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完形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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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觉醒年代》是近年来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突破，从历史观照现实、人物推动历史以及隐喻诗意表达三维度入手，深刻描绘革命领袖“觉醒”精神内核、立体塑造风格化“觉醒”人物、充分以思想“觉醒”建构叙事引擎展开分析，为促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美学创新不无裨益。除此之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具有促进当代青年深刻理解革命历史意义、建构唯物革命历史观、弥补历史文化缺憾的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觉醒年代》;革命历史电视剧;美学

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一经播出便火遍全网。《觉醒年代》通过对近现代的思想先锋以及青年革命家的人物群像塑造，全景式呈现了自新文化运动开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的历史图景。借用格式塔心理学的视知觉完形的思维逻辑，从审美主体来看，主体视觉并不是对影视符号进行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对有意义的影视结构进行整体式样的把握，因此探讨《觉醒年代》成功的完形突破，或许可以给影视实践创作带来诸多启发。

一、历史观照现实，描绘革命领袖的精神内核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是以电视剧这一艺术载体对过去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书写，而电视剧作为一种对于历史再现的表达方式，其中定会包含现代人们对过去事物的认知或态度。卡尔·马克思曾说过:“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这句话中不仅强调了历史的现实性，更突出了历史在现实中的作用，现实借鉴历史，历史观照现实。所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若期许观众的情感共鸣，必定要找寻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交相呼应之处。《觉醒年代》之所以火遍全网，获得观众的连连叫好，除了其上映现实背景下的政治文化环境之外，更离不开剧中持续不断地历史观照现实，用革命领袖“觉醒”的精神内核呼唤当代青年的价值建构。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所呈现出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或者“戏说革命”的整体态势，21世纪以来，虽然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从选题内容到叙事模式都在不断地进行着有益尝试，从宏大的革命领袖叙事模式到如今的全景式群像叙事模式，都在不断适应市场并尝试多元化表达。但反观现实社会环境，随着5G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当代青年处于一个碎片化信息时代，而这也在不断消解着青年的文化观念，“革命”一词对于青年一代来说可能仅仅只是停留于书本上的浅层理解。由此可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肩负着促进当下青年理解革命历史意义，以及建构唯物革命历史观，弥补历史文化缺憾的重大意义。《觉醒年代》是对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觉醒的描写，呈现出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的青年时期在找寻拯救中国之路过程中不断遭遇抉择和冲击的故事。这个思想觉醒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巧妙结合。剧中重点讲述了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发生、青年革命领袖又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不仅刻画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三员大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还重点描绘了其他革命领袖青年时期的革命理想以及道路信仰的形成过程。剧中这种将叙事聚焦于青年群体的模式滥觞于《恰同学少年》《我的法兰西岁月》等优秀的青春叙事模式电视剧中，而这种青春化的叙事模式无疑对当代青年了解历史意义及建构唯物革命历史观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在《觉醒年代》中更是对新文化运动中思想信仰坚守内容进行了大量描写，无论是“新旧之战”还是在“无政府主义”、美国“实用主义”等各路思潮的冲击下，革命领袖们都依然选择并坚守着社会主义，这种对于革命历史的“信仰叙事”模式无时不在冲击着现实中佛系青年的“躺平主义”泡沫，对于现实中青年群体的信仰重塑赋予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人物推动历史，塑造风格化“觉醒”人物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神圣家族》中对于历史的定义。由此可见，历史的车轮一定是在人为因素的干扰下不断向前的。作为一种人物叙事艺术的电视艺术，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其亘古不变的命题。而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发展过程中，曾几何时一度陷入了人物“符号化”“标签化”的怪圈，让类型电视剧裹挟着浓郁的意识形态的味道。因此人物形象塑造便成了展现电视剧艺术高度的必经之路。首先，为革命领袖注入生活气息，塑造有血有肉的“人”。革命领袖是历史前进的伟人，他们被常人像神一样供奉在神坛上，这也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一贯以来的人物塑造模式。革命领袖有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非常人之神力，这样就使得塑造出的革命领袖形象与生活处于相剥离的状态，这就很容易落入符号化、标签化的怪圈。《觉醒年代》中对于革命领袖的形象塑造不仅刻画其非常人的精神品质，而且也对人物赋予了更多生活的气息，二者的融合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仲甫不仅是奋勇好斗的新文化运动急先锋，同时也是陈延年、陈乔年口中的“大家长”，更是会拿起锅铲为儿子炒南瓜子的好父亲。其次，从人物性格入手建构戏剧冲突。在电视艺术中“冲突”“矛盾”“对比”等代名词始终是凸显戏剧性的根源所在。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则是将这种戏剧冲突落在了“革命”二字，既然是革命肯定就是要打破“旧”的，在其基础之上创立“新”的，以达革命之目的。《觉醒年代》自然而然也是在“新”与“旧”的选择冲突中展开的，其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没有采用先入为主的情节堆叠，而是基于史料，从人物性格入手去建构戏剧冲突———性格与性格之间的冲突、抉择与抉择之间的冲突。最后，细腻刻画人物内心感情世界的微妙变化，这也使人物塑造更加知行合一、多维一体。对于《觉醒年代》这部剧来说，它的核心叙事即述说革命年代革命领袖们是如何实现思想觉醒的，思想内核的变化一定附着着情感动力引擎的推动。剧中较为经典的一幕是关于鲁迅在撰写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时内心世界的刻画，鲁迅对于这个社会的看法早已了然于胸，其中表弟久荪因目睹水深火热的穷苦百姓后神经错乱对于鲁迅感情上的刺激，才让其迸发出化刀为笔的信念撰写出《狂人日记》。对于观众而言不仅是情感共鸣，而且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历史伟人。剧中类似的手法不胜枚举，通过情感内核驱动人物精神思想的觉醒，对于人物形象的立体刻画起到了异曲同工之功效。对于全景式群像叙事模式来说，能够通过视听语言技巧将众多人物的性格、品质、情感在短时间内让观众产生记忆点，这就是创作者的过人之处。剧中演员的上下场，使得生动入微的人物画卷徐徐展开，观众仿佛置身于历史长河之中，聆听历史伟人的故事。

三、隐喻诗意表达，以思想“觉醒”建构叙事引擎

隐喻象征之所以能够刺激观众的心灵，是因为这会激发观众的想象，从而促使观众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叙事建构中来。《觉醒年代》围绕核心叙事思想“觉醒”，调用多种“有意味”的视听语言表达形式，实现艺术审美和艺术深度的双向提升。

(一)动物意象关照个体命运

卡尔·荣格在其自传中曾经这样说到，“动物的主题通常是人类原始本能的本质性象征”。［3］在电视剧中动物意象的本质就是原始本能的动物文化观念，再通过视听语言的表达产生其丰富的象征意义。在视听语言叙事过程中不仅可以起到起承转合之功效，而且对于人物形象建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觉醒年代》中利用具体的动物意象，实现观照剧中人物内心世界的表征性传达以及达到了未来时空的预判功能。如陈独秀第一次在上海震旦大学公开宣讲新文化运动时，话筒上出现的蚂蚁，此处的蚂蚁不仅有着先驱蝼蚁的意味，更有蚍蜉撼树之尴尬。窥探内心世界，新文化运动刚刚起步，陈独秀如同一只蚂蚁一样势单力薄，还不能以四两拨千斤之功力拨乱反正，但仍具有效力于中国思想启蒙，不惜先死的觉悟。同时，在剧集的后半段，陈独秀被拘留于京师警察厅之中，“螳螂”意象的出现与“蚂蚁”意象产生强烈的对比，螳螂相较于蚂蚁在原始本能上更加具有攻击性，这就暗示着陈独秀已经发生转变，从探索状态转为攻击状态，去攻破旧社会最后的壁垒，铲除根深蒂固的思想“脓疮”。剧中还出现了“金鱼”“青蛙”“白鸽”等动物意象都极具象征意味，这种通过动物意象诗意的书写方式，在剧中不胜枚举，动物意象观照个体命运，刺激观众主动介入式的叙事建构。

(二)空间意象渲染历史氛围

作为电影叙事“容器”的视觉空间，其中凝聚了创作者的艺术造诣和空间审美想象。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通过一实一虚的叙事空间意象建构，渲染历史氛围的同时扩展艺术想象的空间、增加了艺术的厚度。“它既有物质的真实性又具有想象的精神性，是一个彻底开放的空间，种族、阶级、性别等身份与权力关系都汇聚在这里，人们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出发去审视它，从而反思当代社会空间发展所产生的严峻问题。”［4］苏贾认为第三空间就是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二元解构与重构。在《觉醒年代》中对历史物质空间基于史学研究的基础上赋予了精神属性，如在第三集中青年毛泽东初次出场，大雨中，怀里抱着牛皮纸包着的精神食粮，穿过“热闹”的集市———有横冲直撞的军阀部队、等待着被交易的孩子、坐在车里无忧无虑的公子、拉着水牛的农民，集市作为历史社会物质空间，展示的种种社会现象，通过使用对比蒙太奇的剪接手法浓缩了历史社会的写照。青年革命代表毛泽东与其背道而驰，预示青年群体即将离旧社会逐渐远去，去创造和迎接一个新社会的到来。再如陈独秀与李大钊携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等青年学生登长城那一场戏中，长城作为物质空间，其功效是为了抵御外敌，但如今长城已残垣断壁，陈独秀向李大钊表达了对于社会主义新的见解、学生们登高宣读青春誓言，他们化作一座新的长城，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去除旧社会的满目疮痍。《觉醒年代》中的空间意象让“情”与“境”浑然一体，不仅表现了创作者对于艺术审美的自觉追求，更提升了影片的历史质感和艺术质感。

(三)用典互文成就意境之美

“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用典手法源于文学诗歌之中，目的在于借古喻今，将其与电视艺术的融合不仅可以起到丰富其意境内涵之功效，更可以满足国人观众“曲径深幽”的含蓄审美倾向。《觉醒年代》的创作者也是谙习用典手法之巧妙，将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桥段进行影像化呈现辅以贴合情感之音乐，呈现出一幅极具文学价值的历史图景。比如在鲁迅刚出场之幕，“人血馒头”便出自其白话文小说《药》中的一段情节，其毛骨悚然的情节设置不仅还原了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桥段，更刻画了鲁迅人物形象，增强了浓郁的历史意境之美。除了这些用典的经典段落之外，剧中在每一个历史人物出场之时，都通过字幕的形式简略介绍了生平事迹，字幕是对于未来的一个昭示，与画面的现在时二者产生强烈的互文性，这就增加了视觉影像的“言外之意”。如陈独秀送陈延年、陈乔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兄弟两人大步含笑向前，字幕显示着二人生命终止的时间与地点，字幕与画面形成的互文性，不仅扩展了电视艺术的叙事空间，更暗示了众多的青年志士为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抛头颅洒热血。卡希尔对于历史的双重解读曾说过，“一方面它意味着过去的事实、事件、行为举止。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我们对这些事件的重组和认识”。［5］《觉醒年代》是一部基于唯物历史主义的历史观照现实的优秀电视剧，其创作者在贴合国人“含蓄”审美情趣的同时，通过隐喻诗意叙事，不断自觉主动地提高审美追求，刻画出生动饱满的历史人物形象，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做出有益尝试，是非常值得肯定与赞扬的。

参考文献

［1］［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A］．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4．

［2］［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神圣家族［A］．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

［3］［瑞士］卡尔·荣格．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M］．刘国彬，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4］陆扬．析索亚第三空间理论［J］．天津社会科学，2005(02):34－35．

［5］［德］恩斯特·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M］．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85．

作者：吴帅帅 李化来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