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价值观重建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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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是综合艺术的传播媒介,同样电视剧也集合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和电视剧关系最紧密,对电视剧的创作及节目制作成功与否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则主要是文学这一艺术样式,本文将以文化的角度,结合文学及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近期热播电视剧所反映的当前价值观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当前很多文化现象都可以从价值观的变化这一角度进行阐释,从电视剧这一单一节目样式出发,再结合其它的文化现象,将能使我们更清晰､更全面地分析问题｡

文化内部的自我扬弃

一,“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的失败｡最能反映价值观转变的,要数“红色经典”改编这一电视现象了,“红色经典”电视剧所遭遇的尴尬不仅仅是“红色经典”作品本身遭遇的尴尬,更是那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所遭遇的尴尬,同时也是制作者的商业行为遭遇的尴尬｡

“红色经典”失败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商业主导了艺术,从而使剧本创作者没能抓住它的目标观众,投资者及改编者一方面利用人们的怀旧心理,吸引有相同经历及感受的观众,另一方面通过增加一些曲折的感情经历等叙事线索以满足现代人的口味,恰恰是这些个人感情等非真实因素的加入损害了原著的艺术价值,首先是有损生活的真实｡虽说某些作品内在的价值判断与现代社会已相去甚远,但不管是什么艺术形式,最起码要做到源于生活,客观地描述生活,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一旦失去了真实,作品也就失去了艺术性,或者成为宣传教化的工具,或者成为转瞬即逝的流行文学,某些电视剧一味以现代人的视角来设计､包装“红色经典”,完全不顾原有作品的精神价值｡以电视剧《林海雪原》为例,增加了主人翁杨子荣不少的感情纠葛,在剧情设计上,新编扬子荣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救初恋情人的儿子而被敌人打死,这就彻底改变了原著的主题意义,不是不能加进个人情感因素,而是要做到真实､恰当､适时｡试想当民族遭受着外敌侵略,国家连年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谁还会把个人的儿女私情看得最为重要｡有学者曾指出,“红色经典”作品的价值最主要在于其具有某些现代史诗品格,而史诗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情节是建立在政治冲突基础上的,而个人关系(私情)只能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

一部分有着强烈世纪末情结,期望可以借“红色经典”重温旧梦的观众对电视剧充满了期待,改编的偏差使他们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对这种商业行为大失所望､痛加斥责｡而另一部分观众或是对这种具有强烈说教意味的作品不感兴趣,或是对改编的幼稚不屑一顾,根本不予理会｡

二,“红色经典”的另一种遭遇——恶搞｡除了改编的失败以外,“红色经典”作品为什么普遍的不为现代人所接受,网络上流行的“红色经典”恶搞行为也许更利于我们认识问题｡

就近期的恶搞事件,涉及的人物都是我们十分熟悉的英雄人物,而且都是曾经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而大加宣传的,雷锋､刘胡兰､等等,尤其是我们都还在提倡雷锋精神的今天,对雷锋的恶搞版本最多｡对“红色经典”的恶搞,其合理存在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原文本的可解构性｡表现在红色经典本身存在一些不足,我国文学作品和媒体宣传在人物塑造上一贯有把人物“神化”的倾向,这就极有可能损失人物的真实性｡80年代就有对雷锋现象的反思,一批思想活跃的青年在苦闷彷徨中重新寻求个人价值的重新定位,现在的青少年对雷锋的光辉形象更是不以为然,极端化以及缺乏立体感､真实感和深刻性是长期以来宣传不得法的主要表现｡

其次是主流媒体宣传的不合时宜性｡红色经典作品描写的大都是革命战争时期涌现出的一批先进人物和他们的英勇事迹,以及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反映社会主义新风尚､社会主义精神面貌的典型代表｡应该说是特定时期的经典作品,他们的创作目的主要是为了政治和宣传的需要,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作品一般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外在客观世界尤其是社会现实发生明显变化时,而他们宣传的方式如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若媒体还是一味用当时的事例来规范劝导现在的人们,是不能让人心服口服的｡人物塑造失真和随后造成的行为､道德强制性后果恐怕是这类作品不再被接受的根本原因,媒体宣传方法不得当使得在规范人们行为方面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色彩,甚至出现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做法,社会舆论无形中为每一个人划定了道德标高,有着不同价值判断的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容易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从而更难于接受经典作品的说教｡

再次是红色经典作品运用于现实社会所表现的道德的虚伪性,几千年来,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都运用理想主义来规范社会,而不顾人的本性即人的本能需要,“当这种理想因政治､习俗､命令而强制地推行成为社会规范时,便出现了理想主义庸俗化的格局——道德伦理专制以及道德高于生命的道德至上主义｡而当社会道德处于衰微､颓废､专制,而思想家们仍在热衷于道德理想的说教,就产生了虚伪这一现象,虚伪是思想不顾现实的本质反映”｡①相对来说一些恶搞文本却具有时代性､现实性､讽刺性等,这正符合在多元价值观中寻求普遍真理的国民心理｡像另一恶搞作品《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写潘冬子､春伢子参加歌手大赛经历种种黑幕,追溯到现实生活中看看确实存在着徇私舞弊等许多不公平的现象,对某些恶搞作品可以看作是以戏谑方式对社会不满的感情发泄｡

某些“红色经典”不被接受,背后反映了现代社会与传统道德伦理之间的冲突｡古代伦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但一直没能厘清道德的适用范围,一些道德规范适用于个人但不一定适用于社会｡传统上我国一直把运用于个人修养的道德规范借助于政治､命令等强制推行于社会｡反而出现一些与真正的道德相背离的奇特现象,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政教合一,“他把本应交由个人选择的某些道德准则硬是强加在每个人身上,把少数人能做到的‘最高纲领’当作每个人都应做到的‘最低要求’,其结果是助长独裁和伪善”｡②因此,就有学者提倡区分“公德”与“私德”,公德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制定一个最低道德标准,增进社会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公德具有“公共性”,而私德具有私人性,私德在不违背公德的基础上,针对个体则不作道德限定,个人道德规范上不封顶,在一点上我比较同意陈晓平教授提出的“以公德为主､私德为辅”的道德系统｡公共道德属于公共领域,牵涉他者,反映公共利益,违反公共道德意味着将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所以,要求每一个人都不得违反,个人道德纯属个人品行､个人修养等个体表征,和他人利益不相冲突,所以不应对其硬性规定和强加干预｡现代某些媒体就是犯了这个错误,用个人道德的高标准作为公共道德来推广于整个社会,导致了虚伪蔓延的恶性循环｡

民族文化系统之外的有益借鉴

《越狱》对我国观众价值观的冲击｡与“红色经典”电视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电视剧《越狱》的广受欢迎,网络上开有各种论坛讨论该电视剧,引发了人们的议论狂潮,其中最敏感地涉及到了我国传统的价值判断问题,诸如什么才是真正的英雄;英雄,该不该为个人利益而战;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孰轻孰重;英雄,是不是道德完美的化身;英雄,能不能拥有个人感情等等议论｡根据网民的激烈反应,腾讯网为此做过一次相关的网络调查:

回答“《越狱》对你的价值观产生冲击了吗”时,有46.52%的网民选择了“情感上给我的冲击很大,但我在生活中绝对不会像电视上那样去做”,36.13%选择了“我很理智,冲击不了我”｡

回答“你觉得以下哪个人才是英雄”问题时,21.50%选择了“Michae”(《越狱》男主角),20.20%选择了“”,选择“都是”的占17.74%｡

回答“《越狱》有没有颠覆你对英雄的理解”时,60.88%选择“我只看电视本身,从不妄议英雄”,32.21%选择了“我心中的英雄一直就是那样,谈不上颠覆”｡

从以上的调查结果来看,网民对待西方文化与我国传统价值还是相当理性的,从我国观众对“红色经典”作品的冷淡反应和对西方电视剧的理性接受,可以看出,我国观众已经基本具备了批判地接受西方文化和选择传统文化的能力｡

但是“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潮也恰恰反映了我国人们的信仰焦虑,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使中西文化处于激烈冲撞的矛盾发展中,国人面临多元价值观的冲突,在思想上显得无所适从,综合其他的热播电视节目我们也许能看到一种令人欣慰的发展趋势｡

中国当下自身文化及价值观的吐故纳新

《论语》心得与家庭剧的热播｡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国内大部分学者也为民族文化的前途而担忧,但是,仅仅从电视节目的收看情况来看,事情又并非如此简单,《论语》心得热和家庭剧的高收视率,使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中某些核心价值的巨大影响力和凝聚力｡以“内圣外王”为特征的个人道德观,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法社会结构所强调的血缘亲情,这些至今都还有价值的传统文化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是文化系统选择的必然结果｡我们需要传统的个人道德观,同时也需要借鉴西方的社会道德及公共道德理论,从而两相呼应,既祛除由于“礼”约束“道”所产生的道德虚伪与狡诈现象,利于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型社会结构,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个人道德的追求来寻求内心的满足｡亲情则可以使我们在工业化进程中缓解竞争带来的压力,给予我们心灵的安慰｡

从以上的种种电视现象及文化现象可以看出,我国文化尤其是价值观重建正在经历一个真正的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交融过程｡而耗散结构——系统演化理论和文化多元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有关我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新的阐释视角和发展前景: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总体中的一个特殊分支,他的价值是永恒的,他不可能为任何别的文化所代替,也不可能趋向或归并于任何一种别的文化｡

只要这个民族不是闭关自守的,不是自绝于世界文化大循环之外而处于孤立和封闭的状态,那么他就会在冲突,无序和混乱中终究走向自组织化,它不可能被淘汰,也不可能在竞争的比赛中作为落伍者而被别的文化所代替｡因为这与文化本身的性质相违背,文化实质是保证人类群体持续生存的一种工具性体系,他与环境形成交流和反馈的作用｡外在环境的要求,会不断输入到文化系统中来,通过反馈作用,放大他的有效部分,修正或抑制他的无效部分｡③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①陈少峰《中国伦理学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陈晓平《面对道德冲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③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