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俊昊电影叙事与文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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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奉俊昊电影的特色体现在其“悲感”叙事、底层人物的塑造以及社会问题意识的觉醒上。“悲感”叙事表现为时代创伤下的集体记忆。底层人物的塑造则体现出对父权家长制缺失下母亲角色的悲情化以及弱势群体的社会隐喻。而奉俊昊电影的叙事根源离不开韩国特有的民族心理“恨”文化，近代灾难不断的韩国更是加深了这种“恨”文化所衍生出的遗憾、无奈与悲愤之情。同时，国家宏观政策与电影分级制的助力，更使得奉俊昊电影走出国门，登上世界电影舞台。

关键词：奉俊昊；“悲感”叙事；底层人物；“恨”文化

韩国电影在历经日本殖民统治、朝韩民族分裂以及军事独裁专政等曲折与磨难之后，终于在1996年事前审议制废除与“制限上映可”分级制之后迎来空前发展，并以一股势不可挡之势迅速席卷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电影市场。而奉俊昊以其“悲感”叙事、对底层人物的深刻关怀、对“恨”文化这一民族心理的准确拿捏，以及极具社会问题意识的深刻发问立足于电影界，成为引领韩国电影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坚力量。研究奉俊昊电影并非要将其叙事技巧、拍摄风格奉为圭臬，而是要剖析其不同于他人的电影叙事魅力，以及隐藏在其电影内部的深刻文化表征与问题意识，并建构新的能指与所指。因为对于一位电影导演来说，思想内涵是其电影的灵魂，而并非其外在形式。因此，在通过文本分析总结其类型化系统中较为恒定的叙事模式的同时，挖掘出潜藏在文本内部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反思，对于电影研究来说具有积极且重要的意义。

一、“悲感”叙事：时代创伤下的集体记忆

奉俊昊的电影文本兼具惊悚、悬疑、科幻等多种类型元素，展现出奉俊昊驾驭不同题材的强大能力。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具有“电影作者”气质的导演，奉俊昊的电影文本往往在某一方面保持着相对共性的叙事特征，这些叙事共性体现为时代创伤下的集体记忆所带来的历史记忆的追溯与时代的阵痛，从而形成奉俊昊电影所特有的“悲感”叙事情结。奉俊昊电影的一大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杀人回忆》与《汉江怪物》都取材于真实事件与备受关注的焦点新闻。这两部影片在还原真实案件始末的同时，展现出时代的阵痛，以及相应历史背景下人的生存困境与韩民族关于时代创伤的集体记忆。《杀人回忆》故事原型取材于20世纪80年生在全斗焕军事独裁时期韩国京畿道华城的一起连环杀人案件，折射出暴力的独裁背景下混乱的社会状态与沉痛的集体反思。它将连环杀人案的社会成因与当时军事独裁统治下人人自危的韩国“社会特质”相结合，将大时代背景与小人物命运紧紧贴合在一起，并通过复杂的二元建构揭示出生活在社会生活底层的小人物在时代洪流的旋涡中命运不可自控的悲剧性，勾勒出一幅韩国民众众生相。《杀人回忆》回忆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连环杀人案件，而是对整个混乱年代社会的集体“回忆”，大家不得不面对“凶手”是谁的问题，时代造就了杀人恶魔，而身处那个时代的“我们”，都是历史的“凶手”。《汉江怪物》讲述一个普通家庭如何克服重重困难从一只怪物手中救出小女孩的故事。它借用怪物的类型叙事外壳，将关于“家文化”的传承，政府无作为的“社会议题”发问以及韩美历史遗留问题的考量裹挟其中，在无形之中将韩国的历史地位与民众对独裁和强权的不满与愤懑巧妙地通过影片外化出来。两部电影不仅是对历史创伤的集体深思，更是对遗失的“我们的东西”的追溯，这种极具时代反思性的特点，展现出对时代价值的重新注解。此外，韩民族的集体记忆不仅体现在电影的选材与时空设置上，更是深深植根于影片主人公的命运中。《绑架门口狗》中，男女主人公焦躁不安的心理状况与2000年以来韩国经济在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快速崛起时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与一时无法适应的国民心理精神世界的空虚相契合。而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父权家长制文化更是《母亲》中母亲悲情化的根源。《雪国列车》尽管是一部好莱坞式的科幻末日题材类型片，但柯蒂斯身上所表现出的人类对精神自由的向往仍然是当今时代的普世价值观。《玉子》中，美子与露西之间是一场关于动物保护与超级转基因物种的博弈。主人公的命运处境与韩民族每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际遇与挑战形成了想象性的同步，这或许就是民族的创伤经历在文艺作品中清晰可见的证据。

二、底层人物：母亲与弱势群体

电影人物是电影观众实现镜像认同的最有效载体，人物形象是否饱满往往决定了一部电影的叙事张力。奉俊昊电影中的人物设置总是集中在底层人物上，他对底层人物有着一种异乎常人的关注，他热衷于将主人公置于绝境，寻求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成就感与满足感。而其影视文本中，又以父权家长制形象缺失的悲情母亲形象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弱势群体为主要表现对象，通过对这两类底层人物的形象描摹，揭露出前现代文明无法逃脱的“父权”桎梏以及弱势群体的社会隐喻。（一）悲情化的母亲形象。在奉俊昊的六部长篇电影中，涉及母亲形象的仅有《母亲》和《雪国列车》，其他四部的母亲形象甚至是缺席的。而这两部作品中的母亲又无时无刻不散发着一种悲情。《母亲》中的道俊从小失去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韩国文化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所重视和强调的性别观念又将父权家长制放在首要地位，性别所带来的男尊女卑问题深深积压在母亲的身上。“父权”的丢失让这个原本就贫瘠的家庭雪上加霜。生活的困苦迫使母亲想以自杀来使自己和年幼的道俊得到解脱，结果自杀不成却造成道俊精神残疾时，母亲心中的悔恨无以排解，她只能通过溺爱道俊的方式来弥补自己当年犯下的过错。因此当儿子被指认为杀人凶手时，母亲不顾一切为道俊脱罪，甚至在最后得知道俊真的是杀人凶手时，更是义无反顾地杀人灭口来保全儿子的性命。母亲历经千辛万苦查找到的证据到头来只是一场儿子犯罪的“还原”，影片最后，母亲无法忍受这巨大的冲击而选择为自己扎下“遗忘之穴”，在麻痹、遗忘与隐忍中过活。《雪国列车》里的黑人母亲，原本与孩子和丈夫在那列永动列车的末端苟延残喘地生存着，儿子的身形因为符合列车永久运行的条件而被头等车厢的人抓走。当末等车厢的革命领袖柯蒂斯举起反抗大旗向头等车厢进攻时，黑人母亲也奋不顾身地加入这场革命，并在革命过程中一直拿着儿子的画像寻找着自己的孩子。影片最后，列车永久地停了下来，而黑人母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能与孩子相遇。这两部影片中的母亲都将亲情与血缘关系凌驾于一切准则之上，为孩子付出一切甚至是生命。但男尊女卑又使得母亲的行为总是带有一种悲情色彩，以此获得了观众的同情与共鸣。（二）弱势群体的社会隐喻。个体永远是被历史绑架的人质。个体以一种不得不参与的宿命谱写着历史进程。在韩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总是夹杂着军事独裁、学生运动、金融风暴、政治斗争等多种社会变革。韩国一边在享受着民主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同时，又在追忆着社会变革中所残留的共同记忆。奉俊昊电影对历史的隐喻通过“不健全”的个体形式表现出来。《绑架门口狗》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在喜剧的外壳下探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矛盾，通过一系列杀狗、救狗、寻狗的线性叙事反映出对待这件事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并引出他们生活的困惑与迷茫。影片尤其将社会制度的不健全与阶级社会的矛盾通过患有精神疾病的流浪汉表现出来，直指病态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与畸变。导演对社会现实的拷问在《杀人回忆》中达到顶峰，这部包裹着连环杀人案件内核的影片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创伤，是全斗焕军事独裁统治时期混乱的社会秩序与压抑的社会现状的体现。这种社会现状孕育出的是残忍的连环杀人凶手，更结出时代的恶之花，人人都是时代的“凶手”。《母亲》则通过对闭塞小镇下社会制度的残酷与游走在犯罪深渊的畸形母爱之间的对垒，折射出弱者在残酷社会下的生存之道：残酷社会下人人都可能成为善者，亦可成为恶者。即使被万般赞美的母爱也会在残酷社会现实下迷失本性，弱者的生存之道本就萎靡复杂。导演似乎也是在提醒着观众：不要陷入电影的逻辑中，弱者不一定值得同情，因为弱者之下，还有弱者。奉俊昊电影中所呈现出的精神患者，是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印记，也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缩影。

三、奉俊昊电影的文化特征与社会问题意识

奉俊昊电影的成功不仅得益于韩国电影政策的扶持，也与其背后深刻的文化特质密不可分。1993年，金泳三总统在总统年度报告中指出“好莱坞大片《侏罗纪公园》的收益相当于售出150万台现代企业的索纳塔汽车所获取的利润”。韩国由此引入“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并打开国家政策对韩国电影业支持的大门。同年，韩国电影人成立的“银幕配额监视团”死守银幕配额制度，并在2001年重新修订的《电影振兴法》中，废除了“等级保留制”，新设“制限上映可”分级制，加上政府对青年导演的人才培养计划，使韩国电影在自由的环境下得以迅速发展。在国家宏观政策与电影分级制的助力下，奉俊昊在第一部长篇处女座《绑架门口狗》不卖座的情况下仍然获得资金扶植的机会拍摄第二部影片《杀人回忆》。影片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主题阐述与类型化叙事外壳的精准拿捏，使其获得口碑与票房的双赢，并由此开启奉俊昊商业与艺术并重的电影之路。奉俊昊电影中对集体记忆的历史书写、对底层人物生存困境的刻画以及对“未解决”结局策略的描摹，与阶级制度的不健全以及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碰撞所产生的矛盾密不可分，同时又与深深植根于韩国民众心理的文化特征———“恨”文化不可分割。韩国学者金烈圭在《恨脉怨流》中指出，“恨”不是个别人的情感体验，而是整个韩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蓄极积久的一种大众化的社会风尚和伦理观念，它在这一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具有所有个体都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它超越了个性的心理基础，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韩国人身上，属于一种群体心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恨是被日本殖民主义长期殖民的亡国之恨，是朝鲜战争的分裂之恨，是军事独裁的阶级之恨。《杀人回忆》里军事独裁统治下躁动不安的社会环境所孕育的变态杀手，《汉江怪物》中韩美关系所滋生的怪物与民众的愤懑和不满，《雪国列车》里的阶级革命，都是“恨”文化在电影中的具象表征。奉俊昊将其民族的痛苦熔化铸造成这种集体无意识，并通过电影的形式或积极或消极地表现出来。

四、结语

奉俊昊电影为韩国电影崛起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带给影迷观众的不仅有绝佳的视听盛宴，还有深刻的人文思想内涵与社会问题意识。《杀人回忆》始终引领人们关注现实社会的真实案件，《汉江怪物》使民众重新审视“韩国身份”，《母亲》批判父权家长制度下女性的悲剧意识……当韩国电影废除电影审查制度，走出制度的牢笼，并将本土叙事特征与好莱坞类型电影模式相结合，使其超越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电影成为亚洲类型电影的新代表人物之时，中国电影如何在韩国电影成功经验背后寻找到属于本国的经验范式，值得每一位国产电影人重视与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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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婷.21世纪韩国电影中的母亲形象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6.

4.宋诗婷.奉俊昊：弱者之恶[J].齐鲁周刊,2014(47).

作者:夏颖 单位: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