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的女性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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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处于时代更迭、风云变幻时期，在所有体现社会动荡和变迁的方式中，电影无疑是最直观的。伴随着女性解放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具有时代特征的女性形象被银幕不断言说。如“摩登女郎”“独立的新女性”“身世苦难的底层女性”，女性银幕形象的多元化也显示出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充满着浓厚的时代色彩。

关键词：女性主体；鸳鸯蝴蝶派；新女性；摩登女性

一、时代芳华：女性身体的银幕初现

上世纪三十年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提升，电影被赋予了独特的时代需求，开放与闭塞共存的大都市上海亦为电影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创作空间。这一时期，电影跳脱了娱乐的简单需求，转而对现实主义的表达情有独钟，塑造了带有浓厚时代色彩与深厚文化内蕴的影视角色，尤其是独具韵味的女性人物形象。（一）西学东渐：好莱坞创作模式的浸润。上世纪三十年代，与西方文化发生最深入碰撞的当属电影艺术。好莱坞电影在各大影院随处可见，拥有固定的观影群体。在大量好莱坞电影的浸润下，不管是否情愿，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创作。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开始变得鲜活独立起来。首先，电影里的女性不再像以往那般被动，她们拥有了更多的性别意识、社会身份和文化价值。再者，女性银幕形象的性别意识明显增强，电影中开始刻意地展示女性曼妙的身体、突出女性独有的审美价值。上世纪三十年代最出色的女明星如胡蝶、阮玲玉、黎莉莉、王人美等就塑造了很多具有东方女性柔媚气质的银幕形象。她们的形象积极向上、健康而又靓丽。（二）本土催化：鸳鸯蝴蝶派的传统表达。“鸳鸯蝴蝶派”作为大众化的市民文学流派，诞生在清末民初的市民阶层，其大部分作品都讲述了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以及现实婚恋问题下个人意识的觉醒。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塑造了许多拥有独立思想的女青年形象，当该流派的作品转投电影界时，银幕上便出现了许多打破封建主义枷锁的女性形象，她们勇敢追求自我情感，形成了对传统“男尊女卑”道德标准的质问。女性由内而外的思想和行动的突破，使她们具有一种独特的反传统的现代特质，从而具备了重要的文化传播价值。（三）时代变革：左翼思潮下的女性力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左翼”文化思潮开始进入电影领域，通过电影宣传他们新的思想与理念，他们的创作方向一致倾向于刻画下层人民的生活、表现阶级斗争、揭示社会的阴暗。左翼电影用他们接近现实和朴实真诚的态度面对生活。他们面对动荡的时局和人们在夹缝中生存的现实状况而担忧国家的命运。再加上左翼电影人本身更加关注电影本体的探索，使中国电影的概念和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左翼作家联盟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之声带入了电影创作，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左翼电影因其特殊时期的政治需求，在具体创作中，显现出了阶级斗争与反殖民的主题引导性。与此同时，女性角色的塑造也呈现出浓烈的革命意识，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反殖民的抗日精神和开放前沿的社会现实特征。无论是《渔光曲》中王人美饰演的小猫，还是《马路天使》中周旋饰演的小红，都在现实生活的磨难中逐渐认清自我的阶层位置，并具备了反思与反抗意识。

二、时代语境下女性形象的多样化塑造

（一）摩登女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主要创作环境多是现代化的繁华大都市上海，被半殖民统治的上海，在现实与想象的中西文化交汇中，产生了激烈的思想碰撞。“新女性”成为了三十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她们拥有着开放先进的思想，敢于打破传统，走在时代前端。如果说接受了良好教育的知识青年被称为新女性的话，那么摩登女性则是一种更为新颖的时尚风向，它标志着中国女性不再是传统道德的附庸，逐步与世界女性接轨并显现出中西结合的摩登图景。（二）苦难的底层女性。在动荡年代，受时代影响最深的往往是底层大众，因战争的缘故，流离失所、失业肄业都是他们面临的生存挑战。因此关注底层小人物的个体命运便成了左翼电影的重要创作源泉与人文诉求。而对个体的关注多以女性视角进行更具艺术性的言说，女性角色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创作思潮中承担着反映时代思想变迁与个体生存境遇的双重历史使命。在左翼电影中，底层女性不再是传统影视文学中被束缚的家庭角色，而是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她们的生活空间被放置在了繁华的大都市中，她们成为一群鲜活亮丽的特殊群体。吴永刚导演的《神女》被视为左翼电影的先锋之作，影片中的母亲独自抚养着儿子，为了在艰苦的岁月里活下去，她不得不委身暗娼。然而祸不单行，为了逃离巡警的追查又深陷恶霸纠缠，最终在愤怒之中用酒瓶误杀了恶霸，被判刑十二年。《神女》揭露了社会黑暗面，展现了底层女性的悲惨命运，但在时代悲剧下，女性又以独特的个体魅力呈现出了靓丽的人文风貌。（三）“独立战士”新女性。辛亥革命后，受西方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中国女性的自我认知逐渐觉醒，在女性教育、婚姻自由、社会开放和视听解读自主择业等方面逐步呈现出时代特征。而在电影领域，过往家庭式的贤惠型女性开始向社会式的开放性女性转变，女性们接受教育、追求爱情、开展工作，女明星、女演员开始在电影中绽放光彩。银幕上的女性或单纯秀丽，或贤惠持家，或外向奔放，多元化的女性角色同时引发了银幕外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现代化的意识思维。独立的新女性形象充分迎合了近性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现了时代对于女性的全新需求。

三、女性形象的文化传承与革新

（一）贤惠的传统女性。在漫长的人类文明中，两性权利的此消彼长充分演绎了人类关系的进化历程，女性的独特审美规范虽随时代不断演变，但其本体的美依然为之获得了性别特权，然而审美过程所衍生出的主客体之分，通常令女性居于客体被消费的位置。在世界范围内的电影艺术中，对女性的审美通常伴随着以男性为主体的审判优越感，反映在电影里，便是被物化的女性生理特征，如性感、魅惑、放荡的女性群体，她们成为男性权利欲望的消费品。与此同时，女性往往也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用同样的眼光审视自身。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便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浸染，女性形象的塑造多以“贤妻良母”的形象出现。如1923年郑正秋、张石川创作的故事长片《孤儿救祖记》，王汉伦所饰演的女性在丈夫意外身亡，又被公公误解赶出家门后，依然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将腹中的孩子生下来并悉心培养，最终长大的孩子完成了“救祖”这一伦理使命。影片受到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热烈追捧，成为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经典之作，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都把这种形象视为“道德规范”，并以此规范自身与他人。如今此类女性形象依然活跃在当下的影视作品中，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割舍的传统伦理形象，这并非简单的女性解放思潮即可变更的伦理信仰。（二）个体的人格独立。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德•波伏瓦认为，“在人类的经验中，男性故意对一个领域视而不见，从而失去了对这一领域的思考能力。这个领域就是女人的生活经验。”中国电影中的“贤妻良母”形象，一向以履行家庭职责为天职，如果耽于给予丈夫和子女一个温馨美满的家庭，女性自己也会感到愧疚与自责，而一旦如此，男性对于女性的价值判断也会发生改变，从而抽离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关怀，将女性推至伦理的险境。

四、结语

通过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电影中女性形象塑造的深层文化特质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些或贤惠或摩登或抗争的女性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女性在漫长的时代变革中所经历的点滴演变，在文化迅速发展的当下，这些经典女性角色对构建新女性形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显现出了浓墨重彩的女性意识。

参考文献：

1.周星.中国电影中的女性银幕角色演变研究[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02):38-42.

作者:张梅 单位: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