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电影中的三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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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68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不断在共时与历时的书写之下，重复地被表现在电影史的序列之中。在“五月风暴”席卷法国、“嬉皮士”文化风靡美国、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越南战争越来越被指责为一场非正义战争、“三M”（，马克思，马尔库塞）成为欧美年轻人的信仰的特殊历史语境之下，1968年，成为一个特殊的符号。此篇论文的目的在于梳理电影史中不断复现的1968年的三种策略，即解构——电影作品如何消解历史的苦难和尴尬；诗化——电影作品通过导演个人的情感介入，将柔情和缅怀注入那段充斥着热血的暴动和血腥的残杀中；纪实——电影作品通过纪实性的影像风格和思索性的态度反思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

【关键词】乌托邦视野；缅怀风潮；书斋凝视；乳房革命

一、解构：改写/重建下的1968

（一）虚假的真实。在解构“1968”的经典文本中，《阿甘正传》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阿甘作为“美国梦”的化身，用在场的化解与不在场的遗忘消解了诸多威胁，所以阿甘解救受到女权运动“毒害”的珍妮，又通过和淳朴善良的黑人布巴成为至交，缓解了女权危机和民权危机。在关于越南战争的电影文本中，1968年约翰•韦恩拍摄了一部反映越战的影片《绿色贝雷帽》，受到《纽约时报》雷纳塔的批评，批评电影虚假，与真实的战争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在昂扬的斗志下，美国人拒绝承认自己已经失利这种事实。“但现在，即使战争爆发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人们也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样子了，因为人们已经在媒体上见识过战争了”①。回到国内，美国面临更大的威胁，来自马丁•路德•金的黑人民权运动到达顶点，他在1968年4月被白人枪杀；嬉皮士们的反战运动穿行街道，在那些嬉皮士的肺里，有大麻和烟草在燃烧；为了缓解伤痛，政府要求士兵们为国而战，以往一场战争能够为美国公民赢得失去的秩序和尊严。（二）解构的罗曼蒂克。卡利耶尔，《乌托邦的年代》的作者，《布拉格之恋》的编剧，认为“当前改变着过去”，所以“我们回顾一九六八年的时候，视线要透过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的讨论”，认为“想象的故事和史料相比，并不更失真、更能骗人或更不确切”②。在托马斯的爱情背叛下，朱丽叶•比诺什（特蕾莎的扮演者）第一次置身于泳池之下，第二次是在电影《蓝色》中，构成了“水下是死，水上是生，跃出或浮出水面的动作构成了生死间的穿行”③。通过水下镜头与水上镜头的快速切换，她看到岸上，托马斯像游泳教练一样指点着一群赤身裸体的女人。两次下水，都是在孤苦无依中寻求保护，电影中缺席的母亲似乎预示着捷克的漂泊状态。捷克在“雅尔塔”之后什么都匮乏的年代，地下却潜流着肉欲、和无能的政府官员，他们成为苏联人的帮凶，帮忙清扫记者们拍摄的大量苏联入侵捷克时的照片。1968年已经结束了，鲜花和鲜血已经结束了，现在“他们喜欢裸体照”，坦克和鲜血，国旗和呐喊，不再是这个虚弱国度值得铭记的问题。

二、诗化：缅怀/乌托邦视野下的1968

（一）楼阁的革命。在戈达尔1967年的电影《中国姑娘》和《我略知她一二》中，出生于二战后的青年人，展现出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在有共产主义的地方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在有资本主义的地方他们反对资本主义”④。这是六十年代的时髦。拍摄于2003年的《戏梦巴黎》，贝托鲁奇为致敬巴黎和经典电影，致敬“五月风暴”，将镜头和电影史进行对照式书写，在这书写当中，梦幻式地改写历史。其中对于“五月风暴”的性解放的回应尤为明确，导演还原了女孩裸着身体，在弟弟面前展示大胆的，这似乎也是对《阿甘正传》里面珍妮的回应，在法国人面前，美国人变得怯懦和惊恐，马修（迈克尔•皮特饰演）面对热情奔放的孪生子——伊莎贝拉和雷奥，显得畏畏缩缩。“姑娘们前所未有地慷慨，以节操相赠，好像过了这一夜就再也没有第二夜了，好像，虽说是卧房里两情相悦的私事，也加入了集体的起义”⑤。作为惩罚的项目之一竟然是马修要当着雷奥的面和伊莎贝拉一起破除处子之身，还有就是雷奥要在这伊甸园般的楼阁里，面对伊莎贝拉和马修，对着自己的女神发泄性欲。“那是一种很做作的放肆，突然间，我们隐私中最不愿告人的、最让人敬畏的，因此也是最受禁锢的行为变成了一件最无足轻重的事”⑥。伊莎贝拉的维纳斯断臂女神象征着女性可以大胆地展示自己充满柔情神秘的部位，这是一场乳房革命，这是一种性的玩弄和炫耀。（二）街道的抗争。勒鲁瓦1968年著名诗句：“起来对墙站着，混账，这是持枪抢劫！”以及“五月风暴”的口号：“在战斗中亲吻的恋人，不要放下手中枪支”。如果说《戏梦巴黎》是楼阁里的革命，那《平凡情人》就是街道上的抗争，以近乎纪录片的真实的黑白影像风格，去掉过多配乐，展现在近乎绝望、充满热血的反抗背后，大量吸食的青年人对这个世界的厌恶。这些追求平凡爱情的青年人，就像《五月之后》的英文名字《somethingintheair》表述的一样，这些反抗，这些大麻，这些随便的，这些东西都在空气中。1968年一过，究竟还剩下什么，一部分成为历史的倒戈，“当时的散漫、混乱、非法移民、轮奸施暴，甚至股票下跌，总而言之，所有扰得我们不能安宁的、迷惘又是凭空想象的社会弊病，都要归于东村区挂着花环的姑娘和凯•吕撒克街挖出铺路石投向警察的学生们”⑦。五月之后，除了倒戈，就连青年人自己，也对自己的这条道路产生质疑，像这样呆在温柔的乌托邦之乡，跟着抽起了大麻，留长了头发，如果有人走到街上，他们也一起走到街上，因为要打破什么，才能重新建立什么。

三、纪实：作为意识形态解读下的1968

（一）优渥的凝视。“那乌托邦是太空泛、太虚无缥缈、太狂热了。劳动者们要的更实际”⑧。工人阶级和学生产生裂痕，《红在革命蔓延时》用强硬的台词表达了工人和学生的统一战线，极好地利用了学生的热血和冲动；共产主义在布拉格遭受滑铁卢——“我们怎么可能向往这种奴役人的、欺世盗名的社会体制呢？怎么会以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了‘人道的面目’，就能逃过一手把持革命的苏联人的掌控呢？”⑨在近乎真实的坦克碾压公交车和人群的《布拉格之恋》里，在这伪造的纪实里，我们感受到这种变形的共产主义产生的化学反应——二战后，在很多轰炸和爆破之后，在伤痛和条约之后，依旧大量存在入侵和杀戮。在有目的性的解构和作为缅怀的诗化两种策略之后，在关于1968年的记忆尘埃落定之后，以纪实的方式和反思的方式表现出战争和风暴的俯瞰式探勘。在纪实电影《远离越南》中，包括戈达尔在内的法国电影导演导演了法国人的失落——当法国人撤离越南后，越南却落入美国人手上。除却法国人的失落，在《红在革命蔓延时》里，法国导演以第一人称表达了对于学生和工人的敬意，“我的思想是如此的脆弱，可那些写在横幅上的口号赶走了我的脆弱，是工人与学生们并肩作战让我得以清醒”，同时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当政府感到害怕的时候，它就派出自己的军队”。似文人诉说一般，讲述人坐在书斋里，表达对越南的忧虑，这是浮士德的忧虑，书斋里面的学者，究竟能多大程度地改变刀枪和炮火的进程？这是优渥的凝视，是艺术的狂欢。“五月风暴”过去三个年头，1971年，这种暴力式的反抗行动还在延续。《五月之后》延续了1968年暴动，同时，电影思考了在嬉皮士的皮囊之下，在性解放之后，在大麻成为精神食粮之后，在烧了学校的教学楼之后，青年男女要做出自己的抉择，因为当青年人沉寂下来之后，当所有的反抗成了一种无谓的挣扎后，全员解放便是他们的诉求，学生们依旧和警察充满敌对，在黑夜中逡巡的他们，试图用油漆涂抹正统，他们还活在1968年的余韵中走不出来，为未来的年轻人忘了那段历史而担忧。（二）梦幻的逃脱。“东方的青年和西方的青年一样留起长头发，双手打着同一个节拍，但是他们反抗的压迫者并不是同一副面孔，西方人认为，美利坚的深层动力，是靠了非正义的战争、种族间的不平等和史无前例的经商狂热来支撑的，所以这些人建立的乌托邦，要弃绝”⑩，共产主义历经磨难，在巴黎和布拉格产生不同的反响，《戏梦巴黎》里富足的伊莎贝拉一家可以玩弄青年时代，他们是法兰西黄金三十年的享用者，他们可以以九分二十八秒浪漫而疯狂的纪录打破戈达尔在《法外之徒》里九分四十五秒穿过卢浮宫的纪录，在《四百击》的开头乐下漫步塞纳河。这是一部电影对众多电影的致敬，一个个电影片段镶嵌到马修和伊莎贝拉的生活中。这是躲开现实，从一部部电影中隐入淡出，这是回避血腥历史的乌托邦之旅。双胞胎成年后依旧如在母腹中一样睡在一起，安逸闲适地躲过劫难。所有的一切都是主观的诗意、梦幻的逃脱。电影没有真实，有的只有电影真实，把法国变成一个游乐场，人人都可以来寻梦。而远在东南亚的越南，《远离越南》展示了血淋淋的真实，孩童的脸被炸烂，衣衫褴褛的第三世界在电影里面展露无遗。“有罪的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共产党人是当今世界的精华”⑪，在西方世界的电影里，凝视第三世界的越南，作为弱者的形象不断被强化，越南成为一个文本，人人都可来践踏一番。

四、结论

在关于“1968”的电影中，《绿色贝雷帽》上映于1968年，《乔纳2000年将25岁》上映于1976年，《红在革命蔓延时》上映于1977年，《布拉格之恋》上映于1988年，《五月傻瓜》上映于1990年，《阿甘正传》上映于1994年，《戏梦巴黎》上映于2004年，《平凡情人》上映于2005年，《五月之后》上映于2012年，电影史上每隔几年几乎都有关于1968年的不同解读，这足以证明1968年在电影史上的重要意义。从1968年前的预热到革命进行时，再到革命进行后的冷却及反思，在不断的解构、诗化、纪实的解读中，历经变形，投入了不同意识形态之下、不同缅怀关心之下对逝去年代的目的性利用和怀旧式关照。在对这些不同策略的比对中浮现出的唯一真实便是，电影史也和史书一样，在不同的话语权体系和意识形态之下变形变异，进而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和效果。应尽可能多角度地解码1968，在纵横交错的截面组装中，还原一个多彩的1968年。

作者:李梦驿 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