的信息来源。有人甚至称CNN取代了中央情报局成为决策者最新、最全面的信息渠道。
同时,传媒还加快了外交决策的进程。由于电视直播特别是网络传播方式的运用,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事件,可以在瞬间甚至在同一时刻,呈现在相隔千山万水的人们面前,其速度之快令外交决策者应接不暇。外交部门或国家领导人为了国家利益或出于外交惯例和原则的考虑,经常不得不马上对此作出反应,有时整部国家机器都会因此而马上运转起来。
1999年5月7日,美国战机用导弹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尽管南联盟境内向外传递信息的渠道遭到了战火的摧毁,但新闻记者仍然在个把小时内把消息快速传回国内,中国外交部奉命立即向美国和北约提出抗议,与此同时,反美示威游行活动也迅速在中国国内发动起来。这是传播媒介加快外交活动节奏的典型事例。
然而,现代化传媒手段虽然能以极富感染力的方式报道国际上的“突发事件”,但由于报道往往从事件表层切入,忽略了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冲突的演变过程,以局部的表面真实取代事态的深层真实,因而导致了决策的复杂化。当然,由于传媒的加入,外交的内容、形式也更加丰富。在传媒的斡旋下,外交领域的秘密决策、秘密活动、秘密协议、秘密条约越来越难以进行,外交透明度增强。公众可以从传媒上获知大量有关国家内政外交的信息,国内大事、国际外交风云成了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像“吹风会”、“新闻会”一类的活动,已经成为外交领域透明化、民主化的重要保证。正如以色列外交家阿巴伊班所说:任何有关外交体系改变的讨论,首须体认一项最重要而深远的变化——亦即以往谈判时所拥有的隐秘与沉默,已不复存在。因新闻媒介入侵谈判过程中的各个层面,已改变了外交的精神与性质。③
第三、媒体直接参与外交运作,通过议程设置,影响政府外交决策。
传媒将其认为重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在电视和广播的黄金时段以新闻形式播出,或者刊在报刊最显著的位置,而对于不重要的消息则少报道或不报道。它决定公众看什么、听什么,决定什么是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公众应当记住什么。它可以把公众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政策上来,也可以使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去。这样,传媒达到设定议事日程的功能,并对决策者形成舆论压力。
传媒在设置“热点”上的威力很大。传媒可以将本来没有列入政府议程的某一事件或地区设定在议事日程中,也可以使原本已经设定在外交议程中的某一事件或地区在重要性上升级,还可以改变或加速改变政府对外政策中的某些决策。
《纽约时报》是美国第一大报,其发行量超过100万份。1971年,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烽火连天,不能自拔。当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防部绝密文件《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简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核心内容,详细描述了美国是怎样卷入越战的,在越南做了些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等。④
通过这一文件,美国国民终于得知,美历届政府在越战问题上错误地估计形势而陷入泥潭,为掩饰这个严重的决策失误,政府采取明一套暗一套的手法欺骗国民,说了大量谎话。由于当时越南战场不仅是美国国内问题的焦点,也是国际问题的热点,《纽约时报》这一举动,犹如石破天惊,一时间,美国国内民众的反战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政府最终退出了越战。可以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是一个重要原因。
传媒影响外交的效果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修辞学》中指出,“所有传播的目的是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无非是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种”。由此可以说,传媒之于外交,有如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就会产生好的影响;用得不好,会使外交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毁坏已有的外交成果。
媒体对外交的正面影响,即媒体通过自己的报道对外交产生了促进作用,有利于外交活动的开展,有时,甚至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外交突破。
1977年11月15日,以色列总理贝京正式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萨达特充分利用传媒,向全世界展示了他愿为中东和平作出不懈努力的政治家气魄。实际上,萨达特在私下里早就得知贝京想邀请他访以。为了使自己出于主动,他在正式邀请发出前两个月,就在媒体大造舆论,说如果和平需要,他将愿意亲赴以色列进行会谈。包括美国三大电视网络的国际新闻媒体广泛地报道了这条消息。萨达特抓住这一机会,又于11月14日在接受CBS记者的采访节目中,公开表示希望能得到贝京的正式邀请。这就使萨达特转而成为这次访问的主动者,表明了他的诚意。萨达特还精心为媒体效应设计了许多细节,如访问时坐敞篷车向以色列人民挥手致意和在耶路撒冷ALASKA做真诚的祈祷,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领导人形象,同时也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阿拉伯领导人是开明达理的政治家,是愿意为中东和平进程作出恰当妥协的。
媒体对外交的负面影响即媒体由于自己的报道对外交产生了不利影响,还可能扼杀某种外交成果。美国收视率极高的新闻专题节目《60分钟》主持人迈克尔·华莱士在伊朗扣压美国人质的危机中,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采访也使用了短兵相接?ahref="http://#7">⑦瓦捅迫说男睦砉ナ疲嵛适笨谄朴谏笪省K辉俳舯苹裘纺幔势浞挪环湃酥剩欠窕嵯铝罱醒防氪笫构荨5裘纺岵怀运庖惶祝槐频迷浇簦驮接玻詈蠖先凰担骸安唬灰唤土形跻苫匾晾剩酥示筒换岜皇头拧!笔潞螅凶曳治觯绻挥斜苹裘纺嵩诠诿媲氨硖蛐硭峤邮苡肽掣鲋屑淞α可烫福辽偈虑橐残聿换岜涞媚敲丛恪*?p>传媒外交是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值得探讨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外交是如何影响传媒的,传媒和外交如何互动等。相信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对传媒外交的认识会日益鲜明,对传媒外交的把握也会日益娴熟。
注释:
①威尔伯·施拉姆等著:《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②威廉·哈森著,张苏、苏丹译:《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③李万来《电视传播与政治》,台湾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273页。
④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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