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影时代电影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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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作为一门视听艺术，从诞生之初到后期发展完善都得益于技术的发明与进步。尤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字化电影发展迅猛，在整个电影行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新的数字技术冲击了传统的电影产业，大量特技的使用，拓展了人们的想象空间，电影的“真实性”再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关键词:电影;真实性;数字化;艺术;技术

对于传统电影来说，“真实性”是其重要的美学范畴。即使电影自诞生之初分裂出两条不一样的道路，以卢米埃尔兄弟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乔治•梅里爱为代表的造型主义，“真实性”始终是其共同的客观基础与现实依据。但是，随着电影进入数字化时代，甚至当传统电影的物质技术基础———摄影机和胶片可以被完全取代之后，大量由电脑加工合成或者由电脑直接生成的数字影像的出现，电影的“真实性”开始受到挑战。电影与真实的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不断弱化，数字技术挑战了传统电影表现形式的极限，也使得经典电影理论受到一定质疑。在数字时代对于“电影是什么”这一本体论的问题进行再度思考，直接关系到对于数字时代电影本性的认识。

一、“影像本体论”并未走向解体

“影像本体论”是巴赞电影美学体系的哲学基础，主要探讨了影像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巴赞认为，电影与摄影技术的出现，是人类追求逼真的复现现实的产物。这种复现现实的冲动起源于人们心中的“木乃伊情结”。“影像本体论”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可以说是对于传统早期电影的本质性总结。自1895年电影诞生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影像本体论”因为符合当时所处时代电影的整体创作状况，总体上被理论界所接受。即使后期遭受到结构主义学者和电影符号学家的批评，其经典地位依旧不可动摇。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IT行业飞速发展，CGI技术大规模介入到电影创作领域，甚至CGI完全不用摄影机参与便可直接创造出像传统影像同样逼真的图像来。数字电影时代的到来使人们深信不疑的“影像本体论”面临着重大挑战，甚至不少学者纷纷提出，巴赞的“影像本体论”已经走向解体甚至过时。这一观点是非常武断的。在数字电影时代，需要对于“影像本体论”进行重新审视，它并未走向解体，依旧是传统电影理论最为稳固的基石，仍对数字电影具有指导意义。首先，在解读巴赞的纪实美学时，应当客观而全面地认识巴赞所提出的“真实”。巴赞纪实美学的核心应当是一种“真实观”，是哲学和心理学层面的真实，是社会和心理情感上的真实，并不仅仅是摄影机所拍摄出的真实。正如宗白华所言:“艺术的模仿不是一种徘徊于自然的外表，乃是深深透入真实的必然性。”［1］巴赞强调的“真实”，从来不是单纯的对于外表的单纯复制，而是指对于人们心灵产生的意义。其次，要正确地解读“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这一观点。“渐近线”是指无限接近、永不相交的两条曲线。巴赞在提出这一观点之初，就表明了他从未提倡绝对的真实。电影作为一项创作活动，是以内在的尺度来创造真实，这是一种艺术真实而非生活真实本身。电影与现实或者说真实之间，始终无限接近，却从不可能重合。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表明电影作为艺术，表现“真实”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差异却恰恰是艺术存在之根本。当年卢米埃尔兄弟未经处理过的影像虽激起一时的惊叹，但观众很快就将其抛弃，寻找更有表现力的影像。再次，巴赞对于真实程度的论述也应当重视。巴赞意识到电影像其他艺术一样，必然牵涉到一定程度的选择、组织和阐释。他认为电影制作者的价值观必然会影响其感知真实的方式，这些变形不仅不可避免，甚至大多数还是值得提倡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以及德•桑蒂斯的《罗马11时》，两部作品在用纪实手法摹写战后意大利社会现状时，虽然都从社会新闻中提取了电影的主要情节，但是在实际创作中却增加了一些戏剧性的情节，例如《偷自行车的人》中最终父亲偷车的情节，《罗马11时》中不同女性的戏剧化遭遇。但这些变形并非是对于电影真实性的侵害，他们依旧能让观众目睹和感受到战后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因此在电影创作的艺术化过程中，电影既不是对于物质世界完全客观的记录，也不是对其象征化的抽象，而是在原始生活和传统艺术的再造世界之间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所以，电影创作者对对象世界的理解、反映、阐释，只要合情合理，他的电影“作品”就具有“真实性”的品格，而具有“真实性”品格的作品，才会让观众产生信任感及认同感，从而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同时，巴赞对于新技术的出现也是包容的。巴赞在论述电影演进历史时曾指出，基本上每一项技术革命都将电影媒体向写实主义的理想推进了一步。所以，当我们重新审视巴赞的“影像本体论”时不难发现，巴赞强调的其实是“真实观”，而不是指摄影机这一“真实的表现手段”，这种“真实观”是心理空间的真实。因此，数字电影所创造的影像，对巴赞的“真实观”不构成根本性的威胁，“影像本体论”也从未走向解体。

二、数字化对“真实”的还原与延伸

电影作为艺术与技术的结晶，技术的完善从未阻止过电影艺术的进步，虽然并非所有的技术都能进入电影本体，但是在这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技术的完善使电影的面貌焕然一新，也越来越接近“真实”。在默片时代，电影摄制者为了使无声电影获得音响、获得音响效果、获得音响形象付出了不懈努力。直到1927年《爵士歌手》一片的出现，才渐渐使得电影摆脱了单一造型手段的困扰，从而使视觉艺术真正转变为视听艺术。声音进入电影创作后，缩小了电影的假定性，增强了现实性，开启了电影历史的新篇章。同时，在电影发展初期，银幕只能用黑白表现现实生活，颜色的失真使得人们不断尝试为电影着色。在彩色片主导银幕的今天，许多电影只有在表现独特的形式与风格追求时，才会采用黑白摄影。究其原因，也是缘自观众内心对于“真实”的渴求。综上，通过简单回顾数字电影时代来临之前几次重大技术变革可以得出，技术的进步始终都在扩展着电影艺术表现力的范围，使电影越来越接近现实生活，“真实性”不断增强。而数字化更是对于“真实性”进行了拓展。爱因汉姆曾在《电影作为艺术》中列举出了电影影像感知方式和日常生活中感知方式的六大差异。数字电影时代缩短甚至消解了这种差异，尤其是在3D电影出现后，二维画面得到解放，更具立体感。甚至在VR技术逐步发展、开始介入电影创作领域后，限制的边框都已不复存在。1946年，巴赞曾提出“完整电影神话”这一观点，他指出:“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的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象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全部世界的幻景。”［2］人类想要获取外界的信息，最重要的媒介就是视觉和听觉这两大感官。技术的变革使得电影最大程度再现了视听信息，这是电影让观众产生“神话”理想的最重要的原因。而数字电影的出现以及普及更加使电影向“完整电影神话”逼近，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影像的结构更加真实。在数字时代，新技术虽然影响了电影的知觉式样，改变了电影的拍摄对象、拍摄方式以及影像的生成媒介，但是，电影最终呈现在观众眼前的动态声画的影像媒介属性并未发生改变，电影的叙事任务、电影美学与电影语言的传达意义也没有被改变。与照相机相比，摄影机所拍摄的运动影像让观众产生了真实的感觉。进入数字技术时代，尤其是当3D电影出现后，画面不仅呈现运动状态，而且纵深感更加强烈;巴赞所推崇的长镜头赋予了观众对真实感受极大的自由度，而3D数字电影将画面从平面运动推进到立体运动，对现实进行了突破性的再造与描摹。因此，技术的进步实际上是使观众与影像的关系更为贴近他们与现实的关系，影像的结构更具真实性。其次，新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对“真实”的现实进行再创造。英国后现代消费文化理论家迈克•费瑟斯通曾说过:“在消费文化影像中，在独特而直接产生的身体刺激与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中，情感快乐与梦想欲望总是大受欢迎。”［3］如今技术的发展，使得一部分“美梦成真”。影像与现实的关系甚至发展到“模型先行，现实跟随”。电影中所创造的奇幻世界对观众内心产生实际影响，诱导现实中的人与事物去追随影片中所营造的虚幻世界。著名的迪士尼乐园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迪士尼乐园中，属于影像中的幻觉成为真实体验，观众变身游客，进入由童话角色构成的世界。在这里，幻觉与现实的界限消失，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掩饰现实的不在场，而是为了重新创造现实的仿拟，首先将不存在的事物表现为存在的、将想象的事物表现为现实的，继而它还试图去同化现实，将现实吸融进自身”［4］。除了迪士尼乐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在数字技术应用最多的科幻片领域，影片中有些令人惊叹的科技发明正在现实中真实产生，并改变现实生活的进程。虽然影像的“能指”渐渐不再依附于现实的“所指”，数字电影中产生的模型或是幻想在真实的世界中逐渐找不到基础与原型，但是这些影像并非没有力量，反过来推动了现实的发展，甚至已经开始逐步迈入“生活模仿艺术”的时代。

三、对数字时代电影美学走向的几点思考

爱因汉姆曾在《电影作为艺术》一书中指出，技术的不断追求是做到现实的最大程度逼真化的保证。近年来不论是国际电影市场还是国内电影市场，数字电影所掀起的浪潮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有目共睹，数字化手段的运用越来越深入电影制作甚至成为观众品评一部电影作品好坏的标准。在数字电影突飞猛进、大刀阔斧地改造着传统电影时，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理智对待这一潮流。首先，对于数字技术本身，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数字影像与现实的关系和观众的关系早已超出单纯的技术领域，呈现出复杂的文化关联。数字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应该承认其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数字技术帮助人们再现了历史、记录了现在、创造了未来，并且数字技术在应用时，事实上与传统的纪实电影的美学追求是基本一致的，尽管数字技术绘制的是某种虚拟影像，但在追求“真实”的精神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同时，技术虽然会使真实叠加，但是并不一定会生成真实感。真实感更源自内容与呈现形式完美搭配。不可否认的是，数字技术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不是说单纯地为了技术而忽视电影本身内容的那种负面影响，因为造成单纯强调技术，而忽略影片质量的始作俑者是人，而不是技术本身所携带的缺陷。这里所说的负面影响，是其对于我们的认知方式与思维方式所造成的影响。当数字技术能够越来越接近现实，从传统的二维到三维，甚至VR逐渐从游戏领域进军影视领域，电影与现实的这两条“渐近线”甚至开始异化，接近重叠。面对数字技术难以估量的发展前景，我们担心的是，“超真实”出现后，未来的数字影像是否会通过技术理性暗中将大众浸染为视觉与幻觉的机器人。当真实与幻觉混为一体真假难辨，观众能够随意进出虚拟与现实之间时，人类的思维方式与对于现实的把控是否能够守住理性的防线，走向一个更高意义上的超越现实的自由的审美境界，还是在幻境中迷失与沉沦?与此同时，在这种对于以好莱坞技术大片为代表的强烈推崇下，那些朴实的现实主义影片与不夹杂任何炫技般光影效果的文艺片的生存空间是否会越来越狭窄?这种技术狂潮对于人们审美趋向的影响所带来的问题已经在国内电影市场初露端倪，这些问题必须得到重视。其次，应当引起注意的是，作为新技术使用者的电影制作者对于数字技术抱有的态度。数字技术进入电影领域似乎比电影史上任何一种新技术推动电影的变革进程都轻松得多。在《雨中曲》中戏谑地演绎了声音进入电影的历程，声音进入电影在当年遭到了诸多默片大师的反对，观众也认为这样的影片难以接受。但是反观数字电影，它进入电影似乎过于顺利。确实，从制作成本与拍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解决了诸多难题。但是，这一跨越过于快速，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短短20余年，数字技术“血洗”胶片，大牌胶片公司纷纷倒闭，能坚持使用胶片拍摄的导演也屈指可数。从国内来看，近几年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徐皓峰的《箭士柳白猿》、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与青年导演杨超的《长江图》是为数不多的胶片电影。在国外，坚持使用胶片的导演代表则是昆汀•塔伦蒂诺、克里斯托弗•诺兰、马丁•斯科塞斯等人。这些大师级导演纷纷表达了他们对于胶片电影的迷恋与坚持。但是这样的创作者毕竟在这场浪潮中是少数的存在。也许有一天胶片会从电影的历史舞台中退场，但我们希望能看到的是，胶片的美学不会消失，胶片所独具的那种多层次、复合的、缓慢变化的质感，能够在数字的自由度中继续保留下来。所以，当数字电影这一潮流汹涌而来时，尤其是在数字技术普及后，甚至当观看者都可以转变成拍摄者时，作为电影制作者和爱好者的我们，对于数字技术必须抱有严谨的态度。本文从三个角度探究了数字电影时代电影的“真实性”。首先应当认识到安德烈•巴赞理论的复杂性，对于其经典理论进行重新审视与解读，对其经典地位予以肯定与认可。其次，数字电影时代并未改变电影的“真实性”，反而是对于“真实”的一次延展。最后，对于新技术，作为观众与影视制作者都应当抱有谨慎态度。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39．

［2］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17．

［3］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9．

［4］钟丽茜．从数字影像到符号经济———论数字技术对传统电影美学的冲击［J］．文艺论丛．2012(7):134．

作者:冯硕 单位:兰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