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希望的大地》叙事评析

时间:2022-02-04 11: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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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希望的大地》叙事评析

摘要:电视剧希望大地》通过群像式的人物塑造,全方位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平民英雄谱写人生新篇章的过程。该剧通过诗性圆融的叙事结构,表达了时间意识上的现代精神和空间视野上的全局观念,在对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对人的精神向度的表达中,使社会变革与人物命运成为一种互文性书写、个人理想与国家愿景构成互动性叙事张力。

关键词:叙事张力;平民英雄;诗性叙事;精神向度

电视剧《希望的大地》描述了以马尘、柳莹、田庆丰、董望春、吴欣然、吴蔚然、柳诚、吴文渊等为代表的普通人,在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契机下,勇敢尝试,克服困难,大胆创新,最终成就一番事业的故事。因此,《希望的大地》成为“中国梦”叙事系统中的一个典型样本。

一、类型扩展下的平民英雄群像

英雄主义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影视文化的一个永恒主题。英雄叙事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功能,以精神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历史进程。现实题材电视剧中的平民英雄是中国电视剧英雄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视剧《希望的大地》将宏观社会背景与微观个体命运相结合,用“小切口、大时代”的叙事方式,选取了以马、吴、柳、田为代表的4个家庭十几位主人公,全方位地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平民英雄奋力拼搏、谱写人生新篇章的过程。作为独立的个体,这群在希望的大地上奋力追求的人,性格各不相同:有充满激情、敢想敢干的马尘,有遇到挫折容易打退堂鼓的吴蔚然,有坚持“想,都是问题;做,才有活路”的农村大队长田庆丰,有温婉贤淑、善良隐忍的工程师柳莹,也有热情大方、开朗乐观的财经记者吴欣然,还有知识渊博、待人友好的老教授吴文渊……电视剧通过突出人物主要特征来塑造人物形象,使人物有血有肉,摆脱了扁平、刻板与没有人情味的一面。这些性格各异的普通人,都是改革路上的践行者。他们锐意进取,迎难而上,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创作者力求“化类为型”,提炼出不同人物身上“满怀希望迎接新时代”的群体共性。1978年,月亮湾大队刚拿到大学通知书的知青马尘突遭晴天霹雳:因为祖父的政治身份问题,他将无缘大学梦。发誓要逆天改命的马尘与吴蔚然、柳莹扒火车去南方,却被当作偷渡人员抓进看守所。马尘一路披荆斩棘,历经坎坷,在华阳大学做旁听生,开饭店,做电子厂厂长,最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与马尘一样,月亮湾大队的大队长田庆丰也表现出了敏锐的观察力、超强的好奇心和执着的精神。他不顾父母的反对,召集村里年轻人实行承包制。在尝到了包产到户带来的甜头之后,田庆丰顶着重重压力,组织村民种花生,搞蔬菜大棚,养鸡。但是,田庆丰带领农民致富的道路也并不顺利,先是销售黄瓜被供销社阻拦,继而被销售专员拐跑两万只小肉鸡和五千斤鸡蛋。只是,在马尘、田庆丰等人身上,全然没有失败后的一蹶不振与灰心丧气。在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他们以坚忍顽强的姿态成为改革开放的践行者,实现了个人的人生价值。这种群体形象的塑造,完整地体现了一代开创者的精神世界。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电视剧《希望的大地》呈现出多点互动的网状叙事结构和全景式的创作格局,显示出一种豁达与开放的态度。整个故事网是由各个功能项结构起来的整体,而各个功能项的主人公也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柳莹是马尘的前女友,但是阴差阳错,二人没有走到一起。凭着坚忍顽强和执着钻研的精神,柳莹最终赢得科研成果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并为马尘的新星电子集团实现了液晶梦。而为了柳莹的梦想,吴蔚然也主动卖出自己的小家电公司支持马尘的集团。电视剧在对家庭内部的人伦之情如夫妻之情、父子之情的描写中,体现了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马尘与吴欣然的爱情是平等的,对理想的追求是一致的。他们在互相帮助与扶持中,走向广阔的人生之路。用父亲吴文渊的话说就是:“在年轻朋友眼里,爱情和婚姻不是一回事。但在我女儿欣然眼里,它就是一回事!”作为华阳大学的一名教授,吴文渊心怀赤诚,对他人的爱博大而无私。不同于寻根文学中的父子对抗叙事,吴文渊身上呈现的是一种理想之父的形象。事实上,知识分子作为知识、价值的创造者、维护者和传播者,最能充分地体现时代文化的精神品格。吴文渊退休的那天,学生们从全国各地赶来送别。平等和谐的人物互动关系体现了朴实与平凡的人性。尊师如父、爱徒如子的美好品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人物关系的构建背后,是深层次的人伦观念,可以更好地平衡个体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二、寻根视野下的诗性叙事结构

一个优秀的创作者必然关注本民族的文化积淀与历史沿革,正如泰纳所说的,看待艺术的方式主要包括“民族、环境和时代”。电视剧《希望的大地》对艺术世界的建构,遵循两个重要的参照系,一个是时间意识上的现代精神,一个是空间视野上的全局观念。《希望的大地》将人物为中心,围绕人物命运进行情节布局。故事一开始便是2012年马尘和众知青们回到当年下乡的玉泉公社月亮湾大队聚会的场景。尽管这种“归来”意象将叙事引向了过去,但不同于传统的寻根话语对于创伤回忆浓墨重彩的描写,《希望的大地》将叙事重点放在了知青们离开月亮湾之后拥抱新生活的过程。电视剧用倒叙手法,呈现了1978年到2012年之间的温情岁月与改革开放历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这些渴望春天到来的人们极大的鼓舞。马尘兴奋地欢呼:“每个人和国家一起,终于等到了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工、农、商、学、兵各路人马,拥抱新生活。他们像一颗颗小小的星星,汇成改革开放这一幕绚烂的满天星。知青们进入校园,重新获得了新生;基层干部董旺春、田庆丰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尝遍生活艰辛的工人子弟马昊子承父业,凭借高超的焊接技术屡屡获奖……社会的变革与人生之路成为一种互文性书写。最终,在省政府的支持下,马尘的新星集团顺利完成产业升级。这种“花开几朵,各表一枝”的叙事方式,互相交织,将个人的成长曲线汇成一条希望中国的前进之路。因此,故事情节不仅仅是一条线索,呈现了时代和社会发展进步重要节点,更是代表了历史的演进过程。《希望的大地》空间场域涉及范围比较广,从月亮湾到省城华阳、从北方农村到南方都市,剧中乡村和城市的发展是“共时态”的。改革开放的到来,“仿佛一夜之间,不仅我们对外在世界,而且精神世界的图景都经历了原先不可思议的巨变。”①《希望的大地》以开阔的视野对地理文化的重新阐释,建构一种诗性的空间。在知青题材的影视剧中,乡村多是一种寓言式的存在。闭塞与野蛮的农村环境是作为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存在的。电视剧《希望的大地》没有回避城乡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城乡矛盾一直是中国现代化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电视剧第一集的冲突就集中在月亮湾大队社员排队分救济粮的过程。饥饿的社员和知青们翘首以盼,却没有等到救济粮的到来。而且因为经济贫困,月亮湾的社员只能靠换亲来解决男大当婚的难题。但是,电视剧《希望的大地》没有拘泥于对农村落后状况的描写,而是着力刻画农民穷则思变的心路历程。大队长田庆丰积极考查道林地区亩产翻番的经验,学习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的方式,让月亮湾的村民吃上了新麦馒头。当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田庆丰、董旺春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比如固执保守的父亲田家旺和镇上的牛书记。田家旺经常跟儿子说的话就是:“你就悄悄地吧。”他之所以收敛锋芒,小心翼翼,害怕冒进与危险,是因为曾经由于坚持改革路线而被打击,蹲过两年监狱。随着故事的推进,他逐渐认可了儿子的做法,虽然依旧旁敲侧击:“只许看,不许发表意见。”这样一个审时度势的父亲,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中,逐渐认清现实,与年轻人一起开创新的生活。这正体现了时展过程中的个体选择与伦理姿态。“文化是一种时间观念,也是一种空间意识,但文化的时空性并非就是固态和封闭的,而是流动与敞开的。”②剧情最后一集又回到知青们的月亮湾之旅。可以说,月亮湾之旅是一次“重温峥嵘岁月,再续知青情谊”的过程。“归来作为一个永恒的母题,是人类非常原始的生命体验。”③月亮湾之旅一方面代表着这些知青们对于昔日生活过的故土的情感,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新一代手中的豁达与希望。这是人生的感悟与超越,也是一种文化观念。通过这种诗性的时空叙事,观众不仅能够追思历史,更能够洞察未来。创作者“不只属于一个时代,他的情感和智慧应能超越时代,不仅有感于今人,也能与古人和后人沟通。他眼前过往着现世景象,耳边常有时代的召唤,而冥冥之中,他又必定感受到另一个更深沉、更浑厚因而也更迷人的呼唤—他的民族文化的呼唤。”④

三、现代性背景下的精神向度

“人类社会行为及社会机制从根本上说是象征性的。社会之存在以及它影响个体的可见行为方式,都是通过那些不可见的命名、规则以及定位系统来实现的,这些系统是个人进行认同及定向的对象。”⑤《希望的大地》用符合观众的心理模式,通过对这群奋争的平民英雄的塑造,体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精神气质。“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态。”⑥选择一个表现过去的形式就是选择一种对现在的理解方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以一种与过去割裂的姿态,多表现对的批判以及知青生活的屈辱与无奈。《希望的大地》的叙事话语突破了纯粹的二元对立,走向多元统一的表达。为了筹集资金克服养殖场的危机,田庆丰连夜编织箩筐去集市贩卖,结果又被工商局抓。关键时刻,月亮湾的老百姓纷纷拿出自家的粮食支援养殖场。田庆丰为了感谢百姓,将养殖场变为集体经济。这种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建构,是对集体力量的肯定,意味着一种互相的理解与包容。当马尘面临窘境,全体职工自愿加班,在合同交付当日保质保量地拿出来两千台电话机。从深圳考查回来的市长看到这一切,对马尘的拼搏精神感动,也对新星电子厂的市场意识给予了肯定与支持。这种精神向度,是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回应。这是作品内部与外部的对话关系,使文本意义在文化语境中实现了增殖。渗透在文化结构中的价值态度、情感倾向,通过一定社会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方式体现出来。战士柳诚作为孤儿,无比珍视自己身上的军装,对部队生活充满感情。当部队面临裁撤,他不顾艰难,选择去雪域高原做雪鹰突击队队长。柳诚的所作所为代表了对国家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为了抗洪抢险,柳诚奋不顾身,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这里,“自我成为身体中的一种‘社会’,并有着自己的‘国家’结构。”⑦也就是说,作为一种集体性的主体,“中国”是中国人个体存在的共同体。《希望的大地》塑造了生动、接地气的人物形象。他们的理想与热情,憧憬与想象,体现了人类对心灵世界的探索。比如马尘、马昊兄弟身上,带着一种自然的率真和来自灵魂的激情。灵魂的激情“是灵魂自身的一种直觉行为。在一定情况下,它的产生也需要依赖人的经验、理性和意志,因此同时也就体现了一种主动性的内涵。”⑧通过灵魂的力量,生命的行动才得以进行。灵魂的激情散发出的,除了想象力,还有一种智性和理性。所以,现代性背景下的文化叙事,并不意味着主体的消逝,而是一种能动的主体的存在。《希望的大地》用一种整体化的话语表达方式,表达了对希望之光“自强不息”的探索。

四、结语

电视剧《希望的大地》全方位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军民、产业、科研各个领域的成就。在事件与时间的交织中,人物与故事互相推进。电视剧体现着创作者对时代变革的思考。这种对现实语境的回应,介入了对历史的重塑和再造过程。这是艺术作品与现实的互动,也是创作者与观众的互动,启发观众在社会变迁中去发现自我与宏观世界的关联,并激发起对完整人格的追求。正如该剧导演吴子牛所说:“我们希望从普通百姓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中折射伟大的时代变迁与社会进步,使观众在浓厚怀旧感和亲切感的萦绕下,真切体察到改革背景下幸福指数的节节攀高与生命尊严的步步提升。”

作者:徐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