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传播受众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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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学术平台

【关键词】观看者/表演者/剧班/观影心理

【正文】

我们常在制度化、专业化的表演意义上思考角色问题，当“表演”涵盖日常生活中不经排练的文化实践时，角色这个概念相应发生了变化，指向“由社会给予界定的、以一系列特定的规则、准则及期待赋予特征的、用于对社会情景下个体的互动、行为与活动加以定位与管制的身份与行为模式。”（注：[美]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页。）每个个体都在扮演着多种角色，在不同的情境下，角色对个体的要求不同，冲突与妥协都是必然的。

那么，当个体在观看电影时，临时的观众角色与原有社会角色之间的规范要求是否完全一致、重合？如果出现了割裂、矛盾，个体会如何应付呢？观众角色的理想状态是什么？角色是一种社会期待，从社会期待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电影观众”，其身份显然不仅仅是观看者那么单纯。

情境期待。电影的放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放映完毕，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观众，为了保证电影顺利、完整地放映，每个个体都得遵循必要的规章制度，在这种情境下，期待着具有文明观看行为的个体。这就形成了观众角色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

观众期待。个体不仅是电影的观看者，而且是其他在场或不在场的观影者的观看者及被观看者——观看他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作为良好社会公民角色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之间形成了交互的观看与表演的关系。除了他人的期待以外，还有个体的自我期待——希望自己具有一定的欣赏水平、良好的文化素质。

伙伴期待。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舞台上，不同角色的合作才能构成一出戏，每一个角色对其他合作的伙伴都有一种期待，正是这种共同的角色期待构成表演间的默契，使得演出得以进行。

这三种期待联合造就了观众角色的多重身份——作为观看者的观众、作为表演者的观众以及构成剧班的观众群三种类型，观众所采取的策略，便是对于这一“多重的身份”的巧妙使用，以尽可能地享受观影的乐趣，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看与表演双向进行的过程。

一、作为观看者的观众

1.电影的观看者

电影运作建立在三个系列的观看之间的连接上：银幕上的角色的观看，摄影机的观看，以及观看者的观看。我们的兴趣在于第三种——观看者的观看。当然，所赋予的意义与英国著名影视文化学者戈林·麦凯波的不同。他在研究戈达尔对电影的历史和作用的思考时提到，这种“观看者并不只是被提供观看的对象，而且是被提供各种影像的组合去思考，这样的组合经常对观看者的观看提出质问和挑战，提出它是如何构成的问题，并且使整个电影体制成为每部影片都要去质疑的问题。”（注：[法]戈林·麦凯波：《戈达尔：影像、声音与政治》，林宝元编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本文所强调的也是观众对于电影内容的比较、思考，但不是对于电影体制的质疑。

观众与电影（这里专指故事片）的距离，说到底是由电影希望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多大程度地与自身原有的社会角色脱离、多大程度地投入于剧情决定的。观众可以在电影完成之前提供一些建议，也可以看完电影后抒发自己的感受，但是，无论观众可以多大程度地关注、投入，他都无法干预一部既定影片的人物命运、剧情走向。观众的地位就像读者的地位一样，传统意义上的写作，是纯属作者个人的行为，作品出版问世之后，便自成一个体系，它是如何被传播、被接受，并不能影响一部作品的完整性，包括文字数量、情节框架、人物设定等。但是，读者的地位到了网络写作的时代却起了变化：作品可以边张贴边续写，读者可以随时提出不同的意见，作品的走向随时可以更改；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一部作品可以由多个作者的共同完成；没有固定的情节、没有固定的文本，作者与读者的界限消除了。而电影观众，他的位置始终是在银幕下——被动的观看者，而无法参与银幕中——成为剧中人。从理智上讲，观众最好也不要进入银幕后——将演员等同于人物，干预演员的私生活。有些影迷的过分投入，发生了诸如为追求演员而不惜一切手段的做法，便是角色定位不清楚的表现。

观众一般都清楚自己的位置，电影给什么就只能看什么。《楚门的世界》中，楚门虽然生活在无数的探头之下，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看到他的真实“演出”。但是，他与女朋友在卧室内的亲密镜头却从来没有被直播：吹起了风，放起了音乐，镜头转换到了飘动的窗帘。每当到这个时候，正如影片中的两位男性观众所说的：“你看不见的。”他们无可奈何，只能发出稍微的不满。观众僭越了自己的位置，企图干涉剧情的发展，就有可能受到惩戒。这也是一种游戏规则，参与的任何一个人都得遵循，若有人破坏了它，就会被驱逐出局。楚门有一个安排给他的女朋友，但是他与施薇邂逅，两人一见钟情。然而这不符合导演的剧情设计，他让施薇消失了，不再参与演出。当作为普通观众的施薇在电视上看到楚门，大为感动。她不忍心让楚门一直被蒙在鼓里，继续当供人娱乐的工具，想告诉他事情的真相，就悄悄地自行出现在那个庞大的片场，千方百计地接近他。但是最终，施薇还是被强行抓走了。

2.自我观看者

“在电影中，一个裸露的女人也可以挨着一个男仆，故意引起他的欲望，确实被他抚摸……它表现的是一个要求观众参与和认同的幻想的世界。他的诱惑力，她的美貌、她的勇气与我的欲望之间不存在竞争，它们实现着我的欲望。”（注：[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巴赞的这段话贴切地道出了观众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体验。正是通过这种梦幻般的恍惚中的假定体验，观众产生了一种自己被爱（或爱别人）、自己被抚摸（或抚摸别人）的视觉——触觉感觉，于是，出现了观众的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呼吸急促、血液流动循环加速的生理反应。就像《玛多娜》中处于意识萌动期的少年维多，深切期望能与丰满美貌的玛多娜亲近爱抚，并以自己男子汉的英勇气概保护受人诋毁、排挤的她，于是观看任何有两性亲密接触的场面，都将自己幻化为男主角，将玛多娜幻化为女主角，从而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获得生理、心理的满足。

维多的幻想何尝不是现实中的观众观看电影场面时常会有的心理写照？只不过没有像维多那么夸张、具体而已。维多是《圣女贞德》、《太阳浴血记》等影片的观众，而我们，是维多幻想场面的观众，看他，也是在看自己。银幕上，维多得到假定体验的满足，银幕下，个体得到观影经验的确证满足。或许过去，当个体也产生类似维多的假定体验时，却羞于承认，认为那是对电影艺术的亵渎，认为自己的品味低俗，甚至有负疚感、罪恶感。维多稚气未脱的外形与表情与自我幻想中的成熟男性的装扮，形成了极大的落差，会令人觉得幼稚好笑，特别是对于成年的观众。但是维多的行为，何尝不会勾引起观众曾经的少年情怀：原来别人也与自己一样，观看场面时会产生快感，而产生那样的快感并不可耻，自己并不变态。这是赤裸裸的真相，是活生生的事实。因此，自我观看的意义，在于个体将自我日常经验、场面观看经验与电影中的人物的类似经验进行对照、比较后，对自我的经验进行纠正或肯定，从而获取精神上的放松与自在。

除了从银幕上寻求观影经验的认同外，自我观看的意义还在于，个体会不自觉与银幕下他人的观影经验、观影行为进行对照、比较，寻求认同感。因为电影作为一门产业，高投入要求有高回报，内在地需要尽可能多的观众，个体在观看时，即使在场的只有他一个人，他也清楚在另外的地点另外的时间存在着他的同样作为观众的同伴，会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言行，以保持与原有身份的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被迫像外人观察他那样地审视自己，使自己处于一种客观自我觉察的状态中。这种的观影状态类似于早逝的朦胧派诗人顾城那首意味隽永的小诗《远和近》中所描绘的：“我一会儿看你/一会儿看云/我看你时，离你很远/我看云时，离你很近”（注：选自《顾城诗全集》，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70页。），我们仿佛看到了两个“我”的形象，一个在“看你”或“看云”，一个带着疑问，审视自身的行为、觉察自身的体验。在电影场面的观看中，个体也仿佛分裂成两个，一个在观看，另一个在观看自身的观看，自身成为了自身的观看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卷，第125页。）个体正是通过银幕上、下的观看来审视自身。

3.他者的观看者

观看（或者用观察更为贴切）他人的行为时，个体总是倾向于为行为寻找解释、理由。比如我们去看一部据说暴露镜头太多而备受争议的影片，凑巧在影院碰到一位平日不苟言笑的年长同事，他还是独自一人，心里免不了会嘀咕几句：他怎么也来了？平常却表现得那么保守，看来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这样的推理极有可能出现偏差。或许刚好有人送了这位同事一张多余的电影票，他也刚好有空，就顺便过来看一看，事先根本不知道这部影片是什么内容的。或许这位同事刚好家事缠身，心中烦闷，便上电影院来躲避一时，至于看的是什么影片他根本不在意。但是我们一般总是认为，别人做的事情，是因为他们想要那样做，与他们的人格有关，而我们自己做那件事，是因为情境要求我们那样做，即便是偶然的、一时的选择。

这时的观看，是一种知觉判断，其目的不仅仅是识别某个人脸上的短暂情绪，而是要正确察觉人们长期一贯的个性特征。可是，知觉是有偏见的，有一些偏见时常影响着印象的形成。对他人的大多数判断最初基本上是根据好坏得出来的。然后，再从这个判断推论出他们所有的品质。由于一个人被标明是好的，他就被一种积极肯定的光环笼罩，并被赋予一切好的品质。这就是“光环作用”。可想而知，如果一个人被标明是坏的，他就被认为具有所有的坏品质，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消极否定的光环”或“扫帚星”作用。（注：[美]J·L·弗里德曼、D·O·西尔斯、J·M·卡尔史密斯：《社会心理学》，高地、高佳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实际上，人们从一个情境到另一个情境下的行为并不是连贯的，一个人在某种情境下是友好的（比如在工作中），而在另一种情境下则可能极不友好（比如对邻居），那么谁的知觉准确——同事们公认他友好的知觉准确，还是邻居们感到他不友好的知觉准确呢？研究个性特征心理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个性”并不是永久不变的存在物，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依我们对自己所处情境的判断而转移的东西。因此，想要对他人做出判断相当困难，凭着影院里偶然相聚甚至匆匆一瞥就推测他人的道德品质、人格特征，是相当草率的。然而，事实却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的，为自己与他人建立起了一个虚构的共同体。

对他者的观看，除了寻求认同外，还免不了窥视隐私的嫌疑。别人是怎么生活的？正是观众对他者无所不看、无所不知的欲望诞生了《楚门的世界》！在古希腊的悲剧中，俄狄浦斯不把父亲当父亲，疯狂地杀害了他；又不把母亲当母亲，娶她为妻。不久，他就在想探知自己出生秘密的念头驱使下持续不断地探索，终于揭开了秘密。一切恍然大悟之后，俄狄浦斯却无法原谅自己的罪恶，挖掉了自己的双眼，开始了他的盲人生涯。“俄狄浦斯的悲剧是那些看到不该看的事物的人们的悲剧，它讲述了人们知道隐私后的内心恐惧。”（注：[日]小此木启吾：《隐私》，周顺连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31页。）逾越社会道德底线的观看，是要付出代价的，希区柯克的经典名片《后窗》，也是对这种观看欲望的警示：偷窥对面邻居生活，并试图进行干预的杰夫无论有再合乎情理的理由，他都得再一次摔断脚。人们心中本来就经常有一个不可知的领域，人们就是带着不可知生活着。在当今信息趋于透明，人人主张知晓权的社会里，或许，我们应当虚心接受某些领域是不可知的这个现实，并且忍耐这种不可知，安安静静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