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院》对养老题材电视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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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两年，电视剧创作重心有向现实题材偏移的趋势，养老题材也开始受到人们关注。养老题材电视剧《幸福院》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人物塑造上以典型化为核心，辅以特殊识别；在叙事构建上以统一性为主轴，进行有效辐散；在命题观照上以普遍性为靶向，进行主题的横纵开掘。

关键词：《幸福院》;养老题材;现实主义;统一性;社会容量;复调小说

当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的重心对象从家庭的主要支柱—中青年群体，向老年群体移动的时候，它也为我国电视剧市场拓宽了题材范围。例如《亲爱的她们》《都挺好》都开始把老人的赡养问题作为剧中主要矛盾展开讲述，大大增强了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对于社会的探索深度，并因此获得了大批的观众。根据《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2019）》一文，截至2019年底，我国老龄化率已经达到12.6%，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为2.54亿，占总人口比重18.1%。预计到2030年，中国或成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2050年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①。中老年群体对于我国电视剧市场的影响力将不断扩大，养老问题将长期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养老题材电视剧也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2020年年初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首播，爱奇艺等大型视频网站同步上线的养老题材电视剧《幸福院》，以“抱团养老”的养老新模式为构思核心，平行讲述了3个家庭的老人寻找新型养老社区所发生的故事，受到了大众的关注。该剧在人物塑造、叙事展开、主题传达三方面，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其中存在的尚能完善的地方也可为同题材作品的创作提供借鉴。

一、人物群像：以典型化为核心，辅以特殊识别

谈及现实主义，恩格斯在《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中提出“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②。典型化，即在一个具体现象或形象中表现出一系列同类现象或形象的基本特征。《幸福院》中对于建国、赵精神、崔里田3个主要男性角色的塑造，首先就进行了这样典型化的处理。从外部设计上看，首先，三人与同社区的其他老人，年轻时均为战友，这种设计固定住了他们的时代身份。其次，于他们个人而言，于建国的初恋断送在包办婚姻上，赵精神是黄小娟家的上门女婿，崔里田领养的两个孤儿是从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救下来的。三个主要人物的基本外部设计，均涉及了有一定象征意义的且普遍的历史问题、社会现象以及时代事件。在处理三位主角与其相关人物关系时，该剧也基本遵循了典型化的原则。于建国父子均离婚，祖父孙三代男性居住同一屋檐下，象征着当今社会一类“失偶式”家庭结构。赵精神处于女强男弱的家庭，与妻子几度离婚复婚。崔里田因为抱不上孙子，与儿媳妇交恶。这些家庭中的代际矛盾，引发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共鸣。从内在设定上看，三人性格迥异，老领导于建国善良朴实的底色下，带有一定的固执刻板；赵精神知识分子的气质下，讲究仪容的同时也爱较真；崔里田头脑活泛风趣幽默的背后，也有斤斤计较的吝啬。在典型化的原则下，每个角色的设定都是对现实有所呼应的。现实主义以典型化的人物塑造，勾勒出一个真实的作品世界。观众从中找到契合自己经验的部分，从而与作品中角色们产生联结，关切其命运走向，通过他们的所思所行，启发自己的现实生活，最终潜移默化地接受作品世界中所传递出的积极价值观。但仅找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不够的。恩格斯对现实主义作出界定的同时，他在《致明娜•考茨基》中又对其说法进行了补充—“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③。由此可见，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人物，典型化只是第一步，在进行特殊识别的加工后，塑造才算真正完成。在《编剧理论与技巧》中，顾仲彝认为，人物社会性方面的典型性是共性的基础，而个性的基础则是在心理与形体外貌上做出的区分④。《幸福院》中对于三个主要男性角色个性化的处理，就采取了在“形体外貌”上形成差别的方式。于建国被赋予调节社区纠纷“大法官”的身份，调停时随身携带的座钟成了他的特殊符号；赵精神做老年直播，直播设备和假发成了他的特殊道具；崔里田悼念假亡妻的重复动作，与其频繁运用歇后语的说话特点，成了他的独特标识。所谓“形体外貌”，是一种明确的表象识别，它不拘泥于人物外形的胖瘦高矮，更像是一种符号化的辨认。养老题材既然作为现实题材中的一个尚在发展中的亚类型，在人物塑造方面以典型化为核心，而为了让人物成为“单个人”，一定程度上又需要辅以特殊识别，帮助人物在电视剧的长篇叙事中固定下来。因此，塑造人物时要在典型化的过程中把握适度原则，谨防同质化倾向，增加个性的表象区分。

二、叙事构建：以统一性为主轴，进行有效辐散

《幸福院》的叙事结构是清晰的，在42集的篇幅中，完整地呈现了于、崔、赵三家老人从寻找理想养老机构到最终入住幸福院的过程。以于建国寻找初恋白如雪的情节线作为贯穿，又以赵精神与黄小娟的复婚线帮助串联叙事。最后一集中，在幸福院举办的集体婚礼作为全剧高潮。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悲剧是对一个完整划一，且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⑤，“悲剧”的范畴在发展中被拓展，现用来泛指一般的文艺作品。其中，“完整划一”所指的是情节统一性，是亚氏所重点强调的，即一切情节的落点都要指向同一件事。《幸福院》中的情节设置基本符合这一要求，无论是于建国的几次被骗，还是给崔里田长子赋予的失踪缉毒警身份，都是为了逐渐走向让老人们入住幸福院的终局。各部分情节不可或缺，均有必要的存在理由且指向终极目的，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具有统一性的关键。由于电视剧作品体量大，养老题材也需要粘合起更大的观众群，这种以情节或行动统一性为主轴，辐散到老人子女乃至孙辈的个人生活是必要的，或涉及职场、校园等领域，或涉及友情、爱情等情感。该剧在执行统一性的基础上，对于次要人物的拓展，做得也较为充分。以于大乐为例，他经历了前妻回国争夺抚养权、替父还债、与白如雪女儿白艳恋爱等事件，在参与父亲养老问题的同时，也作为一个次要人物承担着属于自己的完整的情节支线。这对于观众而言，是一种对抗审美疲劳的调剂，对于角色自身而言，也在间接深化统一性上的情境。于大乐替父还债是该剧的一个大段落，于建国因电信诈骗，损失了自己和战友们的养老钱。由于此前于父资助孙子患白血病的同学琪琪治病，家中积蓄已所剩无多。于大乐让崔里田的儿子，即自己的发小崔凯将房子卖掉还债，结果却巧合地卖给了父亲的旧情人。在卖出之前，还设置了前妻回来以房产要挟于大乐放弃抚养权的风波。于大乐单独的还债行动看似不在养老的统一性上，但实则关联着和白艳的爱情线、与儿子相处的亲情线、同崔凯的友情线、父亲寻人的情感线。父亲的情感线最终落在与白如雪在幸福院安度晚年，这让于大乐还债的支线又回到了统一性上。对于“有效”辐散的界定，在笔者看来，是有着双重含义的。第一，辐散出的支线需要有益于统一性的推进。第二，辐散的支线在桥段设计、事件选择上要精致。回顾《幸福院》的支线设计，“有效”的第一层含义基本符合，即所辐散出的支线能扣回统一性上。但第二层含义做得还稍有不足，在事件的甄选上有待提高其精度与广度。从警察刘思敏与幸福院老板的千金，再到于大乐与白艳，支线中关于相亲与被相亲、追求与反追求的设计占了绝大部分，几乎都与爱情有关，情感线上的涉猎面较匮乏。有学者在探讨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发展问题时，曾提出了“社会容量标准”这一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对于社会生活层面的开掘要广泛、丰富而多样，需要关注到各个领域和阶层的矛盾、冲突、对峙⑥。这对于现实题材电视剧辐散的支线的设置与运用具有启示意义。《幸福院》支线事件的选择不够丰富，导致情境重复、层次模糊，使得辐散不够有效，这个问题在主轴上也有所体现。上当受骗与黄昏恋作为养老题材电视剧的两个典型事件，在该剧中也被反复使用。这种社会容量的局限无形中将老年生活标签化，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老人自身的精神世界。事实上，老年人作为曾经的年轻人，剧情设计中可以挖掘他们在青年时期爱情、事业、理想等方面的遗憾，映照到他们的老年生活中，组织故事情节线；亦可以让他们运用旧式的行事方式、丰富的阅历经验，帮助子女解决当代的职场、家庭难题。养老题材电视剧应该跳脱出模式化的剧情，客观地审视老年生活，对情节进行有现实意义的再设计。因此，在养老领域选择统一性的落点，以统一性为主轴，进行有效辐散是养老题材电视剧的有效创作手段。辐散时不仅要注意对统一性的间接推进，还要基于“宽社会容量”铺排内容，尤其遴选、挖掘能够深入个人精神世界的事件，打破高惯例化的情节模式。如此叙事，可最大程度上精致故事结构与情节。

三、命题观照—以普遍性为靶向，指导横纵开掘

与仙侠剧、穿越剧等超现实类作品不同，家庭伦理剧并不以弥补观众经验空白的奇观化场面、情节离奇见长，其优势在于所涉及的社会问题可以引发全民的集体讨论。线上线下联动，观众对剧情与其中揭示的社会现象进行热议，为作品带来话题量的同时，也对观众的现实生活进行启发，从而完成作品正向价值的传递。例如《小欢喜》中三个高考家庭的喜怒哀乐，《都挺好》中畸化原生家庭里三个子女对于父亲赡养问题的拉锯。反观《幸福院》，其中所提出的“抱团养老”新型养老模式，同样具备发展成社会热点的潜力。但由该剧引发的议论似乎没有达到前两者的热度。笔者仅从创作的角度分析，认为其对于作品精神向度的表达，并没有挖掘到位，而精神向度的站位不高是阻碍该剧成为爆款的关键原因。任何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其所揭示的社会现象、所观照的主题，都具有能引发观众共鸣的普遍社会意义。但普遍性于养老题材电视剧精品化而言，仅是必要不充分条件。它需要在普遍性的基础上，对命题进行深入地横纵挖掘，才能使之成为精品化的充分必要条件。横向挖掘，即指以多视角审视作品的主题，这与巴赫金提出的“复调小说”理论类似。所谓“复调小说”，它与欧洲传统的仅用一个视点构建一元化世界的“独白小说”不同，“复调小说”强调的是“对白”，指小说中有众多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⑦。因此，若在《幸福院》中对主题进行横向挖掘，就是在以老人为主视点的同时，辅以子女、孙辈、家庭外旁观者等多视点，对“抱团养老”发表自己的观点。剧中涉猎了一部分子女对此的看法，但除了赵精神的女儿阻止父母抱团养老是为了给自己带孩子外，其余子女们反对父母去老年公寓进行“抱团养老”都是担心背上“不孝”的恶名。这种对于声誉的担忧可以被视为一类问题，但不可以此概之全部的问题。子女们支持抑或是反对父母外出“抱团养老”，都需要在具体的情境下被辅以必然的理由。如果说力图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为了观众在作品中找到与自己社会角色的浅层对应；那么对单一话题提供多视点解读，就是为了使观众匹配到代表自己立场的视点后，与作品产生思想意识的深层联系。刘康在《对话与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一书中，揭示了“复调”的意义—“双重、三重或多重语义指向，这种多元指向和多重声调造成了多主体之间的自有对话，阻碍了权威主体（作者）一言定音、封闭完成的独白倾向和使用引语主体对象化客体化的倾向”⑧。将此意义类推到养老题材电视剧对于主题的横向开掘上，即避免自说自话，将更大的观众群体容纳到对主题的讨论中。纵向挖掘，意在说明对于作品主题的讨论要有深度。上文曾提到“社会容量标准”这一概念，胡智锋等人在文中除了对于容量有“广度”的要求外，对容量的深度也同样进行了明确：“超越当下社会生活表层，在充分的历史背景中开掘出意义、价值的深刻性”⑨。而在《幸福院》中，不给子女添麻烦、好好享受晚年生活被概括为“抱团养老”的两个动机，并未呈现出老人们对自身养老问题充分的认识。笔者认为，“社会容量”的广度与深度是呈正相关的，由于该剧对于情节广度展开得不够，主题的开掘便难以深入。因此，从模式化中突围出来，拓宽社会容量的广度，继而提炼出深度，最终深刻主体对自身的认识、深刻主创对创作对象的认识，是实现纵向挖掘的具体路径。在养老题材中选择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切口，以横向的多视点发起对话题多维度的讨论，从而形成更客观、立体的作品主题；以纵向的深度要求“宽社会容量”对深化主题起到积极的反作用。在普遍性的靶向指导下，纵横拓展作品母题的精神向度，是精化作品主题的方法论。

四、结语

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人民对于培育精神文明有了更高的要求。电视剧精品化，正是与这种社会要求所契合。养老作为重要的民生事业之一，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今中国社会，将被放在更高的位置。努力出产有创新、有关怀、有升华的精品化的养老题材电视剧，是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幸福院》的创作得失，为养老题材电视剧精品化的探索提供了启示。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同时辅以符号化的特殊识别，将角色具体成“个人”，谨防故事角色同质化。在构建叙事时，应以统一性为主轴，注重支线的辐散，有效拓展社会空间和拓宽社会容量。在组织情节时，精准遴选有广度、能涉及角色精神世界的事件，突破模式与惯例化的情节线。至于对作品终极命题的观照，则应在普遍性社会意义的指导下，以“复调”的手法，多视点横向、纵向开掘主题。

注释：

①谢尊贤、牟萌：养老机构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建设研究,《大众文艺》，2020年第8期，第259页。

②[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90页。

③[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8页。

④顾仲彝：《编剧理论与技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页。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页。

⑥胡智锋、张国涛：现实题材电视剧三题，《中国电视》，2004年第2期，第24页。

⑦巩艳丽：从复调小说到复调电影，《电影文学》，2014年第2期，第19页。

⑧刘康：《对话与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页。

⑨胡智锋、张国涛：现实题材电视剧三题，《中国电视》，2004年第2期，第24页。

作者:武丹丹 单位: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