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报道电视传播新景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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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视媒体在防控肺炎疫情阻击战这场“大考”中的潜力被进一步激发，在疫情报道中呈现出有别于日常报道的传播新景观：第一，权威重构：疫情风险传播中凸显社会建构功能；第二，传播迭代：“大视频”生产逻辑催生多屏产品爆款；第三，服务跨域：信息资源整合联动助力精准快服务；第四，表达转型：新闻与综艺话语互鉴聚力价值传播。

关键词：肺炎;电视媒体;疫情报道

肺炎疫情就如同一场“大考”，无论对传统媒体还是对新媒体而言，都不失为一次传播能力的重要考验和媒体融合成果的集中检验。尽管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传播环境和舆论生态，尽管传统媒体落幕的论调此起彼伏，但在类似疫情这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传播中，传统媒体，尤其是以电视为代表的主流大众传媒梯队却鲜明地显示出其不可替代性，而且，在各种融合传播手段助力下亮点频出，大批设计巧妙、创意丰富、场景多元、深度交互的融媒体产品跃入大众视野，在传递权威信息、舆论扶稳纠偏、防疫知识科普、开展社会动员、凝聚大众共识、动态情感陪伴等多维度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权威重构：疫情风险传播中凸显社会建构功能

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内容价值和渠道价值都在一定程度上被互联网带来的海量信息、开放平台所稀释。然而，在这次疫情风险传播中，互联网媒体却并未因开放、透明而遮蔽其在舆论引导、风险协调与控制等方面的问题，电视这一大众媒体反而在风险认知、风险沟通、风险规避等功能上表现得“技高一筹”。首先，电视长久以来所积淀的坚实用户基础和媒介接触习惯在疫情传播中使电视媒体的权威地位再获彰显。当前传播环境下，电视大屏开机率下降已是不争事实，然而，这并不能撼动电视庞大的用户规模。根据CSM调查数据，我国当前电视观众规模为12.87亿，电视观众月均到达率约90%，即电视的月活用户达11.58亿，远超已然是国民级应用的微信、优爱腾以及抖音、快手等平台。①此次肺炎疫情暴发恰逢春节期间，“大事看电视”的大众媒介接触习惯加之“居家隔离”的要求进一步拉动了电视的收视需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节目收视大数据系统（CVB）统计数据显示，疫情发生以来的1月25日至2月9日，全国有线电视和IPTV较去年12月日均收看用户数上涨23.5%，收视总时长上涨41.7%，每日户均观看时长近7小时；全国12省份卫视频道晚间新闻收视率涨幅超50%，其中湖北卫视晚间新闻收视率整体提升531%，收看用户数提升906%。②此外，尼尔森网联统计数据也显示：2020年春节期间，电视收视时长增长近1.5小时，人均日收视时长增长30分钟，7天累计观众规模达10.32亿，占全国总电视人口的80.6%；全国人均收视时长环比增长87分钟，增幅33%，全国城市观众收视增幅38%。③与此同时，电视媒体在低线城市的下沉影响中同样表现强劲。而较之在规模上的显著优势，更为重要的是，电视媒体广泛、公开而持续的影响力在揭示风险全貌、搭建沟通平台、呈现公众意见、监督风险决策等方面独具优势，且在与鱼龙混杂、谣言四起的互联网环境共存下，其长期形成的权威性、公信力、专业性尤显珍贵。回顾疫情信息传播的时间链，武汉市卫健委2020年1月5日通报显示，病例最早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从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月19日，陆续有官方媒体或自媒体武汉市卫健委有关疫情通告，但至此，“肺炎疫情”在大众中的普遍知晓度依然较低。直到1月20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1+1》播出报道，主持人白岩松连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全国民众尤其是广泛基层民众才首次获得对“肺炎疫情”的全面、准确认识。事实证明，此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的确成为疫情信息传播的主阵地，并一直在信息下沉、弥合信息沟、社会动员和社会建构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产生于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在知识里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或者削减，它们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因而掌握着界定风险的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业，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④美国决策研究专家保罗•斯洛维奇指出：“大多数公众评估危险，依靠的是直觉判断，即‘风险感知’，而他们有关风险的经验主要是来自新闻媒体。”⑤从此次传播实践看，在肺炎疫情这一具有不可预知性、不确定性、知识依赖性的风险信息传播中，电视媒体的确以无法抗拒之力参与了现实社会的建构，并相较于互联网更好地承担起风险议题设置和风险阐释的重任，在沟通、整合、监督、动员等社会功能发挥方面展现了更大力量。

二、传播迭代：“大视频”生产逻辑催生多屏产品爆款

从渠道建设到流程再造，从中央厨房到县级融媒体中心，媒体融合发展至今，已推动传统媒体在媒介形态、媒体业务、传播渠道、传播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革新。而若反思近年来传统媒体的融合传播实践，不难发现，重大主题宣传之外的常态化报道，仍难以避免传统端内容平移、浅层图文呈现、拆条分发等“模式化”弊病，真正为新媒体端“量身定制”的精品内容依然稀缺。而令人欣喜的是，这次疫情报道却促动传统媒体迅速实现了一次传播上的迭代，中央和全国各省级卫视开始迎合“大视频时代”的逻辑，进行差异化的多屏、跨屏适配生产，奉献出移动化、多场景、互动性、无处不在的视觉产品，真正实现了立体无缝传播。在大屏端，增设新闻直播特别节目或相关专题类、科普类节目，扩大新闻节目播出量，减少或取消娱乐节目播出，推出有关主题宣传片、公益宣传片等，是各大电视台的普遍做法。位于疫情重点地区的湖北卫视于1月25日率先推出《众志成城抗疫情》特别节目。此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统筹部署，全国广电建立协同机制，至1月30日，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特别直播《战疫情》为代表，全国已有21家卫视频道播出特别节目。6天时间，特别报道节目的合计收视量达5.6亿户次。⑥不同于大屏端的“统一战线”，全国卫视在小屏端纷纷各自发力，所推产品形态各异，呈“百花齐放”之势，与大屏端节目协同互补、遥相呼应。其中，最大亮点便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其央视频APP推出的24小时不间断“慢直播”。央视频于2019年11月上线，是基于5G+4K/8K+AI等新技术的综合性视听新媒体旗舰平台，也是我国首个国家级5G新媒体平台。此次“慢直播”将多机位对准武汉火神山、雷神山两所医院的施工现场，无主持人、无解说、无背景音乐、无剪辑、无议题设置，却吸引过亿网友化身“云监工”，自行开展互动，自创热搜话题。数据显示，直播在1月29日至2月3日期间每日以近2000万级观看用户增长，日均评论量高达7万条，峰值评论量为2月1日15点的7908条，⑦堪称“年度爆款直播”。在“二神山”直播之后，截至2月16日，央视频又陆续推出武汉天河机场、方舱医院等多路慢直播，均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直播并非新鲜事物，而在此次疫情报道中，慢直播能够取得爆发式关注，原因有四：其一，从这一直播形态本身的传播特点来说，它依靠视频画面自我阐释，原生态、长时段、陪伴式的自然真实呈现，为用户创造了一种新的与临场世界建立连接的方式，营造出一种“共景监狱”式的窥视空间，恰好契合了大众想要了解施工真实情况的迫切需求，同时将话语权交还用户，用户具有更强的主体性、主动性；其二，从内容承载看，慢直播看似枯燥单调，但所传递出的信息量绝不仅仅是建造医院本身，与此相关的疫情新闻、在线网友的屏内互动及衍生话题等均构成直播内容，极大增强了直播的趣味性和可观赏性；其三，从关系构建看，慢直播本质上可概括为一种基于场景的实时移动交互直播，它借助场景、因场景而形成的互动机制和互动关系以及共同情感、价值、立场观点而构建了一个临时的“场景共同体”⑧，具有很强的仪式意义，不仅大大弥合了实体空间的距离感，而且构成了非常时期的一种社会整合，使分散的社会成员在特定场景中获得共同的情感体认；最后，从这次慢直播的社会背景来看，“雷神山、火神山的建设原本就是国家统一调控、接管病例的重要举措，其背后有着强大的鼓舞性，这样的主体意义使得直播间内的氛围具备高团结性和强凝聚力，无数观看者更容易在这里受到群体共鸣的影响”⑨。疫情带来的时空阻隔没有造成信息传递的障碍，反而使电视的小屏传播迸发出新的活力，从“云监工”到央视频陆续推出的“云陪伴”“云守望”“云招聘”“云充电”等系列“云”产品，均是例证。它们“都是由于媒介技术介入了人和人、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从而生成一种新的场景、新的关系、新的在世状态”⑩。当然，不仅“国家队”，全国各地卫视在融媒体报道中都不遗余力，统筹各类平台，融动大屏小屏。值得关注的是，Vlog、短视频（包括短视频合集和长视频拆分）从众多形态中脱颖而出，如中央广电总台央视的Vlog《武汉：我的战“疫”日记》、浙江卫视的Vlog式极简综艺《我们宅一起》、湖北广电的抖音短视频合集《众志成城抗疫情》、山东广播电视台的抖音系列短视频等，这些原本娱乐性较强的传播形态凭借其短小轻快、内容直观、生动活泼等特点在疫情之下被重新利用，赋予更多新闻性、科普性，成为疫情报道的有力武器。

三、服务跨域：信息资源整合联动助力精准快服务

疫情传播表面看是疫情信息的传播，实则还具备一定健康传播、科技传播的色彩，这使得大众传媒除了要发挥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教育、娱乐等功能，还须承担起必要的服务功能。在此次疫情报道中，传统主流媒体借助大数据等技术，与有关机构合作，将各方信息资源进行大整合，推出一系列实用性、工具性服务平台，体现出媒体融合发展为其注入的强大活力，而由提供单一化信息服务向提供多元化综合服务转型，也可看作未来媒体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大动能。聚合互联网信息、搭建时效性平台，是不少媒体的“标准”操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挥央媒资源优势，第一时间推出权威的疫情实时查询、“患者同行程”查询、患者求助通道等平台，打通网上信息对接渠道。例如，央视频APP的“疫情24小时”模块设置“疫情寻人”功能；央视新闻联合中国移动、咪咕推出“共同战‘疫’最新疫情实时地图”，联合搜狗推出“共同战‘疫’肺炎疫情查询”平台，自主推出“肺炎及其他危重病患求助信息”平台；央视网联合阿里巴巴推出“疫情服务直通车”，搭建“战‘疫’最前线”在线心理帮助平台，等等。地方媒体中，江西广播电视台“赣云”融媒体中心、手机江西台客户端联合百度推出的“病毒疫情实时大数据”平台，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客户端联合多家资讯平台推出的“疫情防控服务平台”等，也都在当地的疫情查询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电视媒体的优势在于视频，各地教育系统作出的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的工作安排给电视媒体向教育领域探索服务模式提供了契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央视频开设“云充电”专栏，不仅联合多家教育培训机构发起全年级全学科免费线上直播课程，而且吸纳诸多UGC、PUGC科普类、教育类账号入驻，推出包含健身、歌舞、美食、书法、绘画等在内的各品类免费课程；同时，融通大小屏，将电视端节目拆剪为短视频，以“微课件”形式。数据显示，央视频“云充电”课程系列上线4天，直播累计观看人次已超2.2亿。11此外，央视网联合腾讯推出的以直播全国各地风景镜头为核心的旅游产品“云旅游”、央视影音打造的“战疫补给站”内容融平台以及“客厅舞战疫2020一起赢”客厅舞挑战活动等等，也都是为疫情期间大众“宅”生活而精准定制的服务产品。不同于央媒的网络课堂，各地的“云课堂”多以“电视课堂”形式呈现。例如，北京卫视继前期推出教育节目《老师请回答—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课》后，又与北京市教委联手推出电视课堂特别节目《老师请回答—特别节目“空中课堂”》；天津、上海、江苏、山东、浙江、湖北等20多个省区市也都通过广电有线电视，以及电信、移动、联通的网络电视（IPTV）和卫星等方式打造了本地区的“广电云课堂”。与网课不同的是，“广电云课堂”主要利用有线电视覆盖的优势，多以广电机顶盒和各地广电融媒体客户端为载体，充分发挥电视大屏清晰流畅、视听效果好的特点和移动端小屏灵活便携的特点，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大屏和小屏协同配合，构建起网端互联互通的教育传播网络。从单纯提供信息到借助资源整合汇聚信息，再到利用新兴技术手段打造集成化信息产品，不能不说，电视媒体在疫情报道中的跨地域、跨领域、跨界域服务为未来的媒体融合生态描绘了一幅切实可行的愿景，大屏与小屏的“碰撞”究竟还能产生多大化学反应，值得期待。

四、表达转型：新闻与综艺话语互鉴聚力价值传播

在重大主题宣传中，新闻宣传与文艺宣传互通借力是常见手段；而电视媒体恰好是一种娱乐性很强的媒体，文艺宣传是其“强项”。但肺炎疫情这类事件不同于一般的国家级社会庆典、重大事件，它带有很大的“灾难性”色彩，因此，“去娱乐化”尤为必要。此次疫情发生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立即部署全国卫视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和舆论引导，其中一条重要举措就是减少娱乐性节目。而疫情期间长时间居家隔离的广大受众对各类新闻、娱乐、影视产品的需求其实有增无减，他们需要有情绪释放和转移注意力的出口。矛盾之下，我国电视媒体在新闻与综艺的话语表达之间寻找平衡，呈现出一番别样图景。一方面，那些没有被取消或延播的娱乐性综艺节目纷纷进行结构化调整，或是创新录制手段，或是加入一些思想性、引领性、激励性更强的内容，寻求一种“严肃化”表达。这方面，2020年央视春晚可谓具有“风向标”意义。不仅及时调整节目内容，增设“唯一没有彩排过的节目”—情境报告《爱是桥梁》，而且加入与疫情相关的公益广告《大爱无疆》，向全国人民传递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坚定信心和决心。之后，各地卫视春晚紧跟趋势，纷纷做出类似调整。内容增设之外，录制手段调整也是这次不少综艺节目的常规操作。为减少人员接触，确保防疫工作严密到位，2020年央视元宵晚会临时取消现场观众设置；湖南卫视将历年的“元宵喜乐会”更名为“元宵一家亲”，同时将现场观众席创造性改造为“弹幕式观众席”，观众可通过场下设置的屏幕以“实体弹幕”方式参与互动，传递温暖。此外，在全国电视综艺大范围停播的情况下，湖南卫视从节目生产端创新，探索出“云录制”的全新综艺制作模式，将短视频元素电视化，打造出分享互动生活创意秀《嘿！你在干嘛呢？》和智趣类公益《天天云时间》两档全新节目，实现了疫情下不可多得的综艺呈现，获得收视与口碑的双赢。此后，不少电视综艺甚至网络综艺节目纷纷开启“云录制”的模式，尽管这是非常时期解决综艺荒的急救之法，但确实为电视综艺带来了新气象。另一方面，在电视屏幕各类新闻节目、特别直播的日常增量之外，一些在新媒体端呈现的新闻产品则尽力去吸纳轻松、娱乐元素，寻求一种“去规范化”“去模式化”表达。例如，受微博网友“陈小桃momo”海报启发，各媒体二次创作的以地域性食物代表为载体的“全国美食为热干面加油”系列漫画、短视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与腾讯联合制作的“病毒谣言必考卷”、央视新闻微信平台制作推出的疫情防护“线路图”和系列思维导图、央视网推出的“复工防疫成语宝典”，安徽卫视联合合肥本土漫画家出品的漫画作品《防控疫情，如何科学地宅在家？》，浙江卫视联合新浪微博、新浪新闻共同发起的“记录抗疫时光”征集活动，等等。CSM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1月1日至2月13日，全国31个省级电视台918个新闻类三微账号，在微信、微博以及抖音、快手、腾讯新闻、今日头条11个平台上，共27.2万条“疫情”相关内容，总传播量97.9亿。12据观察，这些新媒体平台上的新闻产品大多以一种活泼、轻快的方式呈现，在抗疫报道的信息速递、科普宣传、情感动员等诸多方面中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央视权威引领，省级卫视全媒出击、跨省联动，基层广电下沉一线，此次肺炎疫情报道中，电视媒体充分彰显了其“大众化”力量。与此同时，面临与2003年“非典”期间截然不同的媒介环境，电视这个老牌大众媒体借助与新技术、新平台的融合，呈现出一系列不同于常态化宣传报道、令人眼前一亮的传播新景观，这背后的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探研。根据CSM疫情期间用户媒介接触行为在线调查数据和其《疫情期间用户媒介消费及使用预期调查报告》数据显示，疫情以来，15-34岁年轻观众收视率增幅高达89%；疫情期间，64%的用户更多“看电视”，43.2%的用户认为疫情信息更为真实可信的媒体渠道是电视；57.6%的用户表示疫情结束后将更多观看电视节目。13释放的信号是：年轻人有望重回电视大屏，电视内容价值有望迎来回归。5G已来，视频时代已来，电视媒体，未来可期。

作者:田园 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