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白填空管理论文

导语：留白填空管理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由李安执导、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色·戒》，将叙事重心回归到事件的发生、发展的全盘过程上，着力填充原著叙事所留下的空白。作为对原著的一种解读，影片《色·戒》存在一些对张爱玲作品理解上的偏误。电影重塑和颠覆了原著中主要人物的形象，其主题意蕴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著。

[关键词]《色·戒》叙事比较

电影《色·戒》的公映以及引发的热烈讨论，无疑是2007年最受人关注的文化现象。在第6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这部由李安执导、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使李安事隔两年之后再一次赢得了金狮奖。2007年华语影坛的最后一项盛事——台湾电影金马奖对《色·戒》也是青睐有加，包括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在内的7项大奖都归属于李安的这部力作。电影中的场面、演员的表演尺度等问题使影片在公映前即成为了最热门的话题。而张爱玲的原著小说是否有美化汉奸之嫌，随着影片的上映重新得到了受众的关注。电影与小说像或不像、孰优孰劣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既然是文学改编电影，自然免不了与原作进行一番对照。哪怕是些微改动，也会惹来观众(毋宁说是原著读者)的质疑。《色·戒》电不例外。事实上，改编不仅仅是被动的、完全的直译。它更是一种再创作。任何一部改编作品都不可能等同于原作。

《色·戒》是张爱玲晚年的代表作，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几个青年学生施行“美人计”刺杀汪伪特务，因“美人”通风报信导致行动失败，青年学生们反遭捕杀的故事。依照我们对类似题材的惯性思维，这应该是一个精彩绝伦，曲折离奇而又险象环生的故事。事实却出乎意料。

小说叙事的重心并没有放在刺杀行动的展呈上。而在表现行动的参与者一女主人公王佳芝的内心感受和主观意识上。整个故事情节，是由人物的心理活动来推动的。虽然小说将叙事时间限定在刺杀行动的当天，也追叙了“美人计”的由来及过程；但是，处于情节链中的事件、以及与事件相关联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倚赖王佳芝的心理活动从侧面加以呈现的，而且缺乏细节的描绘。因此，张爱玲的《色·戒》在叙述故事的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空白。留白造就了小说叙事上突出的特点，即“似是而非，暖昧含混”。尤其表现在人物性格不鲜明，人物关系不明朗、情感关系不确定等几方面。最让人疑惑的是，小说在王佳芝的所思所想上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却并没有交代清楚她的临场变卦出于何种心理动机，且又有着怎样的心理发展轨迹。相反，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是，王佳芝从没有忘记她身肩的任务。为此，张爱玲细致地描绘了咖啡馆、珠宝店以及街道等几个相对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空间；虚构了王佳芝对于刺杀行动将如何进行的种种想象：还写到了她在等待刺杀对象——易先生时修补妆容、整理衣饰等细微的外部动作，以渲染压抑的气氛、勾画人物焦灼的情绪。除此之外，小说对于王佳芝与易先生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的表述，也具有相当的迷惑性。与张爱玲笔下众多女性角色相类似，王佳芝是个清高、矜持，又有些世故的女子。十五六岁时，她身边就不乏男性的追求，她则一味抵挡他们的攻势，不为所动。然而，为了扮作已婚少妇去诱杀老易，她轻易就失去了童贞。之后，她差不多放弃了对爱情的渴望与梦想，冒着随时遭遇杀身之祸的危险，以情妇的身份接近老易。按照常人的思维逻辑，王佳芝不可能爱上这个毁掉她生活的男人。而王佳芝自己在审视与老易的情感关系时，本身也无法认同所谓由色生情、由欲生爱的可能性。她深谙男女之间感情游戏的规则，知道老易提出送她戒指无非是欢场上的伎俩，与爱情无涉。有了这些铺陈，王佳芝在一瞬间觉得老易是爱着她的，因此放走了他的“突转”显然极不合常理。而随着情节的急转直下，在叙事开始时就已设置好的、叙事中看似层层推进的悬念——刺杀行动本身，直到叙事结束时也没有发生，彻底成为了虚设。

小说叙事所留下的空白和疑点甚多，给阅读设置了重重障碍。它们一方面影响了对作品的读解，另一方面则激发了一如李安似的探寻宝山面目的热情。

不少人认为《色·戒》系影射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的往事，涉及到作者复杂而隐秘的心路历程，所以张爱玲才不得不用隐笔、曲笔。其实大可不必作这般猜测。张爱玲也曾告诫过读者，不要将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对号入座。悲剧性是张爱玲作品一贯的底色。在张爱玲对现实与人生的冷静剖析里蕴含着一种超乎个人的、深刻的悲剧意识《色·戒》旨在描摹置身于宏大历史背景下的普通个体的悲剧性命运，张爱玲则自始至终关注着命运背后的阴影——人的存在与人性。小说为我们精当地诠释了诸如存在与虚无，意义与价值的失落，人际问的冷漠与疏离等现代主义式的经典命题。这恰恰得益于其叙事上的留白。

其一，人生的荒诞

张爱玲善于挖掘生命个体超越庸常生活状态的思想、行为、经历和遭遇。《色·戒》即隐含着普通人对传奇人生的追寻。邝裕民等一干流亡到香港的青年学生，在大环境的刺激和时代氛围的激荡下，定下了用“美人计”锄奸的计划。曾经是学校剧团当家花旦的王佳芝被大家推选出来当“诱饵”。包括她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都有一股欣欣然，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的激情。哪怕王佳芝要牺牲女人的清白，虽不情愿，但也很坦然。这种坦然缘自锄奸计划与英雄义举相等同的认同感。因汉奸不告而别，锄奸计划无疾而终。义举霎时成为空谈，荣耀感即刻化为乌有。时隔两年，辗转到了上海之后，这群人二度聚首，再襄义举。但是，此时的锄奸行动成了他们加入重庆特务组织的敲门砖，多少丧失了其原本的意义。所有人，尤其王佳芝，更像是任人摆布的棋子，当初的豪情已经踪迹难觅。实际上，锄奸行动之于佳芝，较之其他人有特殊的意义。它无疑是为她挽回尊严的一个机会，是弥补她曾付出的惨重代价的一个机会。然而，竟然因为她本人放走了汉奸而又一次前功尽弃。王佳芝一生中最重要的角色扮演以失败而告终。凡人的英雄梦彻底幻灭，只留给人虚空的感受。随着锄奸行动性质的一再演变，其原有的正义、无畏、民族自尊等有价值的内涵也一再被消解。许多读者对王佳芝的行为无法释怀，同时也质疑张爱玲把故事背景放在抗战时期的用心。之所以写刺杀汉奸的故事，道理很明白：在面对涉及民族大义的问题时，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明辨是非。惩戒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况且，时势造英雄。这样的背景正好给了王佳芝一个流芳千古的机会。可即便如此，她仍然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不仅做不成英雄，反而成了罪人。王佳芝与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叛国者形象不同，后者总是为了满足自身某些卑劣的欲望，而弃大义于不顾。她的行为，则是一时的偶然性起了决定作用。有时候，人的言行和意识之间存在着莫名的差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根本无需去解释王佳芝的思想是如何转变的。历史选择了王佳芝，让她谱写人生的传奇，可是她得到的只有命运无常的体验而已。人生的荒诞和不可理喻之感油然而生。那些处于平淡无奇、庸碌无为的日常生活状态之下的人，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何在，终究是说不清的谜。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张爱玲式的传奇，在平民化的叙述视角中隐藏着作者的理性批判意识，以及生命体验里特有的悲剧意识。

其二，自我的虚无

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一重是社会赋予每个人的角色，是个体展示在社会公众面前的形象。另一重是我们称之为自我的角色。它们并不总是重合、一致的，而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多数情况下，个人能否扮演好社会角色，需要对自我进行调节、规避，以符合社会的整体规范。在《色·戒》中，女主人公王佳芝的社会身份主要有两种——爱国学生与汉奸情妇——本来是南辕北辙、反差巨大的形象奇妙地加诸在了同一个人身上。前一种是王佳芝自己选择的结果，后一种则是她为了成全前一种身份的别无选择。爱国学生这一身份使她在易公馆的生活也好，在与易先生夫妇及其朋友周旋时也好，都如履薄冰，终日担惊受怕。汉奸情妇这一身份又使她自暴自弃和自惭形秽，在人前丧失了应有的尊严。张爱玲没有正面描写王佳芝可能受到的折磨与煎熬，却写她回想与老易之间的调情；写她算计着怎样索取老易承诺过的戒指，权且当是取信对方的手段。在王佳芝身上既有出于志士心理的小心和谨慎，也有暗合情妇心态的陶醉和虚荣。围绕她的诸多问题，都没有确切的答案，只能任凭读者猜测。正是小说叙事上的暧昧性，最能衬托出王佳芝的生存状态与处境。在身份的混杂之下，王佳芝的自我早已迷失，只剩错乱之感。究竟该以何种身份而存在，是连她自己也弄不清的问题。她用“他们那伙人”来称呼一起参与刺杀行动的同学，似乎自己并不是其中的一员。而当她回想和老易交往的情形时，又不自觉地流露出身为情妇的自艾自怜。事实上，两种身份对于她来讲，都不过是幻影而已。因之，她与老易、同学都刻意保持着距离，试图从角色中抽离出来。这可以看作是其自我的本能的抗争。可是，这种抗争未免太过乏力。在社会角色的挤压之下，没有了自我存在的空间，人只能随波逐流。当王佳芝应同学的请求再次参与曾搁浅的行动时，张爱玲写到“她也义不容辞”。仔细体味，这几个字少了些许英雄出征的血性和豪气，却多了几分命不可违的无奈与惶惑。而当王佳芝明白过来尚有自我，想要为自己活着的时候，生命已然将到尽头。老易逃走之后，她在心里连续念叨了三次“太晚了”，充满了对爱情的感知来得太迟的懊悔，还有对爱情近在眼前却难以把握的怅然。此时的她对即将降临的灾难还没有丝毫的觉悟。王佳芝放走老易的行为，像是其自我的昙花一现。而她竟为此断送了自己和同学的性命，并将背负一生也洗涮不掉的污名。命运的无情和残酷，人在命运面前的身不由己、无能为力，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得到强有力的彰显。

其三，主体的偏执

王佳芝的内心活动是《色·戒》整部作品的叙事核心。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被置放于她的回忆这一叙事框架之中；对外部世界中一切事物及人的看法直接影响她的行为方式；每个人的是非对错也只由她一人来评判。心之所感与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往往相左。因此，现代主义文学强调是主观世界，而不是客观世界，才是真实的。有许多现代主义作品都流露出了对客观的疑虑。在这一点上，张爱玲似乎走得更远。人对外界的主观感受是否真实，人是否应该相信自己，也是值得怀疑的问题。小说中，对事件和人的叙述都与王佳芝的主观参与相涉，纯客观描写近乎是不存在的。与之相对应，王佳芝对人和事的主观判断是否准确，很难在小说中找到根据。而她对于外界的看法和感应总是变动不居的，刚想到什么，旋即又会否定它。这自然让读者心生雾里看花的迷惑。比如：开始，她否定了“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的说法，因为她想起第一个性伴侣梁闰生时只有厌弃。接着，她觉得对老易倒不能斩钉截铁地说不爱，前述那句话并非全无道理。随后，她忆起未能在与老易的两次幽会中得到欢娱，再一次推翻了前一闪念。王佳芝思想上的反复和不确定性恰恰表明人的主观感受未必是可靠的。小说在某些细节处也暗示了主观感受与事实之间的偏差。比如，王佳芝对同学们的笑容异常敏感，把它看作对她的嘲讽和轻视，因此她有意疏远他们。相反的，在珠宝店选定戒指后，老易的笑容却让王佳芝心生怜惜，进而认为他是爱她的。换个角度看，同学们都明白她的遭遇，他们躲避她的目光，用微笑来解除尴尬、掩饰不安，是极其自然的情感反应。而老易的微笑未见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再如，她担心被同伴秘密执行处决，却从没想过会死在老易手上。故事的结局，同学们与她一起赴死，老易就是刽子手。而老易本可以留下她的性命，但他为了免除授人以柄的威胁还是杀了她。他一方面为得到真爱沾沾自喜；另一方面思量着拿“美人计事件”威吓太太，嘱其谨慎善后。这样看来，王佳芝对爱情的感知是一个不择不扣的错觉。软弱、自私、贪婪、虚荣、冷漠、残酷等人性的弱点，让人与人之间无法达成信赖与理解。由此，人只能遁入个体的主观世界。可是，人的主观感受多半是聊以自慰式的虚妄之想，也未必可靠。人最终连自己的意识也无法把握，却尚不自知。正是主体的偏执加快了王佳芝的毁灭。人际之间的疏离、沟通的困难，除开他人的因素之外，《色·戒》显然意在重新审视每个人自身的一己之责。

可见，《色·戒》是一部关于人生的寓言，其中饱含着创作者对生活和人的深刻的认识。小说的写作过程历时近30年，一再删减，只保留下来现时可见的一万多字的内容。其在叙事上的“欲语还休和语焉不详”，当然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其目的和功能不仅在于刺激读者的想象，而是用以呈现作品主题的、必要的结构形式。因此，不能随意地填补《色·戒》叙事上所留下的空白。一旦填补，势必影响作品的深层意蕴的表达。

“小说虽然只有28页，但字里行间却充满了想象空间，在电影里，我们就是要把它做足。”相对于小说文本，电影有意识地将叙事重心回归到事件的发生、发展的全盘过程上，着力去填充小说所留下的空白。很明显，李安试图通过对事件来龙去脉的细致展现去揭示出女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对其行为逻辑做出合理的解释。正基于此，一个首尾完整，一波三折，有起有伏的故事得以在影片中清晰可见。

有意思的是，面对王佳芝与易先生之间是否产生了爱情，是否因欲生爱等疑问，多数人倾向于是，而不是否。李安正是如此。影片围绕对既有的确切答案的揭示，去安排和组织情节。“很多云淡风轻的东西必须翻江倒海去做，因为电影是落实的一个媒体，经过这个阶段，发现有些地方并不是很适用；第二个阶段，变动情节添加文字后，有些变动比较大，但也是为了忠于小说，最后当看到实景、人以后，我知道我不像张爱玲了。”实际上，电影较之小说最大的变化，并非像导演阐述中所强调的那样——因艺术与文学二者不同的表现手段带来了差异性。李安的《色·戒》作为原著的一种解读。存在一些对张爱玲作品理解上的偏误。

第一，人物形象的颠覆

与众多现代主义作品一样，《色·戒》也不太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刻画。惟其如此，形象才不只是特指某一个，而更具备了泛指任何生命个体的普遍意义。经过电影的改编，几个人物形象及其相互关系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莫过于王佳芝与易先生关系的发展与演变。

小说中，对于王佳芝的身世背景只字未提。电影则增加了几处细节，比如父亲的寡情、舅母的势利，树立起她作为一个孤苦无依、寄人篱下的“孤儿”的形象。小说中，虽然王佳芝单方对邝裕民曾有过期望与幻想，但他们之间只有普通同学这层关系。电影里，邝裕民担当了王佳芝的精神导师这一角色。两个人之间有朦胧的爱意，但因“美人计”的关系，未得发展就消逝了。缺乏亲友的关爱，情感无所依傍，对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渴望，都为王佳芝最后倒向老易作了合情合理的铺垫。在李安的导演之下，王佳芝与老易渐次发展的爱情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彼此的试探。电影敷演了小说中没有实现的，或是不存在的情节一王佳芝陪老易做西装时的调情，两人在咖啡馆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叹等。再是爱的滋生。这一点，影片是通过三场戏来体现的。其间，王佳芝体验了欲望满足时的快感，经历了内心矛盾带来的折磨，接受了抗拒与挣扎之后的沉沦。最后是心灵的契合。李安精心化用了《马路天使》中周璇三唱《天涯歌女》的经典场景。在一个日式酒馆里，随着王佳芝在吟唱三段歌词时渐渐溶入了感情，她也确证了自己对老易的爱。影片中，王佳芝放走老易的行为，完全是她有意识的选择，不是事出偶然。这从她走出珠宝店之后的情形可见一斑。小说中，王佳芝拦下三轮车，去一个无人知晓的亲戚家避祸：电影中，王佳芝要去的地方则是老易与她幽会的公寓。相对于小说中不知道怎样才算是爱的懵懂无知，电影中的王佳芝却陷入了爱欲的漩涡中无法自拔。两相对照，王佳芝这一人物形象有了根本的变化。电影中的王佳芝无疑是幸福的，至少，她对爱情有了切实的感受和体验。而小说中的王佳芝只能沉溺于爱情的幻觉中自欺欺人。

易先生的形象更是判若两人。小说没有将这个人物塑造成以往作品中常见的、脸谱化的形象。但是，其性情中固有的自私、冷酷、狠毒仍然展露无疑。王佳芝不会知道惊魂不定的他“精神恍惚，脸上憋不住的喜气洋洋，带三分春色”，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小说结尾处隐去王佳芝的内心视像，却写老易的心理活动，更加加深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意味。到了电影里，老易对王佳芝动了真感情。他在王佳芝面前倾吐心声，寻求精神上的慰藉。甚至，他允许王佳芝介入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影片中，是老易托珠宝店为王佳芝专门打造钻戒。戒指真正成为了爱情的信物。他在指示杀人之后双手颤抖、脸色苍白、眼泛泪光，都可视作其对爱情的缅怀。这样的老易与小说里的形象相去甚远。

不难看出，和原著中人与人之间空寂的氛围不同，电影中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温情。所以，才有老易的秘书明知王佳芝的刺客身份却知情不报；易太太佯装不晓王佳芝与老易的关系，对其照顾有加；邝裕民任王佳芝失身他人在先，后又甘愿献出自己的爱情拯救她等等诸多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只不过，李安式的、有些刻意的温情，与张爱玲的初衷背道而驰。张爱玲向来不把道德尺度强加给其笔下的人物。因此，她对于王佳芝没有批判，反而寄予了深厚的同情。至于老易这个人物，张爱玲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汉奸的身份对其进行观照。《色·戒》原作有一个相当开放的结局。“王佳芝事件”告一段落，老易虽有所感触，但绝不会为王佳芝的死而悲伤。也许，他仍将亵玩爱情而乐此不疲。人总是舍本逐末，甚至于明明意识到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为何物，却能够毫不吝惜地将其舍弃。在张爱玲看来，似这般迷失了本性的人更加值得悲悯。因此，小说没有对老易或其他人物在道德和人性方面加以任何装点。研究者普遍认为张爱玲的作品中隐藏着上帝的眼光，这是李安的作品无法企及的。

第二，主题意蕴的偏离

影片《色·戒》其实是一曲爱情的挽歌。它脱胎于爱而不能的母题，这是观众，尤其西方观众再熟悉不过的。政治立场不同的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悲剧，这样的题材也不陌生。《广岛之恋》、《第四十一》等影片中法国少女与德国士兵，红军战士与白匪军官的故事在中国的抗日学生与汉奸身上得到重演。“我觉得色好像是感性，戒好像是理性一样，也是有这么一个辩证的意味在里面。”李安在解题时如是说。影片沿袭了李安电影中驾轻就熟的、标志性的、对于情感与理智的冲突的展示。在小说中，张爱玲对二战背景采取了虚化和淡化的处理方式，并没有特别渲染时代气氛。李安则非常注重凸显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镜头中戒备森严的易公馆，流离失所的难民，邝裕民与副官的殊死搏斗，阴森恐怖的刑讯室，无一不在提醒我们战时生存的艰难。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之下，爱情当然也更显弥足珍贵。影片展现了不合乎政治伦理的爱情在王佳芝心里掀起的巨大波澜。她甚至顾不得体面，在其他人的面前谈论自己在老易面前的逐步沦陷。说到底，李安将故事安放在展现个人情感、欲望与身兼的义务、责任之间的矛盾这一传统叙事模式之中。影片突出的是人与时代、人与环境，人与道德戒律、人与伦理规范等外在因素之间的强烈冲突。这是李安电影一以贯之的主题。且与以往李安的作品相类似，《色·戒》限然是情感压倒理智占得上风。

影片《色戒》亦想借助被毁灭的爱情，反思人的悲剧性命运。不过，电影在思想蕴含上远没有达到原著的高度。张爱玲对人生、人性的直面，套用一句李安对《色·戒》的评价：“张爱玲的原著切入角度很独特，而她通过这个事件对人性的挖掘在中国没有第二人能和她相比。”《色·戒》的故事不仅仅止于男女之间的情事，作品的主题蕴含也不仅仅止于探究情爱世界里两性之间的差异性，以及情欲与法理的矛盾。如前所述，《色·戒》是一部人生的寓言。张爱玲的原著当然涉及了人与外部异己力量的对抗(这一点在电影中得到大肆渲染)，但更多的是揭示人内在的分裂以及人自身固有的矛盾性等问题。在解读原著时，只有从其表面的爱情故事的圈囿中跳脱出来，方能看清其内蕴。电影的改编却偏偏过多纠缠于此一方面。电影中，爱情的发生、发展到消亡大有超越锄奸行动的发生、发展到失败，成为叙事主线的势头。几段露骨的戏只是为电影增加噱头而已。实际上，内地上映的、经删减过的版本并不影响观众对影片的读解。在某种程度上，电影阐释的主题已经偏离了原著的本意。电影对原著本事所作的填补和改动，彻底破坏了张爱玲为我们勾勒的亦真亦幻、混沌难分的现实人生图景，消弭了原著中张爱玲对人的自我主体的哲学思考，也削弱了原著的悲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