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传承下中英电影叙事话语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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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作为一种视听手段在民族文化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电影文本从民族文化中得到启发。本文选取《至暗时刻》（2017）和《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分别作为英国电影和中国电影的代表作品，通过文本叙事的话语分析探究两部影片如何通过人物重塑和传统话语的改写，使影片具有了对当下的时代性观照。同时，在文本中建构民族意识时，两部电影采取了相反的叙事策略，折射出两国电影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态度差异。

关键词：中国电影；英国电影；民族文化传承

近年来，中国与英国的电影创作不约而同出现一个相似的趋势：从民族文化中寻找电影素材。英国涌现出一批历史改编的影片，中国则将传统神话故事搬上大银幕，最终两国分别诞生了《至暗时刻》《敦刻尔克》与《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一系列现象级影片。毋庸置疑，历史与传统故事都是民族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电影则作为视听手段对民族文化传承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此类影片的代表作，《至暗时刻》与《哪吒之魔童降世》类型虽有不同，但却因二者对本土民族故事的承载而落入惺惺相惜的语境。英国电影《至暗时刻》选取英国在二战中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为时间点，讲述丘吉尔如何带领国民度过这段“最黑暗的时光”的故事。影片在英国本土与国际市场大获成功，并一度提名奥斯卡奖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中国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则对中国神话人物哪吒的故事进行了全新诠释，一经上映便被视为民族动画的复兴之作，并一举打破中国动画电影票房纪录，至今热度不衰。本文从民族文化传承角度分析电影《至暗时刻》与《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叙事话语，总结中英两国在当代视听文本的转换中传承本族文化的策略。

一、重塑人物：对传统的共同颠覆

围绕中心人物展开叙事是两部影片创作的默契之处，对人物的成功塑造也成为了两部影片广受本土好评的共同原因。《至暗时刻》中的丘吉尔虽与历史上的人物相貌有所差距，但凭借饱满的人物叙事与GaryOldman的精湛演技，影片让“别样风格”的丘吉尔颠覆了公众对他的接受认知。无独有偶，《哪吒之魔童降世》同样采用了重塑人物的叙事策略颠覆了传统的哪吒形象。这既是两国电影创作对市场的精准回馈，也反映出民族文化传承在现代语境中面临的全新局面。历史上，丘吉尔因其在二战期间对英国的杰出领导被奉为一代伟人。有别于传统文本中对丘吉尔伟人形象的刻画，《至暗时刻》致力于将丘吉尔塑造为更“接地气”的普通人物。通过大量日常生活的细节呈现，如床上饮酒、沐浴、如厕等，影片有意淡化了丘吉尔贵族身份的出身，试图打造一个更加“平民”的伟人形象①。可以说，影片中的丘吉尔走下了神坛。在呈现他果断刚毅的领导力等伟人风范的同时，影片也花了细腻的笔墨表现他在家人面前的温情脆弱、对平民的善意友好、在危机面前的局促不安等与伟人气质相背离的“平民”气质。在颠覆人物气质的尝试背后，是影片试图抹去人物与受众之间的阶级差距，为广大英国观众的认同投射奠定基础。若非此，影片也不必采用丘吉尔秘书ElizabethLayton的个人视角展开叙事，当ElizabethLayton以个人的“小人物”视角观察丘吉尔这位“大人物”时，影片试图将她在银幕内对丘吉尔的情感认同转换为银幕外的观众认同。与《至暗时刻》相似，《哪吒之魔童降世》也试图通过重塑哪吒形象拉近哪吒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古代神话故事中，哪吒生来异象，性格桀骜，伴随《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话小说的编排，“哪吒闹海”“析骨还父，析肉还母”等故事成为哪吒人物传奇的经典桥段。因此，我们也很容易察觉出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在人物塑造上的颠覆创作。邪性被削弱的哪吒虽然保有“顽劣好动”“好战能战”等与传统形象一脉相承的特点，但这些特点更多的是凸显出哪吒受家庭束缚的“叛逆”性格，而与其在神话中的“逆反”形象相去甚远。在影片中，哪吒同样走下了神坛，从一届少年英雄人物成了因缺爱而敏感脆弱的青春期孩童。神话中具有悲剧意味的英雄人物叙事被转换为了一类具有广泛意义的“家庭人物”叙事，哪吒不再是逆天抗权的少年战神，而被“幼稚化”为本性善良、假作顽劣姿态实则渴望关爱的寻常叛逆少年。由此，亲民气质的哪吒形象打造完成，后续电影口碑与票房的收获、人物周边商品的热卖也足以证明观众对该哪吒形象的高认可度。可以看出，两部电影不约而同采用了小人物的叙事策略颠覆传统文化中的英雄式话语，而当观众通过“矮化”后的英雄人物完成自我的认同投射时，无形中也建构了自己对民族文化的新型解读。这说明虽然民族文化符号在当代语境中成功闯入了人们的视野，但前提是他们需得“改头换面”，变成一类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角色。

二、改写文化基因：时代性的观照

正如上文分析，中英两部电影都有意识地改变了民族文化符号的传统话语，从而提高了电影的接受度。在重塑民族文化符号的过程中，自然也免不了对部分文化主题的改写。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主体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机制是民族文化横向传承的基础，在延续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特点②。在这个视角下，两部电影在叙事话语中对文化基因的改写所透射的正是创作者对民族文化的时代认知。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二战时期英国的重要转折点，彼时英国政党内部求和心切，丘吉尔陷入摇摆境地。在《至暗时刻》的高潮叙事部分，无法抉择的丘吉尔来到地铁车厢内听取民众的心声，并在民众话语的鼓励下最终做出了宣战的决定，也成功通过自己的力量获得了政党的支持。此处完全虚构的情节不仅为影片加入了独特的群众史观，也重新注入了集体主义的文化基因。一直以来，丘吉尔都因其坚毅果敢的领导力被视为英国精神的代言人，但影片却通过赋权公众的叙事方式削弱了丘吉尔的个人力量，彰显了集体力量。当我们联系英国的时代特征时，不难发现影片对集体力量的呼唤透射的正是新的民族文化诉求。银幕之外的英国处于脱欧的紧要关头，在领导人的更迭风波中国家主体同样面临着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人民集体力量的团结在此刻显得尤为必要③。在重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创作者通过银幕之内的故事建构与银幕之外的社会现实形成了一类镜像联结，为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与英国电影《至暗时刻》中呼唤集体力量恰恰相反的是，中国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通过改编传统故事意图淡化集体意识强调个人行为。传统故事中哪吒不敌天帝等强权代表的情节被删去，代之以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个人反抗情节。在电影的叙事中，虽然哪吒依旧托生于天，但哪吒命运的走向却由其作为个体的自主选择决定，其反抗的对象也从一类权力实体转为命运等更宏大也更虚无的体系。虽然电影中命运的磨难似乎有外界的成见作为实体依据，实则还是来自哪吒内心的孤独与脆弱，如此哪吒最后通过自我增势获得胜利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突出文化主体的个人选择无疑是“正确”且稳妥的创作选择。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社群的细分与个人主义立场的普及④，“人定胜天”成为一类“绝对正确”的准则，既然复杂的权力冲突指涉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寻求个体共识因而成为创作的捷径。两部电影分别在各自的国度大放异彩，我们不妨认为融入时代特质、改写民族文化基因的做法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播。这也是两部影片通过叙事话语传播民族文化的共通之处，但有效的传播是否一定意味着有效的传承？如果说时代元素的加入促进了民族文化的横向传播，那么被牺牲的文化基因又削弱了民族文化的纵向传承。根据民族文化传承的内涵，“文化传承的纵向传递与文化传播的横向移植是同时进行的，且二者既对立又统一。”⑤若横向传播与纵向传承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将面临失效风险，由此也引出了两部影片通过叙事话语传承民族文化方面的不同之处。

三、建构民族意识：叙事指涉的差异

作为民族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民族文化构成了民族认同感和内聚感的核心。而民族深层次意识则是通过心理传承将个体的心理意识整合为群体的共同心理意识,最终实现对民族性格的塑造。当民族文化通过电影的形式进行传承，在电影叙事话语之下潜藏的深刻意涵也正显露出民族的深层次意识。对比两部电影的叙事指涉不同之处，不难发现中英两国影片建构民族意识的差异所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在不景气的社会背景下，遗产电影悄然兴起。彼时的遗产电影大多改编自经典文学、历史故事等民族文化，最大的特点在于怀旧情结浓厚、为了突出视觉风格削弱历史厚度。在历史的辉煌再现中，遗产电影试图建构一个想象的文化图景和国族形象来逃避充满危机的现实。由此，《至暗时刻》也因其故事和风格被认为是遗产电影的现代“变奏”⑥。从这个角度出发，能让我们更好理解《至暗时刻》对民族意识的构建。一方面，来自历史的题材选择和对“英国伟人”丘吉尔的正面刻画注定了《至暗时刻》同遗产电影相似，具有某种“怀旧气息”。联系电影对时代的观照，不妨说是现实中的民族不满情绪催生了电影对“怀旧”情感的宣泄，试图从历史出发建构起新的国族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影片通过叙事话语的编排有意避开了任何批判性的历史立场。在电影中，民族历史的积极意义压倒一切———人民用欢呼之态、政敌以倒戈之举迎合丘吉尔饱含激情的演讲，社会图景一片生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见死不救”的他国成了危机的根源，在本土国族内部只有战胜他国的胜利果实才需要分享。在有意放大民族历史积极性的叙事话语之下，是电影对建构国族信心的一次尝试。一直以来，关于英国电影主体性是否存在的争议不断。相同的语言与高度的合作让英国电影时常徘徊于英美两国的语境之间，被质疑英国电影文化表达已经“美国化”⑦。但在《至暗时刻》中，影片清晰呈现出了通过叙事话语建构新型民族意识的脉络，建构国族主体性、为国族增信与民族文化传承的有机融合将帮助英国电影与好莱坞式的全球话语区分开来，从而通过电影确立自己的民族文化主体性。相比之下，中国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则在好莱坞式的全球文化话语中呈现出更为暧昧的姿态。如果说《至暗时刻》还带有某种“怀旧情结”，对文化基因的改写还只停留在增删的表层，《哪吒之魔童降世》则更加大刀阔斧，甚至不惜牺牲纵向的文化基因以重建新型文化基因。正如前文所说，《哪吒之魔童降世》将具有明确对象的一类反抗改写为无所指的叛逆，最明显的体现是影片以温情脉脉的父爱叙事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化中哪吒的“弑父”情结。在这些叙事的颠覆之下，传统哪吒文化的核心内涵不再，文化价值也有所动摇。一方面，影片对文化价值的“新表达”为观众呈上了精彩的视觉盛宴，并因其对当代价值观的折射备受赞誉⑧；但另一方面影片在更宏观层面建立起的新型文化价值本质却并不“新”。影片中对回归家庭的呼喊与个人主义的迷恋正是迪士尼动画一直以来的经典内涵。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得不将影片重构文化内涵的动机联想为对好莱坞式话语的拥抱。由此折射出的是国族文化主体性迷失在全球话语体系中，从而导致遗失了纵向文化基因的民族文化传承面临着“失传”风险，文化自信的回归也更加遥遥无期。这也意味着影片看似成功建构的民族意识只是基于对文化符号的认同感，而非来自于民族文化中的价值内涵。至此可知，中英两国电影《至暗时刻》与《哪吒之魔童降世》在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国族主体性的确立与否是二者建构民族意识的最大差异之所在。在新时|RADIO＆TVJOURNAL2021.4代的变迁中，两国国族文化同样具有摇摆的风险，二者也不约而同采取了改写文化基因的方式以彰显新的文化特性，但最终两国电影却建构出了两类相反的民族意识：坚守与让位。

四、总结

与他国电影的比较最终要回归对本国创作的观照。《至暗时刻》作为遗产电影的复兴之作，完整呈现了电影创作与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类联系。随着后现代话语的发展，学者们认为遗产电影已经扩展为全球性的电影类型，其核心在于通过民族文化的重现建构国族认同。从这个意义出发，我国民族动画的复兴不妨视为对遗产电影的呼应与回应，从而也使二者之间的对比有了更多的合理性。梳理完中英两国电影《至暗时刻》与《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叙事话语异同，我们也不难发现新的时代语境赋予了视听文本传承民族文化的新要求。对于中国的电影创作来说，首先，高速发展的时代不断涌现出新的文化景观，为了提高民族文化的传播力度，只有联系现实的关切才不会使电影与时代脱局，扼杀电影与其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进入大众视野的可能性。其次，民族文化的传承始终遵循着横向传承与纵向传承的有机结合。对时代的关切固然是横向传承的体现，但纵向传承中对文化基因的复制要求却提醒着电影应持续深耕民族文化的价值内涵，不可在“日新月异”的文化生机中丢弃文化的本质，从而丧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注释：

①杨俊蕾.当丘吉尔被好莱坞模式重新编码[N].文汇报,2017-12-26(011).

②⑤赵世林.论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3):10-16.

③⑥黄欣.重返昔日辉煌———英国电影国族认同的传统与继承[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9(02):27-32+106.

④王玉玊.从“成为英雄”到“寻回英雄”———国产动画中英雄叙事的本土化历程[J].艺术广角,2019(06):27-34.

⑦Brown,Geoff,'SomethingforEveryone:BritishFilmCultureinthe1990s'inBritishCinemaofthe90s[A].London:BFIPublishing,2000:32.

⑧C.Hi,a25-year-old3Danimator,believesthat“thenewstoryisadaptedforcurrentvalues”[EB/OL].2019-08-02.

作者:陈昕烨 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