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广电产业制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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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媒产业目前在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影响，美国的广播电视业更能显示当代西方传媒制度的现实冲突和矛盾理念，从美国广播电视业的制度转型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广播电视产业的制度转型呈现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互渗透的现象。

一、美国广播电视产业制度转型历程

在美国，大多广播电视机构为私人所有，广播电视产业具有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特点，私营广播电视机构的运营只对法律负责，政府无权直接干涉。美国政府对广播电视产业的管制，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广播电视产业制度的管制产生阶段美国早期的广播是公共广播，不受法律约束。1922年无线电研讨会确定，政府对于广播的控制是极其必要的，广播产业自身也意识到了在某种形式下政府监管的必要性，但法院未判定政府有权控制该行业更多的方面。此时从广播业的角度和政府的角度都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法规，也就是对制度的供给和制度的需求。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的预期均衡催生了美国广电制度的确立，1927年无线电法案的出台，就是这个阶段制度的短期均衡。法案监管广播产业，这种结构化的管制方式对应了基本的技术问题，而许可因素协调了传输问题。广播业是特殊行业，政府监管和为私营电台颁发许可证的基本原理就是频谱稀缺的概念。一个地区可设立的电台数量是有限的，这限制了准许进入广播业的参与者的数量。1927年法案减少广播节目的无线电台数量，电台数量从1927年的681家缩减为1929年的606家。此外，还将允许在夜间播放节目的广播电台从565家减少为397家。1928年，164家电台同时宣布，联邦无线电委员会“无法迎合公共利益、便利或需求，应立即批准恢复原状”。已经证明，政府的市场准入限制制度和公众对于广播节目永无止境的需求对于无线电产业和听众都是有利的。通常公众满足于能在无其它电台干扰的情况下接受广播信号，而与此同时也给所有者带来了可观的利润。技术的进步虽然重要，但未必不可或缺，其贡献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在此过程中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也得益于制度，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是交互影响的。第二个阶段：广播电视产业制度的管制加强阶段无线电视的管理环境更为复杂，这就需要更为集中化的对广播电视加以管制，这种管制必须对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更为有利，因此政府和广播电视产业都需要有一个新的制度产生。新产生的法案替代了1927年无线电法案，这种法规上的改变确立了商业广播电视的垄断地位，并形成了美国现代广电发展的模式，在美国无线电发展上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三个阶段：广播电视产业制度的管制放松阶段这个阶段，政府管制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博弈此消彼长。所谓放松管制主张便是减少政府对广播电视业的控制和管理，将广播电视业更多的置于市场经济当中。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间，联邦通信委员会实施了一系列广播与电缆系统业的管制，这些管制影响了处于各种状态的电台和电缆系统的运作，之后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了解除管制的策略。然而广播电视产业的虽然蓬勃发展，却无法转变广播电视机构多年处于无法盈利的状况。因此，再一次出现渴望管制方面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联邦通信委员会一直在拓展管制底线。1992年，联邦通信委员会为此弱化了双头寡占法令，因为这一法令长期以来一直阻止一名所有者在一个地区拥有一家以上的AM电台或FM电台。1934年的通讯法案是以稀缺概念为基本依据的法案。到1996年，全美国有超过12000家电台通过直播广播卫星、因特网、音频光缆提供音频服务，显然，1934年以稀缺概念为基本依据的通信法案已经过时了。旧的制度均衡在诱致性变迁中偏离均衡，政府和企业以及公众对于新制度的需求又一次是迫切的。90年代出台的《1996年联邦电信法》是迄今为止最新的有关电信、广播电视、有线电视等产业的法案，这个法案就是放松管制的产物。该法案出台标志着新制度的短期均衡。这一新法案大大放松了对广播电视与其他产业联合兼并的限制，对一家广播电视公司拥有附属台的限制等。《1996年联邦电信法》颁布之前，法律限制一家电视公司拥有电视台数量不得超过14家，覆盖拥有电视机家庭不得超过25%。1996年新法案取消了拥有电视台数量的限制，并将覆盖限制提高到35%。1999年，联邦通信委员会调整了所有权制度，允许一家公司在一个市场上以公共持股的方式拥有2家电视台和6家无线电台。由此美国广播电视业在90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兼并、集中、整合的现象。

二、传媒产业制度转型原因分析

1.传媒产业制度转型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互渗透的过程传媒产业的制度选择在初始阶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模式。政府作为制度的主要供给者，首先放松或加强管制，然后是政府和媒介之间反复的博弈，直到官方法规的颁布，政府成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者。现行制度的净收益小于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制度的主体就产生对新制度的需求，竭力推动制度转型，通过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促使一种更为有效制度的确立。

2.传媒产业的制度转型过程是反复博弈的过程经济活动中的最优合作并不是一次博弈就能完成的，而是反复博弈的结果。制度的形成也是如此。在传媒业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各个主体都有自己最优的策略选择，也就是都有自己的均衡，由于各个主体的均衡不可能完全一致，有时还会存在冲突，因而反复博弈的过程是一个利益协调的过程，是各个博弈方对自己策略进行调整的过程，也是传媒制度选择最基本的行为方式。传媒业制度在整个传媒市场中很难一次博弈形成，它必须经过多次博弈，体现并协调各个制度参与者的利益和需求，只有通过反复博弈，各主体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策略，因此，反复博弈是传媒业制度选择过程中永恒的主题。

3.制度选择的最终结果是理性预期理性预期是指人们预先充分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做出的预期。人们把这种预期称为一种“理性”，因为它是人们参照过去一种经验提供的相应知识发展，并对这种知识加以最有效利用，经过周密的思考之后才做出的一种预期。从美国广播电视产业制度转型的过程可以看到传媒产业的制度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选择主体会权衡利弊，对于媒介而言重要的是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可能为自身带来收益；对于政府而言，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传媒产业才能稳定发展，便于管理。如上个世纪80年代管制的放松，使广播电视产业形成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不仅缩减了运营成本，简化了操作，而且使得广播电视产业出现了巨大增长。

三、美国广播电视产业制度走向

《1996年联邦通讯法》代表了美国跨世界广播电视、电信等电子信息广播产业的基本思想——放松管制，即政府减少对电信、广播电视等电子信息传播产业的控制，放开竞争与经营，让市场成为调节该产业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动力。放松管制导致了美国广播电视产业的兼并和融合。与兼并、整合同时进行的便是广播电视及其相关集团正日益借规模优势走向全球化。兼并和整合已经成为了美国广播电视跨世纪发展的两大主题。管制的放松从业务实践、所有权和自由言论方面给予了广播电视产业更多的自由，这种趋势会一直延续下去。虽然经过了管制放松的阶段，美国广播电视产业仍未完全摆脱原有的模式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这种管制，在解除管制的过程中，某些领域依然未受到实质影响。而也有其他一些管制被完全废止。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产业进入数字传输的新应用，公众将受益于卓越的数字服务和其他形式的服务，向数字服务的过渡将使联邦委员会的监督流程转变为虚拟监督，从而更为有效。美国对传媒产业管制的放松，其目标是建立一种信息高速公路的市场模式，而在推进数字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