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武侠电影明星工业美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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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香港邵氏公司实行的大制片厂制度中，明星制贯彻于演员从选拔到培养、定型的整个过程，与类型创作相辅相成，共同构建邵氏武侠电影独特的工业美学体系。姜大卫是邵氏公司具有代表性的武侠明星，将明星制与其媒介形象结合分析，探寻邵氏明星与武侠电影的互动关系，审视这种机制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关键词：电影工业美学；邵氏公司；明星制；武侠电影

一、引言

明星，是影视业长久不衰的魅力因子，所谓明星制，通常是指建立在好莱坞电影工业基础上的一整套通过电影制作和媒体宣传等手段来发掘明星、制造明星，以电影明星作为基本手段迎合电影观众、推广电影市场的机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邵氏兄弟（香港）电影公司实行大制片厂制度，通过明星制塑造出一批经典武侠形象，与类型作品相辅相成，共同打造邵氏出品的“活招牌”。姜大卫是邵氏公司代表性的武侠明星，本文将其作为个案，结合邵氏武侠明星生成的机制与其媒介形象进行分析，探寻明星现象背后工业制造与艺术创作的统一，深入解析武侠明星在邵氏电影工业美学建构中所处的地位。

二、标准化选拔：武生型格与阳刚美学的奠定

明星的参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电影对观众的吸引力，从银幕下的普通人到电影里的重要角色，电影公司的选拔是明星制造的开端。邵氏公司在学习经典好莱坞明星制的基础上，结合类型特征形成了特定的选拔体系。1965年，邵氏公司开创新派武侠电影，类型的演变催化了银幕明星审美形态的更迭，张彻导演提出“阳刚”的美学主张，认为香港电影需要男性偶像：“过去中国电影男角承袭了传统戏曲中小生的型格，无法让现在的观众有代入感，武侠片之能扭转男角的劣势，就是势必要‘武生’型格而非‘小生’型格。”彼时邵氏公司的男星大多无法满足阳刚武侠的需求，塑造新星势在必行。邵氏将打得动、摔得起的“武生型格”定为新人选拔的标准，通过在演员培训班、武术比赛、职业武师群体当中挑选（如陈观泰、岳华），或是名人推荐、星探发现、公开招考（如王羽、狄龙）等多种招募方式，有目标地网罗了一批当打之年的武打演员。姜大卫是其中之一，职业武师出身的他原本从事动作替身、群演的工作，在一次演出中被导演赏识，上镜机会逐渐增多，逐渐获得主演机会，成为邵氏武侠明星之一。在漆黑的影院中，银幕成为唯一光源，演员的身体成为了观众目光的投射焦点。而武侠片中“武”作为最重要的类型元素之一，承担着营造电影视觉张力的作用，需要通过演员出色的表演增添艺术美感，并向观众提供欣赏的快感。邵氏将武艺素质作为选拔演员的重点，体现了电影工业美学类型化、标准化的原则，设置一定门槛，保证演员的整体水平，保证影片的视觉呈现效果。姜大卫的武师出身使其具备较好的武术素质，能够胜任不同类型武打场面的表演；常年的替身经验又赋予他不惧惊险的心理状态，艰难的段落也能灵活应对。他的打戏融合南派功夫的力量感和北派的舒展，武打形态丰富，视觉表现力佳，为作品增色不少。筋斗翻身、跳跃腾移、拳脚棍法等，都以轻盈的姿态和恰到好处的力度分寸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以“武生型格”为标准筛选的演员区别于以往“小生型格”的男星，为影片注入阳刚血性，提升了影片的武打质量和精神气质，邵氏新派武侠片的阳刚美学得以塑造，保证了类型出品的艺术水准和整体风格。

三、全面化培养：演技提升与个性形象的发掘

保罗•麦克唐纳认为，明星在电影业中不仅是特定类别的工人，也是一种资本和商品。在邵氏公司，从普通表演劳动者到能够作为资本的明星，全面化培养必不可少。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邵氏公司将具有明星潜质的新人吸收进来，随后组织系统培训，提升其演艺素质，在“南国实验剧团”等官方举办的培训班中，将台词功底、表演方法、形象管理等作为基础功课，还专门为武侠明星设置武术教学、骑马射箭等训练。与此同时，邵氏为新人提供演出机会，有能者将得到进一步培养，公司据其优势进行有重点的栽培。演员的素质包括几个部分，容貌形体、声音语言等的可塑性、灵活性和准确性是基本条件，理解力、想象力、模仿力、感受力、表达表现力等是演员创作形象的条件，此外还包括演员的文化底蕴、敬业精神、生活态度等等。演员的天资无法改变，但形象气质和演技水平可通过后天努力提升，只有二者结合，才能奉献出优秀的表演。在对姜大卫的培养中，古典化的台词动作、骑马射箭等是基本功，在影片开拍前和拍摄中，导演、武术指导和经验丰富的老演员也会进行必要指导，保证影像呈现中古装武侠风味的纯正。姜担纲主角前，邵氏公司给予他很多演出机会，正派反派、文戏武戏皆有，在《独臂刀王》《铁手无情》《插翅虎》等配角演出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能把每个角色演出不同味道，也使自身个性显露出来。作为姜的“伯乐”，张彻导演评价他演戏自然生动、悟性高，不同于奶油小生或是威猛大侠，自有一种灵活轻巧的型格。凭借着出色的领悟力和一股子拼劲，姜大卫获得主演机会，在《游侠儿》中独当一面，从外表和演技上做到了形神兼备，收获极大好评。“将人物的轻灵俏皮劲儿融入打斗之中表现，放眼现时，一人而已”，自此，姜大卫跻身邵氏武侠明星之列，贡献许多经典银幕形象。明星能够借体制本身获得更多的创作机会和更多层次的认同，从而校正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邵氏公司依托庞大的电影工业体系，充分利用资源对演员开展全方位培训，同时通过丰富的类型实践为他们提供表演机会，使其才华和个性得以充分发挥。演员们在影片中呈现出的不同表演样态、塑造的多元形象也拓宽着邵氏武侠片的发展路径，推动类型的不断成熟。

四、个人化定制：角色定型与类型英雄的构建

类型化与明星制是经典好莱坞电影取得成功的两大法宝。类型电影造就类型化角色，明星出演赋予角色更多个人魅力，为影片作出一定的艺术贡献；通过反复出演类型角色，也强化了明星的银幕形象，获得观众认同。邵氏武侠明星的塑造与其类型实践不可分割，既有美学构建上的相得益彰，也包含工业生产流程的协调配合，体现了邵氏公司自觉的电影工业美学追求。敏锐捕捉市场风向，自觉以观众需求为出发点，是邵氏公司在类型和明星生产过程中的共同导向。新派武侠电影的兴起时值香港“六七暴动”，影片中的阳刚血性与民众抗争精神暗合，获得热烈反响，当红影星也不再是奶油小生，而被阳刚偶像所取代。然而张彻导演认为，武侠电影中传统大侠形象固不可少，但要让香港青年更有代入感，还需要塑造有现代气质的主人公。姜大卫与以往正直刚健的武侠片主角相比，独具一种冷傲的气质，符合现代青年的叛逆个性，同时不乏古典侠士的坚忍风度。张彻为姜大卫量身定制了影片《游侠儿》，他饰演的叛逆少侠深受观众喜爱，奠定了他往后的角色类型。意识到观众的口味，邵氏公司开始重点培养姜大卫，在多部电影中以他为中心来进行创作，剧情写作中的倾斜、摄影上的突出、服装道具的安排，充分凸显演员个性和角色魅力。《新独臂刀》的雷力、《十三太保》的李存孝、《保镖》的骆逸等，这些角色都是根据姜大卫的叛逆个性进行设定，与以往武侠片中千篇一律的刚直大侠相比更有区分度。与此同时，影片中的重头戏也是围绕明星来进行创作，如雷力的飞云长桥决战、李存孝的五马分尸场景等等，通过构图运镜、美术置景，强化主人公的英雄形象，留下许多经典段落。观影过程中，银幕如同一个镜面，观众需要通过银幕中的“镜像”来完成对自身存在的认知，而角色的呈现正是这一“镜像”的最佳载体。观众对角色的认同事实上是内在自我的投射，产生代入感，将银幕上的完美幻象误认为自身的存在，以此抵达欲望的满足。邵氏武侠类型片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机制，通过理想化的英雄形象构建出类型神话，满足其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欲望以及对于完美自我的想象，与此同时，观众对角色的认同会自然转移到演员身上，形成明星崇拜。因此，武侠明星对类型角色的多次演绎事实上是一个量变的过程，每一次人物塑造的成功都为其成名走红积蓄质变的力量。有经济学家认为，明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个性的垄断，他们不必模仿别人，坚持本色塑造类型人物，就能被观众所记住和喜爱。姜大卫本色出演的类型角色之成功，是依托于邵氏成熟的类型基础，同时有着深刻的观众心理学内涵，证明了受观众喜爱的英雄也可以更个性化、更有现代气息。这些角色不仅充实着姜大卫的创作实践，也丰富了邵氏武侠电影中英雄形象的精神内涵。

五、结语

标准化演员选拔保证了邵氏武侠片的视觉表现，全方位演员培训提升整体演技水平，围绕重点明星进行的专门创作则是出于观众心理需求的考虑。由此可见，邵氏的武侠类型为明星的成长提供开阔空间，明星效应也反哺了类型片的发展，二者在艺术与商业上相互促进。虽然邵氏公司的明星制存在弊端如合约控制、薪酬压榨等，但其在促进演员个人成长方面具有突出意义，这批明星在形象、演技、武艺等层面都具备优秀素质，日后为中国武侠电影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下中国电影类型化创作渐趋丰富，但没有与明星塑造形成有效的互动关系，由于类型片质量参差不齐，无法为明星提供很好的成长平台。因此，在明星塑造机制中也需要电影工业美学原则的灌注，将明星素质的全面培育与类型工业、类型美学相结合，为我国电影界输送更多优秀人才，推动类型电影水平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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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昀曲 单位: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