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电视节目的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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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口述历史电视节目个人化复现重构

摘要：近年，电视荧屏上兴起了多档“口述历史”类节目，为历史题材的电视传播开辟了新路。来自历史领域的“口述历史”，蕴含了一种全新的治史理念：以第一人称的微观个人史取代第三人称的宏观社会史；以历史生动、感性的一面取代客观、精确的史料。这些主张为历史类电视栏目的个人化、故事化、情感化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但是在个人化叙事中，由于记忆的局限、语言的片面、叙述者自我认同的需求及镜头前的表演欲望往往使得历史的真正意义被消解，而且，在大众娱乐性的需求下，不可靠的史实还成为电视揭秘、煽情的有利资源。此外，历史的再现还会受到社会语境与媒介生产的制约，节目的精英定位也将普通人排除在历史之外。因此，“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并非简单的对过去事实的回顾与描述，本质上它是对过去的一种复现与重构。

口述历史，原本是一种基本的治史方法，但是近几年，经由各类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拓展，“说”历史、“听”历史这种最古老的历史传承方式在荧屏上重新流行起来。越来越多的纪录片与电视栏目将“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类型追求，创造出了许多精彩的节目，如中央电视台的《见证》、《讲述》，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湖北卫视的《往事》等等。对于历史的电视传播，口述的方式不仅拓展了电视栏目的文本内容，也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创作理念。然而由于电视传播的特殊性，“口述历史”在影像空间里，并没有完成其“最大可能复原历史”的初衷，而是成为一种保证收视率的艺术表现手法，并承担了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本文拟从历史学及传播学的角度来解析该类节目建构历史的真相。

一、影像与口述：史观变迁下的栏目创新

对于历史的呈现，主要有书写史与口述史两种方式。书写史由历史学家撰写，偏向上层或官方的记述，“往往抱有惩恶扬善、经世致用的目的，希望通过历史的书写来论证现任政权、政策的正统性、正确性”，（周新国，2005：121）带有“帝王史”、“政治史”、“精英史”的特色。口述史则更多地来自于民众本身，由活着的人的记忆构成，以感知来认识历史及其现实线索，偏重对日常生活史的关注，为历史文本提供丰富的细节。尽管人类以口耳相传记事的历史，远远长于其“有史以来”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口述史仅仅作为拓展、补充书写史的方法来提倡，是书写史的附属品。一直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史学的发展，人们开始将其作为促使历史研究范式更新的新观念来主张，口述历史渐渐成为与大众亲密接触的显学。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美国历史学评论》上发表《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一文，首次提出了“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的概念，主张“以影视的方法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HaydenWhite，1988）这一概念的提出与口述史的蓬勃发展共同打破了“读”历史、“写”历史的传统研究模式，成为发现“新历史”的新方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影视文本的创作，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成为影视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新史观”主张以个人命运来折射社会历史，认为“能保持下去的惟一具体的历史，永远是那种基于个人叙述的历史”，（哈拉尔德•韦尔策，2007：24-25）“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郭于华，2008）因此，无论是影像史学还是口述历史都致力于寻找个人经历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的联系，希望透过微观的经验材料去展示宏观的社会历史，这为电视历史栏目的创作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我国以往的历史影像，尤其是涉及历史伟人或重大事件的文献记录片，创作者大多具有自觉的政治意识，长期承担重要的宣传任务，为保证影片的精确性，偏重对文献的考证，堆砌文字材料，再辅以相应的影像资料，以专家口吻就事论事的进行静态阐述。可是进入信息社会，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体味方式正在逐渐改变，在感受过庄严宏大的叙事后，转而欢迎扎扎实实的个案梳理，从小角度切入、感受以往忽略或掩盖了的鲜活历史。（胡永芳，2006）在新史观的启发下，影像工作者开始在历史题材中突出“人的主题”，体现历史的人文关怀，大胆的将历史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口述放在历史影像五种基本镜头画面（有关历史的影像资料、有关历史的文献资料、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口述、历史活动的遗址与环境、专家学者的访谈评价）中最突出的位置。因为历史是由一个个普通人组成的，只有理解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内心世界才能理解历史的主要部分。中央电视台《见证•亲历》栏目曾制作了十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节目，第十集《生于一九七八》便是由五个生于1978年的年轻人讲述自己这三十年来的成长经历，透过个人生命历程的讲述来展现特定群体的生活史、价值观及文化心态，继而挖掘个体生命与宏观的社会背景的相互关系。借此，“历史的主要部分本就是这些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记录和记述。”（李泽厚，2008：30）的史学观点得到验证。

其次，表现个体故事时采取第一人称的自述而非第三人称的代述，则是口述历史的最大特色。在它看来，要还原历史更真实、更丰富的一面，很大程度上仰仗人们对自身经历的讲述，而不是依靠历史学家代为讲述。见证以第一人称“我”叙述只有他本人才有资格说的真实经历，这种独特身份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强烈的真实效果。因为“我”不只是一个方便的叙述角度，而且是一个对经验真实的承诺和宣称。写历史可以是替别人记叙，作见证却不能由别人代言。“我”给公众提供的史实，是非常个人的、在很小经验范围内的局部事件，如果当事人自己不说，无论多少历史研究可能永远都发现不了的微观史实。（徐贲，2008）

口述历史对亲历者、见证者身份的强调，与电视传播的艺术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电视传播的直观性、形象性决定了影像表现的历史中，人证、物证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文字记述。即使拥有大量的文字资料，倘若无法找到与其相应的影像、人物和事件遗迹，书面的历史也很难适合于电视媒体的表现。因此，在历史类电视栏目中，能否找到恰当的亲历者、见证人，他们是否愿意出镜接受采访，有无历史物证和影像资料，往往决定某一段落甚至全片的可信性、可看度。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节目的制作人张力曾这样描述他们的创作心态，“即使每一个人的叙述总会有意无意地掩盖些什么，回避些什么，甚至虚构些什么，我们不考证他的话是否属实，只要他是事件的亲历当事人，站出来表明他的态度就足够了。”（郭宇宽，2005）就影像传播中的口述历史而言，单单叙述者能存活下来讲述这些故事，已足以引发观众的兴趣。

再次，与传统史学研究强调史料的客观性、精确性、严肃性不同，新史观承认历史应有其感性的一面，诸多形式化的限制会使历史脱离真实语境，失去特定时空的生活气息，而影像与口述的结合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通过见证者对历史场景及自身感受的描述，让人们得以回到历史现场，感受历史氛围，重构出生动的历史画面。新的史学主张为历史类电视栏目的故事化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

如今电视节目面临着越来越故事化、内心化、传奇化的趋势。故事性的强弱和节目收视率几乎是成正比的关系，会不会讲故事、有没有传奇性情节，是节目成功的关键。历史类节目若要在栏目竞争中脱颖而出，便不能继续以往“解说+画面”的制作方式，引入口述历史的模式成为栏目创新的必然之举。亲历者/见证者“口述”中大量口语的使用以及讲述者自我展示的需要，使得口述内容常常带有夸张、荒诞、趣味、情节化等故事化特征，这为影像传播带来了故事化、传奇化、情感化的艺术效果。口述者往往以“说来话长”、“很久、很久之前”之类的句式开始，在叙述过程中，抽象的概念被转为具体现象的表达，有矛盾的冲突，也有情绪的起伏，以此构成一个个精彩生动的故事。

故事的讲述过程也是抒发情感的过程，口述的形式同时也为记录情境的塑造提供了颇具感染力的情感性画面。在口述历史类节目中，片子从人的视觉经验出发，通过捕捉、放大叙述者的细节行为，记录与话语叙述同步进行的动作，还有画面色调的变化、光线的处理以及不同景别的合理搭配，不仅使得局限空间内的画面视觉层次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丰富了视觉效果，并且让观众感觉到似乎不是在看电视或其他的电子媒介，而是在与叙述者面对面，听他/她像一位朋友或长辈似的向自己讲述已经尘封多年的往事。叙述者和观众之间所形成的对话关系、画面中口述时刻的情感流露，声音元素所发挥的独特魅力能调动观众的伦理感情，唤起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对口述片段形成一个比较丰富、立体的认识。这些都顺应了电视节目“好看、好听”的内在要求。

尽管历史见证人的这种个人化、故事化表达揭开了一些历史中曾经被忽略、被遗忘甚至被有意遮蔽的隐秘地带，也使许多细节还原和凸显出来，但是既然是个人叙事，便有它一隅之见的局限性。因此，口述历史类节目的叙事往往陷入了另一个悖论，历史的严肃性被个体随意性和盲目性取代，历史的整体性也被零散的个体性所模糊。

二、口述历史：个人化的叙事与表演

我们可以看到，口述历史类节目通过人物专访，将一段历史几乎完全是由个人的语言来传达。这让我们听到了他们在特定历史事件中的特殊经历，他们对自己体验的解释，对当时事件的理解或不理解，让我们更好地懂得了历史对于当时的人们意味着什么，个人化叙事使得历史因为个体生存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无限的丰富。但叙述中往往有对已知历史内容的简单重复，有对主要叙述空隙的填补，也有个人的猜测，甚至有道听途说或主观愿望。这就表明，一旦时过境迁，即使是亲历者的记忆也不免夹带了主观臆断的成分，历史以其虚构性的想象和带有叙述者主观性体验的面貌出现，与史实本身已有距离。从其叙述的历史表象来看，倒很符合卡尔•波普尔所说的：“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释。”（朱立元，1997：39）史实的不可靠传达，与个人化叙述与生俱来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分不开。

在这类访谈节目中，个人以语言来描述记忆。实际经历往往零乱、复杂和不明晰，而“讲述”或“叙述”则把杂乱无章的经历条理化和明晰化了。访谈者在述说经验的过程中，会将复杂经验改变为可以述说，并在时间序列与因果关系上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故事。有时会前后颠倒、有时省略自以为不重要的部分，突出对个人有意义或有利的地方，或者填补空白或模糊之处。更常见的情况是把个人记忆与他人记忆混合、交换。这样做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则是故意的。（杨祥银，2004：162）

“无意识”，源于受访人不可能完全跳出事件之外来观察、描述该事。每个亲历者对历史的体验与记忆都具有唯一性与特殊性，每个人的记忆也只是拘囿于自我的个体选择与遗忘，因此每个人的真实记忆中都带有本能衍射的混沌与错乱，他对事实的理解可能是不准确的，其价值判断可能有一定的歪曲性。

“有意识”，一方面是因为叙述者的表达与他的自我认同需求是联系在一起的。叙述者讲述话语中所蕴含的意义体系提供了他自我认同的框架，个体通过讲故事，使自己的经历变得有意义，获得一种认同感，一种身份。他甚至会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地复述过去发生之事，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造他们过去的亲身经历，以便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由于人的能动性和自觉性，人们总是在利用文化为自己的存在进行注解，同样，也在利用过去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当文化不断地把历史推到人类的视野中的同时，人们似乎也采用相同的策略来处理历史的问题，那就是把过去当作一种记忆，当作一种有利于当下存在的记忆。在口述历史时，人们总是倾向于解释过去，把过去的事情当作有利于自己的资源加以谈论。当过去发生的事情可能为现存的秩序带来不利的影响时，人们通常倾向于利用各种手段来遗忘过去。根据现在的需要来选择过去正是人性的一种体现。这是人的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和在这本能基础上的文化策略。所以，进入记忆的历史总是要和现实相联系，并且也只有被赋予了现实的意义之后才成为活生生的历史。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才有了落脚点。（张伟明，2005）

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不管受访者想怎样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可是由于受访者在口述历史访谈中的主角地位，使得这种叙述带有明显的表演性质。摄影机的在场，观众的想象性关系更是增加了其表演的欲望。对于一位一生经历有“历史价值”的受访者而言，他（她）们经常能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社会角色（知道自己为何受访），或采访者已说明他或她的期望。或者，他（她）们揣测访问者的社会角色与态度。如此，“过去”常被选择性重建（混合本身记忆，以及与他人共同建立的记忆），来使某种现实状况合理化，或解释过去与现在的因果关系，并同时满足访问者的需要。

从上述角度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在口述历史中，“历史叙事是词语的构造，其内容既可以说是发现的，也可以说是创作的，而其形式与其说是与科学的共性多，不如说是与文学的共性多。”（赵世瑜，2003）尽管历史影像中叙述的宗旨已经脱离了所谓史实的真实性范畴而转向了语言的叙述性游戏，如何理解和思考历史只是口述者个性化感悟历史的自然结果；但是对电视而言，不可靠的记忆并不是个多大的问题，反而成为一种有利的资源，它使得历史与故事、真实与想象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与融合。因为与历史学家“最大可能地复原历史，揭示历史真相”的目的不同，历史影像的制作人构建历史陈述的任何一个步骤都是出于艺术和伦理考虑，历史的真伪已无关紧要。这便是大众传播中历史建构的悖论：历史要求真相，媒介则需要效果。历史的严肃性渐渐让步于传播的娱乐性需求，收视率的要求使其口述历史成为一种表演。

此外，我们不仅要看到个体视角及认知的局限性对于历史客观性的妨碍，同时也应考虑社会语境及媒体生产对于历史再现的制约。控制个人记忆与忘却的机制是什么？口述类历史节目所描述的历史叙事到底是对个人意义的彰显还是排除与遮蔽？

三、历史生产：集体记忆的复现与重构

尽管深知“记忆依次不断地卷入到非常不同的观念系统当中，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82-83）但康纳顿仍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的导论中提到：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保罗•康纳顿，2000：3）为此，记忆有了延续和传承的内在诉求。而实现这一诉求，保持记忆的完整鲜活，惟一可能的方式是记忆的不断复现。复现总是要依赖于特定的方式和载体的，在信息社会中，电视传媒成为建构人们集体记忆的重要机制。依据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集体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事件的回顾和描述，还是对过去的重构。所以，任何历史题材的文本都不能被简单的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那么，电视是否在某种社会意义的掌控下，定义何者是“当代或过去重要的人物或事件？”或者，定义“谁是知道过去真相的人”，而授予他们诠释过去的权力？借着这样的口述历史采访所得资料，仍然为男性、主要族群、知识阶层、政治权力掌控者所认知的过去，以合理化某种社会现实？（王明珂，1996）针对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我们可以从个人记忆的当下性以及节目制作的现实需求两个方面来探讨节目对历史的重构。

首先，在口述历史类的节目中，受访者的讲述具有明显的事后再认识的因素。在此，被访问者具有双重身份：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与历史文本的阅读者。作为“历史事件的见证者”的角色，被访问者更接近于历史对象的历史情境，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历史文本的“行动作者”，它可以对历史对象的解释进行发挥，渗透他的主体意识。同时，被访问者却还具有另外一种角色——历史文本的阅读者。在口述采访中，被访问者更大程度上担任和表现的是其作为历史文本阅读者的角色。这两种角色成分并不是分开的，它们同存于被访者个体之中。阅读者角色常常在影响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角色的正常发挥，因为阅读者身处特定的社会大环境，必然受其影响，显示出讲述的时代性。（陈旭清，2006）在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节目中，讲述人杨麟表现了以往历史记载中“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大流氓”杜月笙“精通做人之道、有着一身的侠气和一颗鲜明的爱国心”的一面，这与当前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复杂性进行重新解读的社会文化倾向是分不开的。因此，虽然被访问者对于历史对象的讲述是个人化的，但不是无限开放的，而是存在集体记忆、社会语境的制约。个人“自我的叙事离不开自我所属的地方文化体系，该体系内的解释实践自然会对自我的叙事产生影响。”（诺曼•K•邓金，2004：67）正如保罗•汤普森的著作《爱德华时代的人》的一位批评家指出的：“归根结底，他那些‘爱德华时代的人’活下来变成了‘乔治时代的人’，而现在又成为‘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经历了这些岁月，一些往事在记忆中消失了，或至少关于这些往事的回忆也会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约翰•托什，1987）

其次，在节目制作过程中，无论是选题还是嘉宾的选择都无不体现出当前政治现实的需要。在英美等国，口述历史主要被作为一种打破传统史料来源局限的有限方法，广泛地运用于诸如经济史、劳工史、社会史、政治史、企业史、部落史、宗教史等研究领域，人们希望历史研究从此可以避免单一政治史研究的弊端，关注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其最有意义和可行性的选题，几乎都是忠于时代的要求的。那些“在地方上经常被人们提及的、并乐于言说的话题，处于集体记忆的高密度区域”（陈旭清，2006）的热点问题被反复提及，如抗战访谈中关于艰苦、战斗的诉说，时代关于政治斗争、知青生活的讲述，以及政治领袖、英雄人物的生平往事。而那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由于其自然、平淡、习以为常而往往为人们所不屑一提。

正如哈布瓦赫所指出，“许多社会活动都是为了强调群体的某些集体记忆，以延续并巩固该群体的凝聚。”（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70-94）由此出发，能够加强群体凝聚的集体记忆常常被人们所强调，而那些与群体凝聚无关的、或者是不利于群体凝聚的集体记忆，则往往容易被群体所忽略、扭曲，甚至刻意遗忘。任何社会群体的历史都是该人群共同体对特定历史情境作出选择性记忆与叙述的结果，选择的标准通常就是特定社会现实所造成的群体利益需求。当外在的利益环境发生变迁时，群体通常会重新调整记忆中的历史事实，并且不断发现或创造新的集体记忆与历史叙述，以激发起群体新的认同和凝聚。（王明珂，2006：24-33）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于2008年10月18日制作了一期《通海大地震揭秘》的节目，讲述了1970年发生在云南通海的地震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消息被封锁、被隐瞒的往事，该事件让人们联想起发生在2008年5月份的四川大地震，与历史类似事件的对比，让人们对当前政府的信息公开政策、执政能力产生了较大程度的认同。正所谓“世界上其实本来无所谓焦点和背景，只是观看者有了立场，有了视角，有了当下的兴趣，这时回头看去，便有了焦点和背景，面前的世界于是有了清晰和模糊的差异。”（葛兆光，2001）

此外，口述历史还主张，要“自下而上”的研究历史，历史的研究对象不应再是充斥以往历史著作的帝王将相、王公贵族等上层精英，而是普通的民众及其经验与情感。在口述史学家看来，“来自社会底层的不同群体有能力形成自己的亚文化和非政治行为，有能力在他们自认为最重要的领域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陆象淦，1988：220-225）只有大量引进来自下层民众的口述凭证，才能够充分认识民众的历史作用。保罗•汤普逊评价其“意味着历史重心的转移”、“具有某些激进的意涵”。（保尔•汤普逊，2000：6）

但是，口述历史类节目中的受访者大多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无论是时间关系、历史因果关系，在叙述历史的进程中，这些必不可少的“历史转换语”都是精英们掌握的基本话语技术。正是这些话语技术，使精英和普通民众区分开来，成为一种新的权力运作方式的基础。（李猛，1998）上文所提到的《见证•亲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生于一九七八年》这期节目，尽管采取了以个人生活史触摸宏观历史的制作模式，但是所选取的五个讲述人，都是主编、主持人、公司经理等，并没有涉及生于一九七八年的不知名人士。可见，普通百姓无法拥有表达并传递记忆的有效渠道，很难指望他们的经历能够进入影像历史的话语空间。他们对历史的作用是用被概化的“范畴”（比如“人民”、“劳动人民”或者“贫农”等等）来计算的。公务员之家

节目之所以挑选某一个人作为受访人，尽管牵涉到主事者对历史意义的考量，例如能够填补历史的空白，或能否解答历史演变的关键问题等，然而更多时候考虑的却是，该叙述文本制成之后是供何种消费者来阅读，而此一消费需求能否鼓励生产？许多口述历史类节目的精英定位使得它们并没有摆脱传统的“英雄史观”的束缚。就算在节目中我们看到了普通人的讲述，那也是为了让人们了解伟人们的思想、行为如何影响到了普通人的世界观，而非真正挖掘普通人的生命历程、文化价值及心态如何与宏观的社会背景镶嵌咬合。普通人仍然是证据不足的存在者，个体经验的意义仍然欠缺着。因为如果个人经验只有贴上了某种特殊的历史标签才有意义，这其实正是对个体经验的抹煞。

综上，口述历史类节目以私人记忆、民间记忆的方式，凭借其丰富生动的叙事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国家失忆”的局面，其历史内容可能是虚构的，其建构大众历史意识的社会影响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我们不得不警惕的是，应该防止历史的个人化叙事走向一种浅薄的消费主义思潮，把对集体记忆的建构转化为一场刺激眼球与收视率的大众文化闹剧。同时，对于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甚至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底层人民，我们的口述节目更应遵循口述史的初衷，力图为其拓展一方讲述的空间，在其中，普通民众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历史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