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实主义电影新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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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实主义电影从诞生之初就成为中国电影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往往带有严肃的意识形态属性。《我不是药神》采用适当的商业化渲染，在意识形态建构、审美愉悦感发、消费娱乐倾向的多元配比中呈现出新时代下现实主义题材的新型表征。

关键词：现实主义电影；新航向；《我不是药神》

2018年《我不是药神》大热，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聚焦被主流文化忽视的“白血病患者”买不起天价药的话题，展示当代法治社会下社会边缘群体的无奈与心酸。

一、客观视角下的大众关注

互联网的话语构建让世界多维相向，导演通过利用话题营销掀起微博舆论热潮。顺应当下流行趋势，视听场域下的慢节奏让纪录片叙事技法大受欢迎。在纷繁嘈杂的快速发展时代，不少人希望在接触视听画面时能够拥有不脱离生活现实的细致感受。（一）“纪录片模式”中的新观察与真表现。全球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我不是药神》作为商业片中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必然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因而具有碎片多元性。从现实主义叙事角度来看，其电影中内容题材为真实事件改编，叙事模式上采用“观察模式”与“表现模式”，即通过机器的摇晃、追随动作的自然来体现导演的中立态度，借用小人物程勇个人情感波动来表现其对白血病人吃不起天价药的主观关注，这种创新的电影纪录片式手法为观众打破电影过度拼接剪辑的假想，以生活化的沉浸式体验让观众陷入情感漩涡中。与以往饱受争议的《盲山》《盲井》相比，《我不是药神》以娱乐化的方式柔化激烈的社会矛盾，通过程勇个人蜕变的经历展现值得关注的社会话题，被放大的主人公的主动性增强，不再是单纯地讲述催人泪下的故事，从程勇为赚钱进口“格列宁”到赔钱也要走私“救命药”，最后锒铛入狱的行动轨迹看，导演倾向于讲述法治社会下主人公在情与法之间选择的自我救赎实现回归体制现实的“新境遇”，其引发的戏剧逻辑不脱离真实语境，引发观众思考，感人至深。（二）微博嫁接电影舆论：商业平台的新型合流。自2010年微博诞生以来，大量聚积的互联网原住民从论坛、贴吧、网站迁移落户，实现了话语力量的集中转变。近年来，不少社会现实问题纷纷在微博上浮出水面并形成舆论爆点，然而却经常是流量新闻捧就的短暂云烟。《我不是药神》作为电影承接了微博话题的热度，聚焦真实的新闻事件，寻找被信息浪潮冲刷的小人物事件，在事件本身发酵过后对其影像化实现二次回炉，深度挖掘白血病群体与个人命运中的冲突价值，探寻当代泛娱乐化下电影的严肃使命，电影本身发挥了潜意识的作用，促使观众自发进行深层次思考。同时，《我不是药神》的微博话题营销、小规模点映效应、片段真实的花絮释放等方式在“良心”二字附着下产生蝴蝶效应，呈现出微博嫁接电影的新气象。

二、线性叙事与商业化多维移情

纵观中国电影史百年，时代性与阶级性决定了现实主义注定有不同的色彩。线性叙事的淳朴风格、商业化元素的高度吻合是现实主义电影的必然选择，《我不是药神》在低廉制作的高价内容上取胜，使中国商业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影响得以扩大。（一）小人物电影文本模式的生产大众化。《我不是药神》的线性叙事手法满足了大众对日常生活现实的时空想象，相比与依靠电影高端技术给视听感官带来的强烈震撼，现实主义的《我不是药神》拥有显著的“代入感”，当观众看到电影中人物的生活情感遭遇时，由共情机制引发自我幻想往往能够调动观众日常生活的经验性记忆，并自动融入观影乐趣中。而观众对电影文本的体验效果则依赖于电影文本本身的架构和观众自身鉴赏能力的高低。约翰费斯克提出的生产者式文本充分证明了大众文本的可生产性，《我不是药神》作为商业化的大众电影，本身所呈现出的观众可读解的笑料情节与电影创作者的封闭式文本结构产生的矛盾，让观众本身思考为何程勇对白血病群体毫无责任，却要冒险走私“格列宁”这个问题，观众对人物感到敬佩而潸然泪下时，电影文本的生产大众化显露无疑。（二）低成本电影开拓现实主义商业新道路。最早在中国电影市场上进行小成本创作探索的是2006年由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其投入产出比让人慨叹电影市场即将迎来低成本电影浪潮。被高成本、高制作、高科技的娱乐大片培养的观众口味中，现实主义题材的商业电影以理性的方式，记录日常，发现生活，探寻细节的朴实手法重新冲入以“资本”盖棺定论的电影市场。《我不是药神》本身所蕴含的人文内涵和文化精神是传统文化价值的成功回归和商业电影的有益探索。

三、现实主义聚焦缩小社会漏洞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许多现实主义题材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包括反映未成年少女被性侵的《嘉年华》、揭露拐卖儿童现象的《亲爱的》，这些电影像是社会的一面放大镜，呈现给所有人。电影作者通过艺术化的加工处理，聚焦社会现实问题，推动政府出台相应的法律条文，这种良性交互机制，发挥了电影作为艺术作品的社会价值，实现了社会生态圈层的自动修补和边缘弥合。（一）拟真化意象下的特定共鸣期许。在《我不是药神》所呈现的拟真化场景中，程勇的人物经历具象成一种社会意象，其中夹杂着英雄主义、小人物悲剧命运、崇高道德的楷模等象征内涵。与其他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相比，程勇最后的完美结局成功塑造了“草根英雄”的形象，选择回归而非出逃的方式诠释了导演对社会问题可解决的思想态度。当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与人物程勇发生情感共鸣时，受众本身发出的拯救欲望，会生发出一种对现实社会问题亟须解决的客体关照，在事件本身受到政府的关注并出台解决方案时，观众才完成了从电影中脱离的主体转变。观众自发形成的社会期许，一定程度上在不断帮助政府搜索主流话语下的边缘群体，缓解细微矛盾造成的内在压力，缩小社会漏洞面积，维持社会生存场域下的平衡稳定。（二）中国道义当代话语的新命题。中国传统社会讲究的道义往往自带侠气、英雄属性，他们以维护社会道义、敢做敢说、勇于担当的形象给人以憧憬和向往。当代不乏出手阔绰捐献爱心的高调公益，明星公益更是屡见不鲜，然而相比高调的慈善和“照片式”的公益宣传，平凡普通人物的无私善举往往更加感人至深，他们没有充足的财富、没有显赫的地位和背景，但却拥有常人无法做到的执着与坚守，这二元对立的矛盾让“平民英雄”更加鲜活，人们期望平民英雄的不断出现，从而满足大众对社会“正义必胜，道义崇高”的凛然构想，完成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道德呼应。不少冠以最美称号的人物纷纷出现，这体现出大众对纯粹善良、无私人性的强烈渴望。同时，在当下构建法治社会的时代要求下，《我不是药神》第一次完全实现了商业片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的统一，当观众作为市民在接受影片时，他们向公民的转化通过影片人物的体验式传输得以开始。《我不是药神》的出现满足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对敢做敢当的人物设想，同时程勇作为世俗人物到道义代名词的痛苦转变充实了受众对人物的现实假想。当“这件事犯法，但是可以拯救白血病人”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善良、正义、道德的期许就转变成了社会拷问；当程勇以个人的人性光辉让所有观众憧憬时，观众对悲剧式英雄人物的向往不断加深。《我不是药神》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电影模式，通过回归的现实拷问抛出亟须解决的社会命题。

四、结语

目前，中国电影市场中，以社会现实为题材拍摄的影片受欢迎程度仍旧难敌极具震撼力的“三高”电影。然而当代《我不是药神》口碑与市场的双丰收，不仅为低成本的社会现实问题电影的商业化之路开辟了新大陆，更是完成了通过商业化电影让观众了解社会边缘群体、认知当代法治社会缺陷的严肃命题。《我不是药神》与近年来的其他社会问题电影如《找到你》《亲爱的》《嘉年华》等相比，在商业化上实现了成功，带给观众有生活的笑料，现实问题无法解决的痛苦，通过以程勇为核心人物的故事性讲述，融合符合现实主义规则即痛并快乐着的基本遵循，实现了中国现实主义电影艺术化与商业化的有机结合。在中国电影市场上，不断出现的“现象级”电影反映出的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观众口味的渐次转移以及衍生出的时代话语权力体系重建等重要课题，值得电影从业者深思。

参考文献：

1.邹少芳.论当代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发展之路[J].电影文学,2014(03):12-13.

2.翟清.泛社会化视角下影视教育的多维移情影响研究[J].电影评介,2018(14):58-60.

3.陈阳.《我不是药神》：能否开启中国电影的一个新时代？[J].电影评介,2018(14):16-21.

作者:武凡 单位:河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