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气味隐喻的转运悖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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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寄生虫》是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电影，通过描写韩国高失业率下社会底层家庭通过欺骗进入富人阶层家庭工作引发的惨案，讲述了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困苦。电影以气味作为阶层的隐喻，探讨了在阶层分化下底层家庭的转运悖论，对社会的阶层固化、人性丑恶进行了深度批判。电影通过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细致刻画，表现了人格缺陷对社会的危害，引发人们对人性丑恶和社会责任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寄生虫》；隐喻；阶层；人性

奉俊昊是韩国现实主义风格电影导演，近几年拍摄了多部反映典型韩国“社会问题”的优秀作品。2020年2月，其执导的电影《寄生虫》一举夺得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主人公基宇生活在底层社会，偶然机会他通过伪造在学证明成为了富人阶层朴家的英语教师，后利用诡计使一家人成功进入朴家工作。基宇一家的到来与原管家夫妇的生存发生矛盾，从而发生冲突导致原管家意外死亡。而朴家主人朴东益脸上多次显露出的厌恶神情最终刺激了基宇父亲，使其愤恨情绪爆发，挥刀杀死了朴东益。奉俊昊以韩国当下失业率居高不下为背景，将影片人物放在阶层和道德的多重因素下，揭示目前韩国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在探寻人性的不同层面。

一、气味：做为阶层的隐喻

在电影《寄生虫》中，“气味”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层隐喻，它象征性地带领观众进入电影的中心。隐喻，通常而言是指不通过指向事物的本体，而通过指向非本体，即喻体完成意义的建构。“当人们使用隐喻的时候，就把两个不同事物的概念放在一起，这两种思想彼此相互作用，其结果就是隐喻的含义”。基宇一家居住在半地下室里，这种半地下室常年缺少阳光、阴暗发霉，居住时间长了身上自然就会带有特殊气味。这种气味普遍存在于其他以地铁为主要出行手段的社会底层人们身上。而朴东益一家代表富人阶层，居住在豪宅，生活讲究，他们身上没有这种“社会底层”气味，因为他们只是“偶尔坐地铁”时才会和社会底层群体接触。这种独特的阶层气味很容易被察觉，朴家儿子多颂很快就发现了基宇一家人身上散发出的相同气味。同为社会底层的人对这种气味并不敏感，他们已经习惯这种味道，如同他们已对底层人们的悲惨境遇麻木了一样。原管家的丈夫因为被债主逼迫，被妻子秘密安排在朴家的地下室生活四年多，其身上也自然被这种气味环绕。原管家丈夫躲避在地下室之前由于店铺破产倒闭，被债主追债，这与基宇父亲成为朴家司机之前做过代驾、炸鸡店、蛋糕店，最终失业的境况相似。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同处社会底层，身上具有相同的阶层特征，在电影中这种气味也暗含了社会底层阶层群体的生活不幸和困苦无奈。这种“底层阶层”气味是难闻的，不被顶层人们接受。朴家一家外出宿营时，随着原管家返回朴家，基宇一家发现了原管家将丈夫隐藏在地下室的秘密。与此同时，原管家也发现了朴家的英语教师、美术教师、司机和新管家原来是一家人。无论哪一方的秘密被朴家知道，都逃不过被朴家撵走、落魄的境遇。位于社会同阶层的两家人开始了角逐和较量。最终在朴家人临进家门之际，人数占优的基宇一家将原管家夫妇制服并送回地下室，而在争斗之中原管家意外受伤、生命垂危。气味，一方面隐喻地揭示了社会底层群体生活的困苦不易，另一方面它又代表了阶层的分化。朴家人在接触到这种“底层阶层”的气味后，极其厌恶，朴东益将其形容成“煮抹布才会散发出来”的气味，把它当做一种“越线”的气味。越线行为是富人阶层朴家所难以容忍的，而被其他人侮辱、鄙视也是社会底层的群体所难以接受的。在朴家儿子多颂的生日聚会上，原管家丈夫在妻子伤重身亡后心生怒恨，逃离地下室后刺杀了基宇妹妹。而富人阶层的朴东益置他人生死于不顾，冷漠中展露出的对“底层阶层气味”的厌恶感彻底地激怒了基宇父亲，基宇父亲带着积压已久的不满，抓起尖刀杀死了朴东益。由气味引发的荒谬惨案暗示了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中阶层之间的矛盾日趋恶化，不可调和。在影片当中基宇一家能力出众，也一心渴望摆脱生活的困苦，可最终还是无法被顶层阶层所容纳，究其原因是社会阶层固化的结果，也是隐藏在表面下的转运悖论。

二、转运的悖论

悖论的矛盾不是语句本身产生的，而是按照推理的规则推出来的。产生悖论的最主要原因是“自我涉及”。进入朴家工作后的基宇一家彻底摆脱了失业状态和生活窘境，无论是作为英语教师、美术教师还是作为司机、管家，基宇一家的能力无疑是出色的，完全能够胜任岗位需要，也获得了富人家庭的认可。但是这却无法改变他们位于底层阶层的本质。基宇一家的秘密被揭穿，以及赖以生存的半地下的“家”被大雨的淹没，使基宇一家认清了阶层无法改变的现实，也给观众指出了底层阶层转运的悖论。“你知道绝对不会失败的计划吗？是无计划，没有计划。人生是绝不会按照计划走的，难道这么多人都计划好了，今晚挤在体育馆睡觉吗？所以说人生就不应该有计划。”基宇家的处境是韩国底层社会的一个缩影。作为一个底层社会的失业者，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支撑日常生活。虽然通过伪造文件和一系列骗局进入富人阶层视野，但他们依然无法抵抗自然灾害所隐喻的变故。这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底层民众的定局。生活中的偶然变故和底层阶层的定局之间存在着不可更改的必然关系。“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基宇一家生活状态在一夜间戏剧性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的思考向观众说明了这个道理。一场大雨看似是自然灾害，实则是对社会的洗礼。基宇在经历了洗礼后开始思索人生的阶层问题，“大家都好体面啊，即使是临时赶来的，我适合这里面吗？”持续待在上面，他不能做到像富人阶层的人们一样自然和体面；回到下面，他又深知生活的不易和艰难。踌躇、疑惑和不安盘踞在基宇的心中。与基宇一家同处于社会底层的原管家夫妇，试图通过富人家庭的管家身份和躲入地下室的方式，苟且余生来获得内心的平静和逃避社会。然而这种逃避去无法持久，在基宇一家的连环计谋下，原管家被赶出朴家，当其重返朴家苦苦乞求基宇母亲照顾她躲在地下室的丈夫时，基宇母亲已全然忘记了曾经落魄的日子，拒绝了原管家的请求，“理直气壮”地说“我可不是穷人”，并扬言要报警。随着偷听谈话的三人从楼梯上的意外跌落，剧情开始反转。互有把柄在手的两家人为了生存上演了激烈的争斗，在此过程中原管家的意外受伤，将同阶层的矛盾推入了影片的最高潮，导致了两个底层阶层家庭的破碎。大雨的夜晚朴家走廊上的灯在原管家丈夫操纵下发着救命的摩尔斯代码，而即将被污水浸没的基宇家的灯也同样在闪烁，这种平行蒙太奇手法的运用，造成的紧张节奏扣人心弦，同时也预示着两个底层家庭在不同道路上的相似命运，殊途同归。社会的阶层分化使底层阶层难以扭转自身命运，因为他们缺少的不是知识技能和勤奋，而是跨越阶层所需的社会平等。富人阶层的信任来源于朴太太心中的“信任的纽带”和朴东益眼中会员制的高端专业公司。即使不存在利益关系，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影片中基宇父亲的几次尝试失败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在桑拿房中基宇父亲习惯性与朴太太的握手，朴太太的第一反应是“你洗手了吗？”；在送朴东益回家的途中，基宇父亲渴望与其像与朋友一样聊天时，朴东益将此视为即将越线。

三、缺失阳光的寄生虫

电影名为《寄生虫》，所指的是生活在人们心里的寄生虫。人们心里的阴暗给了寄生虫生存的空间，啃食着人性中的善良、诚信与正直，留下的空间被丑恶和仇恨所侵占，这就造成了人格缺陷上的贪婪、懦弱、虚伪、多疑。人的行为离不开人格的支配，即人的行为会打上鲜明的人格烙印，人格畸变导致行为偏差。在电影《寄生虫》中人格的缺陷帮助基宇一家成功应聘进朴家工作。先是基宇利用伪造的在学证明成为了朴家女儿的英语教师。其后借助基宇的“包装”介绍，基宇妹妹成为了能够治愈心理创伤的美术教师。接着通过栽赃陷害，朴家原司机被辞退，基宇父亲成功替补上位。最后利用原管家对水蜜桃过敏，设计诬陷其患有肺结核而被朴家辞退，使基宇妈妈成功接任管家一职。基宇一家人计谋的一次次成功，归根结底也在于富人阶层朴家男女主人的人格缺陷。假使朴太太不虚伪地认为儿子具有惊人的艺术天赋，就可以阻断基宇妹妹进入朴家；假使朴东益能够真诚对待司机问清缘由，也不会给基宇父亲替补成为朴家司机的机会；假使朴家能够给予原管家多些人文关怀，也不会让基宇母亲有可乘之机。从基宇一家的几次聚餐的场景可以知道，获得了在朴家工作机会的基宇一家已经告别了生活无着的困境。在贪婪和没有职业操守的驱动下，基宇一家利用朴家外出宿营的机会鸠占鹊巢，给原管家留下了威胁的把柄。即便如此影片还是为基宇一家留下了一条退路，只要基宇母亲稍微动一下恻隐之心，帮助一下原管家夫妇，也不至于原管家夫妇背水一战，两败俱伤。人性丑恶的生长速度是像寄生虫的繁殖能力一样惊人和恐惧的。朴东益夫妇的冷漠和高高在上的惺惺作态在影片中被刻画得体无完肤，而他们的孩子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变得冷漠无情。在雨夜草坪的帐篷中儿子多颂明明已经翻译出了代表“救命”的摩尔斯代码，却没有抓起近在咫尺的对讲机通知父亲救人。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的无情足以使观众推断出社会上蔓延着更多的冷漠，而这一推断很快得以验证。基宇家慢慢上涨的污水中折射出了无家可归的人在水中艰难行走的镜头，在结构严谨的电影当中，高超的导演惜时如金，长达25秒的垂直镜头让观众感到事件更真实。在这25秒里水中游逃的狗都被记录，而却没有看见一个人去帮助，这种孤独可想而知。人性的冷漠像空气一样散布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也是影片中社会各个阶层唯一的平等。多颂的生日聚会前，偌大的草坪上聚集着繁杂的人们，有衣装革履的绅士淑女，有持斧劈柴的强壮男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男主人遇刺后，他们惊慌逃走，甚至找不到凶手逃离现场的目击者。人性丑恶的存在，一方面是社会阶层固化、底层阶层生活困苦所导致的，另一方面是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缺失的结果。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的基本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来排列，排在最前列的是生理需求，然后依次是安全、爱与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底层阶层在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在“活下去”与“善良”两者之间选择时，自然会选择活下去。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社会的关爱。而在影片中，无论是基宇一家进入朴家工作前，还是在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后，除了政府有限的收容外，没有得到任何社会组织或个人的帮助和关爱。富人阶层却在忙碌地准备着奢侈的儿童生日聚会，还要感谢大雨带来的晴朗天气，这种对比的运用更能将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表现淋漓尽致。社会责任的缺失，必然加剧人性的丑恶，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让缺失社会责任感的人们终尝恶果。

四、结语

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电影《寄生虫》以当下韩国社会为背景，在电影中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底层家庭基宇一家最终不得不接受无法改变阶层的现实，接受了底层阶层固化的基宇父亲也再无可能过上正常的生活，而属于社会顶层阶层的朴东益一家也深受阶级固化衍生的矛盾所害。无论身处于哪一阶层都无法逃避阶层固化引起的社会问题，无法摆脱阶层固化带来的羁绊。“寄生虫”会在阳光下狼狈逃窜，导演借助影片中数次出现的阳光镜头特写，表达了希望将人们心里的“寄生虫”暴露在阳光之下，从而驱赶走人性丑恶的愿望。电影是由阳光照进半地下室的窗口开始，基宇的梦想又是照在豪宅落地窗上结束，转瞬切至飘雪冬夜的半地下室窗户剧终。电影以这样的一个镜头结尾昭示着当下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急需“一缕阳光”的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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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丽娜 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