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电视剧女性形象研究
时间:2022-04-23 02: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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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东电视剧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不断走上中国电视剧舞台的。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过程中,山东电视剧塑造了诸多艺术特点鲜明的女性形象。深受齐鲁地域文化的影响,立足于性别叙事的女性视角,山东电视剧以时代背景下性格各异、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表现了现实中女性的成长历程。
【关键词】改革开放;山东电视剧;女性形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让几乎停滞的中国电视剧再一次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山东省也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积极推进电视剧事业的发展。1978年,山东电视台筹备拍摄的电视剧《人民的委托》,拉开了改革开放后山东电视剧创作的序幕。20世纪70年代末的山东电视剧刚刚起步,基本以单本剧的形式,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歌颂新时代、新风尚。1979年创作的《考嫂子》以女性形象作为主角,表现了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女性结婚不要彩礼的故事,使女性叙事的视角有了明确的表达方向,也开启了山东电视剧在时代环境下聚焦普通女性的一种叙事方式。
一、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叙事的符号化表达
叙事的男性化视野在我国电视剧创作中是常见的,主流电视剧叙事大部分是从男性视角出发,表现男性的“主场”地位及女性依附于男性“被看”的客体对象。20世纪80年代的山东电视剧创作“大道初成”,迎来了创作的第一次高峰,但此时的电视剧作品是以男性文化为主导的,女性角色要么处于一种被救赎的地位,要么就是附和男权形象塑造的符号化存在。该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如《武松》《高山下的花环》《今夜有暴风雪》等,表现出了男权叙事下女性客体地位的叙事特点。电视剧《武松》节选了小说《水浒传》里八个故事,刻画了武松这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集力量与正义于一身的山东大汉形象。《武松》是典型的男权视域下的男性文化的叙事视野,剧中的潘金莲是邪恶的反面典型,是需要被救赎的坏女人形象;剧中的王婆,收受了西门庆的钱财,设计了潘金莲,又施计陷害了武大郎。可以说王婆形象,也颠覆了传统文化中女性温柔善良的形象,也是男权叙事话语里被鄙视与被救赎的对象。《高山下的花环》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塑造了一群品质崇高、一心为国的革命军人形象。该剧中的女性主要是梁三喜的妻子韩玉秀及母亲梁大娘。剧中对韩玉秀的刻画并没有太多直接镜头交代,而是通过“梁三喜赠送妻子军大衣作为改嫁礼物,不要为自己守寡”这件事进行的间接描述;梁大娘两个儿子先后牺牲了,面对梁三喜的牺牲,梁大娘没有向国家提要求,而是按照烈士遗愿用抚恤金和凑的钱还清了儿子的欠款。从剧情设置的主、副视角可以看到,韩玉秀的被嘱咐及梁大娘的还债,都是该剧对梁三喜这一男性人物所设置的烘托式存在,也是映衬男性人物的符号化存在。《今夜有暴风雪》歌颂了知青们建设北大荒、守卫边疆的崇高精神,也反映了知青返城的各种心情。剧中的郑亚茹年轻漂亮,但是比较自我并带有投机心理,作为一名女知青,她也积极上进,但是其人生目标的政治化自我考量标准与错误的价值观,导致她迷失了作为一名知识青年的真正价值所在;面对与曹铁强的爱情,郑亚茹也是心机颇深,通过照顾曹铁强的家人、找关系给曹铁强弄来上大学的指标等各种手段去试图征服曹铁强,最终暴露出了自己自私、功利的爱情观;相对于郑亚茹这一女性角色来讲,剧中对曹铁强这一男性角色的设置及其秉承的高尚、纯洁的处世观,无疑使其成了郑亚茹这类女性形象的拯救者。
二、社会想象建构下山东女性的刚毅化审美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作为社会想象空间里道德崇拜的偶像,电视剧《渴望》中刘慧芳这一典型东方女性的善良贤惠、忍辱负重,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引领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道德风尚。同时期山东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出现了基于家庭角色的传统女性的“从夫”典型,刻画了家庭视域下“刘慧芳”式的善良、勤劳,如《军嫂》中的韩素云。《军嫂》主要塑造了作为军人妻子的韩素云,舍弃自己、成全丈夫及婆家众人的传统山东典型家庭女性形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齐鲁文化的生成过程中,“以德为美”的伦理道德文化思想影响广泛。作为一名军人,丈夫效武没办法时常回家履行作为儿子、长兄的义务,未过门的妻子韩素云看到婆家这一境况,主动到婆家担负起了作为儿媳妇应尽的义务。韩素云较好地诠释了《孝经》中所谓“人之行,莫大于孝”、以孝为先的齐鲁文化内涵,诠释了山东“好媳妇”形象,也折射了该时期主流价值观和社会集体心理对于传统家庭女性的审美趣味。韩素云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的一代,立足于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现实环境,韩素云通过农村集市卖草席赚钱帮助小叔子建房、转卖豆子和苹果赚钱还债等,韩素云俨然成了家庭经济的主要贡献者。在这一点上,该剧不仅刻画了韩素云的善良、聪明与能干,同时也反映出了作为农村女性能够走出“锅台”、寻求经济独立的进步意识。但患病后的韩素云,为了不拖累丈夫,主动提出离婚,甚至为丈夫物色好了再娶人选,最后吃安眠药自杀。作为女性,韩素云在不断“忘我”的生命轨迹中,重蹈着“刘慧芳”式传统女性的覆辙,其一生都是在“从夫”的传统文化影响下成了男权文化认可的女性角色,从而消解了女性自我发展的意识,最终没能彻底践行女性的独立与自我意识表达。中国女性受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多,整体受教育水平大幅提升,这让更多的女性进入社会生产领域成为了职业女性,甚至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贡献者。《悠悠寸草心》刻画了职场女性物价局局长米凌霞这一不徇私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女干部形象。该剧对米凌霞这一形象的描摹,主要选取了家庭和社会这两个视角。从家庭角度看,通常情况下女性一生的轨迹主要经历“为人女”“为人妻”与“为人母”的三个重要角色,米凌霞的家庭关系模式正是如此。作为家庭女性,在传统家庭女性角色的社会语境下,米凌霞作为家庭角色的女性形象是缺位的。如她未能完成陪母亲去天安门的心愿,女儿发烧时也因工作问题无法亲自照看,甚至家庭生活中丈夫几乎包揽了洗衣做饭等家务。女性的独立与发展一直是女性主义理论探求的重要问题,是女性谋求自我进步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前沿意识。作为物价局局长的米凌霞,无疑是职场女性的典型,“开始拥有了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敢于理直气壮地肯定个体的合理性”。①作为职业女性、党的干部,米凌霞于工作岗位中践行了女性自我发展的意识。职场中的女性,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扮演好各种角色,无疑是电视剧在社会语境与性别意识下对职场女性形象所热衷的表现点。该剧设置的电信局与电力公司私自抬高物价导致被物价局罚款事件,米凌霞让作为电信局局长的丈夫老金带头交罚款引发的夫妻关系冷战,也体现了传统家庭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并再次刻画了米凌霞这一职业女性个体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此外,《寒夜烛光》中的进步女青年教师解来凤,面对日寇的文化征服坚决拒教日本书,表现了革命女青年的爱国情怀;《回归爱的世界》中的女记者帮助父母离异的9岁女孩星星回归温暖家庭,以小人物视角传递社会大爱;《爱情帮你办》中从事街道工作的老太太杨金英,以处理生活情感纠葛传递了社会温情;《纺织女工》中的纺织女工们演绎了社会变迁时的美好心态;《阿里山的女儿》中的姜石一心期盼海峡两岸统一等等,这些20世纪90年代山东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摒弃了轻柔、温婉的伊人形象和阴柔气质,在审美趣味的把握上展示了北方女性的刚毅、隐忍、豪放的崇高审美,展示了齐鲁文化影响下山东女性的美好善良、家国情怀与社会意识。
三、个体意识建构下的女性意识觉醒与价值追求
“女性意识,即是女性独立自主、自强、自重的精神气质和男女平等、互敬互助的平权意识。”②新世纪以来,山东电视剧仍然关注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将镜头对准了一批具有独立追求和自我意识的女性。就像《温州一家人》里的周阿雨、赵银花,勇于走出家门,用她们的智慧赢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瞧这两家子》里的安小雪勇于追求美好生活;《欢乐颂》里的“五美”,独立自强、顽强拼搏,追求美好爱情,筑造美好生活;《沂蒙》里的于宝珍,摆脱男权话语,走出家庭,投身革命,实现自我价值。这些女性用她们的智慧与能力,独立、自强地主宰自己的命运,追求与男性相平等的权益,表现出了较强的女性意识。《温州一家人》讲述了以周万顺一家为代表的普通小人物在改革开放30年中的创业历史。该剧于女性形象塑造上,将镜头对准了创业中的女性周阿雨和赵银花。在国外生存与谋求发展的十多年里,周阿雨辗转于普拉托、佛罗伦萨、罗马、佩鲁贾、巴黎、马赛等城市,几经周折终于成为成衣公司的老板。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经济地位是造成男女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赵银花作为瑞安的传统农村妇女,面对丈夫周万顺送女儿出国及卖掉祖屋去温州做生意,刚开始是不乐意的,但受“从夫”传统观念影响的她也只能委屈答应。进城后的赵银花凭着敢于吃苦、锲而不舍的精神,成为百好纽扣厂的厂长。周阿雨和赵银花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强大的,甚至是超过了众多男性的经济地位,实现了其在职场上独立、自信、追求自我的价值,赢得了男权文化的认可与社会的尊重。《瞧这两家子》是国内首部以拼图方式讲述婆媳关系的轻喜剧,剧中对女性的观照立足于现代生活的家庭关系,既有职场女性的奋斗史,又表现了婆媳关系的“斗智斗勇”。父母双亡的安小雪,性格坚韧,工作中积极上进,很快成长为最年轻的店长,表现了当代都市女孩自强、拼搏,勇于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欢乐颂》这部都市职场剧,讲述了同住上海欢乐颂小区22楼的五个性格迥异、有着不同家庭背景及成长经历的都市职场女性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外表冷漠、内心纯真的安迪是归国的高级商业精英,凭着自己的努力开创了辉煌的事业,显然她已不再是以往电视剧中温柔顺从、无独立思考的刻板女性形象。职场中的安迪凭借自己的高智商赢得了公司众人的尊重,实现了其女性经济地位及话语权的独立表达。已经“奔三”的樊胜美,攻于心计,一心想嫁个有钱人过上富足的生活。樊胜美的老同学也是昔日的追求者王柏川到上海出差,樊胜美一如既往心高气傲。为了维护自己的美好形象,樊胜美是虚荣的,但这虚荣的背后也折射出了她作为女性自强、追求独立的意识。邱莹莹出生于小县城的普通家庭,网上咖啡店的成功让邱莹莹收获了努力拼搏的硕果,也意识到之前想借助前男友作为庇护伞的传统女性依附心态是错误的。关雎尔是出生在小资家庭的乖乖女,是世界500强企业的实习生,面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关雎尔非常谨慎努力,最终留在了自己梦想的地方。而富二代曲筱绡为了与哥哥争夺家产,放弃了自己优裕的生活,通过与欢乐颂众姐妹的相处,也逐渐开启了她独立自主的成长意识,表现了现代女性追求经济、爱情独立,敢爱敢恨、不受约束的自由气质。《沂蒙》中的于宝珍,是沂蒙山区的地道农村妇女,面对侵略逐渐走上抗日道路。在于宝珍的带领与号召下,作为媳妇的心甜、心爱,作为女儿的李阳、大妮,作为儿子的继长、继成、狗子,“老落后”丈夫及全村的老少乡亲,纷纷走上了抗日或支援抗日的道路。由普通农妇成长为妇救会会长,于宝珍进步的不仅仅是革命思想,作为走出“锅台”的农村女性,她对自己的心理认识,已经建立在对于独立女性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另外,《北方有佳人》里的寄萍,在命运面前坚韧顽强,积极进取;在爱情面前,不顾世人眼光,坚持自我追求。《南下》中的司徒梅,是出生于民族资本家家庭的大小姐,却为了追求理想,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队伍。《闯关东》中的鲜儿,敢爱敢恨,为争取爱情自由冲破封建思想的藩篱与传文私奔。《知青》中被划为“黑五类”的周萍,咬手指写血书,坚持留在七连积极进取;还有性情率真的孙曼玲,通过主动表白来追求爱情自由。《磨坊女人》中的“水道婆”独立自强,丈夫死后于乱世中独自打理家业,拉扯未成年的儿子成人,成为当地唯一的女磨坊主。《放开我的手》中“80后”叛逆女孩沈佳兮在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后,逐渐学会作者系山东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批准号:17CQXJ36〉阶段性研究成果了坚强与独立,由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成长为充满自信的独立女性。可以说,此时的山东电视剧对女性形象的刻画,逐渐将女性从传统道德观念、男权文化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赋予了女性以独立、自由的表达与成长空间,使她们在事业、爱情等方面拥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及追求自由的精神诉求,以一种自信、顽强的独立精神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实现自我价值。
约翰•伯格的《看的方法》一书提到“被看的女人”这一观点,认为女性是一个被看的客体、一种物化的符号。山东电视剧的创作,女性作为符号化的存在,作为男权视野下被审视的客体,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作品中表现比较突出。90年代,山东电视剧创作立足于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社会发展状态和人们的精神面貌,表现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以大时代背景和小人物视角,既表现了生活在社会转型期受传统伦理观念和现代价值理念夹击的女性生存焦虑与情感困境,又表现了齐鲁文化影响下山东女性追求独立的积极进取精神与社会责任意识。进入新世纪后,立足于当代文化语境,山东电视剧对女性的把握,摒弃了一味顺从的女性形象及传统文化视域下道德女性的符号化客体,逐渐将自立自强的精神、独立自由的理想追求作为对女性刻画的着力点。
作者:李百晓 单位:山东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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