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创作影视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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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根据莫言20年前的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而成的电影《暖》获了中外两项大奖，是因为其中很动情很人性的东西迎合了当今成年人的怀旧情绪;电影对小说中哑巴、瞎子的改编，使电影更具观赏性了;《白狗秋千架》之所以被莫言认为是部重要作品，是因为在这部作品里莫言才开始找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舞台，才开始发现“纯种”“杂种”的文学用语;《红高粱》之所以能打动导演张艺谋，并非因故事新奇，而是因为小说所传达的张扬个性的思想打动了他;小说家没必要迎合影视导演而媚俗，好的小说未必就是好的电影脚本，小说与影视有密切联系，但又应是各行其道。

【关键词】《白狗秋千架》;《暖》;《红高粱》

一、小说《白狗秋千架》与电影《暖》

最近，很多媒体讨论我的小说《白狗秋千架》被改编成电影《暖》在东京获奖的事，我就从这里开始讲。《暖》这部电影是根据我1984年发表的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而成的。这部电影之所以在国内获得了金鸡奖的最佳影片奖，又在日本东京电影节上获得金麒麟奖，有些偶然因素，但也有必然的原因。假如《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拍出来，我估计会无声无息，很难引起人们注意。为什么它在21世纪初会打动中外很多朋友的心，引起了巨大反响?我觉得《暖》恰好应合了当今人们怀旧的情绪。每一部电影、每一篇小说、每一首诗歌都像一个人一样，拥有它自己的命运。如果它生的不是时候，它再优秀、再精彩也很难马上引起反响;如果它生得恰是时候，那么即便是粗糙一些，思想上肤浅一些，它依然可以得到很大的声誉，甚至超过它的实际价值。这是我对《暖》的评价。

我说一下小说《白狗秋千架》，这部小说对我而言有非同一般的意义。1984年，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时候，读到川端康成的《雪国》里面的两句话:“秋田的黑狗站在河边，一下一下地伸出舌头舔着河里的热水。”我突然感觉到这句话实际上

是一个旋律，是一个调门，也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图画。我脑海里马上就出现了一条热气滚滚的河流，河边上站了一条黑色的原产于日本秋田的大狗，伸着血红的舌头舔着河水。我马上就联想到故乡——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于是就在《白狗秋千架》的开头写:“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这个调门确定以后，小说的写作就有种势如破竹的感觉，就好像一个人拉琴找好了调门，旋律就自然而然地演绎下来了。

为什么这部小说我特别看重呢?是因为在这篇小说里面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概念，在这之前的我的小说从来没有提到过“高密东北乡”。另外，这部小说中还提到了“纯种”的概念。“高密东北乡”在《白狗秋千架》之后的我的很多小说里面都变成了舞台，此后，我的小说就有了自己固定的场所。所谓的故事、所谓的人物、所谓的场景都在“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舞台上展开了。“纯种”概念在《红高粱家族》中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在里面也提到了“纯种高粱”和“杂交高粱”的区别，提到了纯种的好汉跟后代的退化的问题，也就是历史观念问题。我认为，我们祖先那一代相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活得更加张扬，更敢于表现自己的个性，敢说敢做敢想，敢跟当时的社会、传统的道德价值标准对抗;就是说，他们活得轰轰烈烈!而我们后代儿孙相对于我们的祖先，则显得苍白、萎缩。这些东西在《白狗秋千架》中都是已经有了的，我所以特别看重它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这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我有点意外。因为它只是部一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故事确实不够;另外它里面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因此将它改编成电影费了不少周折。

事情的起因是在2002年的暑假，导演霍建起当时在日本已经赢得了很大的名声。大家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湖南作家陈建明，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那山、那人、那狗》，这篇小说曾得过全国短篇小说奖，写一位乡村邮递员跟他的儿子的乡村生活……后来，霍建起导演的《那山、那人、那狗》在国内票房惨败，但拿到日本却突然非常走红，一直盛演不衰，到今年演了整整一年。为什么这部电影在日本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我觉得原因就在于这部电影凭借超凡的镜头语言，展示了山区优美的自然风光，揭示了人间真情，也包括人跟自然、人跟动物的一种关系。对日本相对老龄化的社会来讲，这种揭示父子深情、怀念故乡、回归自然的片子肯定是很受欢迎的，于是它变得家喻户晓，中老年人更是非常喜爱。

制片人希望霍建起能够延续《那山、那人、那狗》的纯文艺片的风格，而在我的短篇小说里面，《白狗秋千架》是最合适的作品。但是这部电影刚开始作为一个项目提纲报到电影局的时候，电影局的官员认为这部片子没法改，不能改。他们提出很多完全无法改编的、非常坚决的意见:第一，这个小说的调子非常灰暗，里面写了一个大的哑巴和三个小的哑巴，而且女主人公是独眼，就是说搞这么多哑巴，不利于中国的形象，好像中国人全都是不会说话的;第二，女主角是独眼形象，不会有演员愿意配合，因为无论怎样化妆，一只眼睛在银幕上的形象肯定很丑陋;第三，就是小说的结尾，这个哑巴跟这个女主人公结婚生了三个孩子之后，女主人公见到了她当年的恋人，提出自己想跟他生一个会说话的孩子的要求，这不又成了“野合”了吗?跟《红高粱》一样。

但是，日本的投资商坚持说，之所以选这部小说来拍，就是因为这部小说的结尾非常有力量，表达了一个农村妇女最朴素的、最低级的要求——我想要一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竟然不满足我。日本的投资方坚持按照小说的风格，一定要表现出农村妇女的最人性的要求。

我后来跟编剧、导演说，如果你们要改，我可以提一些修改意见。首先，应该减少哑巴数量，现在这个小说中有四个哑巴，我们减到一个哑巴，就让这个男的是个哑巴。其次，他们的孩子也不要双胞胎，以回避计划生育，就生了一个，而且是一个伶牙俐齿、非常漂亮的小姑娘。再次，女主人公既然一只眼睛不好看，就让她稍微有一点残疾吧——瘸一条腿，这也比较符合逻辑，打秋千掉下来瘸一条腿。这样，人物结构就变成一个哑巴、一个瘸腿和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女孩。这个故事的主要人物就是这三个。

这时，日本的投资商提出了一个最要命的问题:不管如何改编，小说的结尾一定要有力量;在结尾的几分钟一定要让观众流出眼泪，才算是成功。于是我设计了一个细节:男主人公从北京回来，那时他已在北京就业了，偶然跟他过去的恋人见面，然后到她家去探望，在她家里感受到了粗鲁、野蛮，当年他和哑巴是对手，经常打架，男主人公通常被哑巴打败。暖因为腿摔瘸了，而且因为哑巴从中作梗，把他们来往的信件扣留，结果导致这么一个结局:嫁给哑巴。哑巴一直作为一个很粗鲁、很野蛮的形象出现。但是结尾，女主人公暖在车站送别偶然邂逅的旧时恋人时，暖跟从北京回来的年轻人往前走，哑巴抱着孩子在后边尾随着，后来哑巴突然追上了他们，原本粗鲁野蛮的哑巴用手语不停地比划，暖知道哑巴的意思，但是她没有说。他们的女儿，对暖的旧时恋人说:“我爸爸说，让你带着我妈妈和我一起走。”电影就这样结束。我用语言来描述，可能没有很大的感染力。

我作为编剧，作为原著的作者，到了最后看样片的时候，导演和他老婆根本不看节目，而是观察我，看我流没流眼泪。我不知道他们在观察我，到了最后，确实感到有些忧伤，流了两滴眼泪。我听到他们长舒了一口气，后来告诉我，看到我流了眼泪，他们放心了。知道这个情节的人还能够流出眼泪，那么不知道情节的人肯定感动得要死。就是这么一部电影，拿到了金麒麟奖、金鸡奖。

至于这部影片能不能获得市场的承认，拿回国内来观众会不会买账，我觉得还是个未知数。因为它的节奏非常缓慢，估计年轻人喜欢看《黑客》而不会喜欢看《暖》，但是很多人到中年、开始怀旧的观众，我相信看了以后还是会被打动的。我想电影跟小说一样，都要选择自己的观众、自己的读者，不可能让每个层次的观众、读者都满意，都拍手叫好。这部电影主要是拍给中年人看的，打动青年人比较困难。二、《红高粱》及我与电影的缘份

我觉得小说跟电影一直有种不解之缘。很多著名的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电影，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成功的电影，90%都有“小说原著”。小说为电影、电视提供了一个文学基础。中国的小说家与中国的导演合作，我想最早就从我跟张艺谋的合作开始，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合作的《红高粱》，这在很多报道中都宣传得很详细了，当时他作为一个成名的摄影师，拍过《一个和八个》、《大阅兵》等影片，但做导演却是初出茅庐。我所以把《红高粱》交给他拍，是考虑到小说里面的高粱地要有非常棒的画面，只有非常棒的摄影师才能表现出来。因为在建构小说之初，最令我激动不安的就是《红高粱》里面的画面，在我脑海里不断展现着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如果电影不能展现出来，我觉得不成功。我看好张艺谋。后来，影片拍出来的影响超乎预料。

那次合作现在来看，是个奇迹:《红高粱》如果不是在80年代，而是放到现在来拍，会不会得这样那样的奖，还不一定。当时，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刚刚开始，在生活当中，各个领域还存在着很多禁区，刚展开所谓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人的个性、思想还受到很大的压抑和钳制，不能够畅所欲言，甚至不能畅所欲想，在这种普遍受压抑的状态下，要求个性解放，希望张扬个性，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说自己愿意说的话、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就变成整个社会、所有老百姓的一个潜在的心理因素。《红高粱》这部电影恰好迎合了这种需求，因为它从电影的形式上打破了传统电影的所谓的这样那样的戒律。它所表现的人物性格，如奶奶和爷爷这种性格，即使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也是不多见的，不用说在过去了。他们是一对离经叛道的不羁的灵魂，他们的行为冒着巨大的道德压力，甚至冒着砍头的危险，电影的侧重点就是这两个出身来历很暧昧的人。一般的抗日电影歌颂的是八路军、游击队、新四军，这个电影是表现土匪和自己的老婆，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个性，正好符合了80年代人们潜在的社会心理，所以一下子变得轰动，《红高粱》里面的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向前走》一下子就吼遍了大江南北。

跟张艺谋合作完了《红高粱》之后，我还动手改编过自己的小说为电影剧本。谈到《暖》，我马上想到，我有一个短篇小说跟《白狗秋千架》极其相似。但写作时间稍微晚一些，是《断手》。当时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小说写的是一个从越南战场上回来的残疾军人，他的一只手断了，在战场上被地雷炸掉了。他回家以后，刚开始，村子里的人、公社里面、县里面都把他当功臣，今天这家请他吃饭，明天那家请他吃饭，轮番请他吃了一遍。这个英雄呢，天天好吃懒做，天天到各家吃现成饭，老百姓就开始嫌他，而且他也不自觉，他觉得自己有功劳:我是为你们打仗才断了一只手，全村的人有理由养活我。最后他受到了很多的讽刺、挖苦，受到了打击。他到集市上，看到一个卖樱桃的老头儿，他随便拿人家的樱桃吃，抢人家的樱桃，却不给钱。这个老头儿不干了:你不拿钱，白吃我的樱桃啊!这个人说:“老子在前方为你们卖命，身上钻了这么多窟窿，吃几个破烂樱桃还要钱。”这个老头儿一下子把腿摘下来了，“小子，老子在朝鲜吃雪时，你还在你爹腿肚子里转筋呢!”老头儿安了一个假腿，也是一个残疾军人。经过这番碰壁，他马上觉悟了。后来，请他吃饭的一个女人，也是一个残疾，不过是先天性的，一只胳膊长，一只胳膊短。这两个人一个瘸胳膊，一个断手，最终建立了感情。这个瘸胳膊的女性，带着一个小女孩儿，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采桑、养蚕，自强自立;这个断手的残废的转业军人，从这个女性身上获得了力量。

我觉得这两部小说，《白狗秋千架》和《断手》，实际上都展示了农村妇女自强不息的精神。男人尽管看起来很刚强，是革命军人，或是满世界闯，后来上了大学或成了政府官员，实际上，男人还是软弱的。张艺谋成名之后找过我，想拍摄关于农村的有宏大场面的影片。我给他提出了拍摄《白棉花》的意见，但因为涉及“”等种种原因，没有引起他的创作冲动。1998年我在《收获》上发表描写下岗工人的《师傅越来越幽默》，被张艺谋看中，要改编成剧本。但是剧本出来以后，我很不满意，跟我小说里面唯一的相符之处只是有一个废旧的汽车壳子。这也是电影中故事发生的一个背景。一个老工人再过十天就要退休了，突然工厂倒闭下岗。老头儿的徒弟帮助他在山沟里找了一个废旧的汽车壳子，搞成一个休闲小屋，给情侣提供一个幽会的地方。我和张艺谋刚开始讨论始终围绕着汽车壳子做游戏，让人进去看什么，怎么吸引人进去。我给他提了16条建议，其中有一个是非常圆满的盲女复仇的故事:一个盲女为了复仇，依靠嗅觉和听觉把她的杀父仇人找到了，报了仇。结果，张艺谋没有采用，找了赵本山和董洁……总之，《幸福时光》是张艺谋的艺术创作了。

张艺谋作为全世界著名的一个大导演，现在拍电影陷入一个困境。他拍每一部电影，都会成为媒体追逐的热点。但是他首先考虑的是，电影拍出来能不能通过检查。假如不能通过，他宁可牺牲电影里很有艺术价值但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情节，拍些四平八稳确保通过的东西。他拍反映现实的作品，已经到了没有什么希望的地步，因为他考虑的太多。如果他想向广大观众如实地展示现实的风貌，确实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作品有被“枪毙”之可能。当然，张艺谋这样的导演，不愿意他的任何作品被“毙”。他后来转拍武侠片，我觉得这是他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武侠片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没有被“枪毙”之险。如《英雄》展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它所展示的历史观在现实也很新鲜，票房赚了大钱。

张艺谋要再拍现实题材的片子，确实不太容易，虽然他很舍得投资。年轻的导演压力小，敢于直面人生;而大的导演在达到事业的巅峰之后，就很难有所突破。张艺谋也许会另寻别路，我们拭目以待。三、小说与影视之道

我之所以讲这些东西，是因为有些电视剧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吸引我们眼球最多的东西。许多作家开始写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从经济的角度看，写电影剧本确实是一个增加收入的短平快的方法，很多朋友依靠写剧本发家致富了。许多作家开始触电，我对此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我觉得一个作家，写小说就是写小说，写剧本的时候也不要考虑别的，就是写剧本。我不拒绝写剧本，90年代我也写过电视剧剧本，如《红树林》、《梦断情楼》。不过我觉得每次写电视剧剧本都是对我很大的人格侮辱。每次都会被电视剧导演横挑鼻子竖挑眼，很多很好的艺术想法都被改掉。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委屈，后来我明白了:电视剧就是一种大众的通俗的艺术，不要在里面寄托太多思想。如果一个小说家写剧本的时候想把写小说的思想注入其中，会把观众都吓跑。我现在开始理解电视剧导演了，电视剧不需要太多的文化。你如果想导电视剧就要降低你的调门儿。

我认为，写小说的人如果千方百计地想去迎合电视剧或者电影导演的趣味的话，未必能吸引观众的目光，而恰好会与小说的原则相悖。我想一个聪明的有才华的导演感兴趣的还是小说的纯正的艺术性、思想性，小说所表现的作家的思想是他缺乏的，故事是他不缺乏的。我认为《红高粱》之所以吸引了张艺谋，并不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很精彩，类似这样买子弹、埋地雷、炸汽车的故事有很多，但为什么没有打动张导演的心呢?关键还是小说中所表现的张扬个性、思想解放的思想，要轰轰烈烈、顶天立地地活着的精神打动了他，他在电影里面刻意表现的也不是故事本身。刚才讲到《白狗秋千架》改编的电影《暖》，故事一般化，像这样游子返乡的故事从鲁迅的时候就有了，后来一辈一辈的作家也曾写过，而且都大同小异。为什么这么通俗的故事就打动了导演，就像霍建起讲的一样，一下子把他的童年、青年往事勾起，触摸到了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激活了他个人的情感记忆，所以他才有兴趣拍摄这部电影。否则即使待遇再优厚，他也不会拍摄一个让他感动不起来的东西。我认为写小说就要坚持原则，决不向电影和电视剧靠拢，哪怕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一两个人读得懂，也不要想着怎么可以更容易拍成电影。越是迎合电影、电视写的小说，越不会是好的小说，也未必能迎来导演的目光。恰好是那些不把电影、电视放在心里的小说，更能引起导演的兴趣。相信一个优秀的导演绝对不会去看一个烂俗的故事，因为这种故事谁都可以编出来，吸引他的还是小说的纯正的艺术性或者小说家表达的思想。

小说跟电影、电视剧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各走各的路，然后偶然地在某一点上契合，生出一个作品。小说家应该千方百计地逃离影视，这时候影视才可能追求你。如果是你追求影视，那么很可能会被影视抛弃。我的态度是，绝不向电影、电视靠拢，写小说不特意追求通俗性、故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