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剧城乡生活想象及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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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城乡题材电视剧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逐渐趋向城市的单一维度。这一转向与城镇化进程相对应，可以从空间和物的差异上看出来。城市生活在电视剧中得到彰显，而乡村则被表现为有待城市化的场域，这多少有些偏颇。电视剧在对城乡关系的表现上，应更加注重二者的一体化指向，以期构建出可以自由流动又充满乡愁的生活想象。

【关键词】中国电视剧；城乡关系；城市生活；城乡题材

自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纲要以来，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愈发成为观察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视角。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统一关系，不但构成了社会资本流向的基础，而且成为当前社会文化表征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城市空间正在不断扩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此聚居、生活，寻找梦想；另一方面，则是传统乡村作为城市人口的输出地，其形态与生活正在不断被改造。可以说，城乡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的生活”的差异，也正因为如此，“新型城镇化”才着力突出以人为本、以人的生活为本，突出“人的城镇化”这一核心理念。这一国家战略，必然要以具体的文艺形态加以表征和体现。当前，中国电视剧市场异常活跃，大量现实题材选题将城乡生活纳入镜头和画框。这些以当代生活为表现内容的电视剧，能否与新型城镇化发展产生内在关联，表现中国人在这一进程中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状态，进而推动“人的城镇化”进程？对此问题反思，不仅可以探究当前电视剧创作的现状，也是从影视剧的角度解读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本文试以近年来城乡题材电视剧为例，探讨这种艺术形态对人们日常生活变迁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深入阐释城乡一体化生活影像的叙事及其可能。

一、建立在直观影像经验之上的反思

近年来，以青春偶像剧、家庭情感剧、职场励志剧等为主要类型的、颇具话题热度的都市题材作品持续走俏，逐渐与古装历史剧、军旅剧形成鼎立之势。有学者认为，“电视剧似乎更在意广告商钟情的城市赋予消费者与沿海地区商业阶层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趣味，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普通工人与城市底层人民、儿童和老人的声音与文化需求，常常被忽视或被边缘化”。①就直观影像经验而言，这一观感有其合理性。“城市—乡村”“沿海—内陆”“商业阶层—普通工人”等表述形式，对解读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有其必要性，但是，正如贝尔所言：“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②日常生活本身的意味，可能恰恰被政治经济学的视域遮蔽。即使是农民、普通工人、城市底层群体，他们对电视剧的直观经验也未必仅仅限于其社会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生活已经成为一种固化的想象，需要在直观影像经验上予以反思，并由此重新认识电视剧的美学意味。建立在直观影像经验之上的反思，意味着要把城乡题材电视剧与“城乡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思考，它不是简单吁求电视剧创作少一些商业味道，少描写都市、多观照农村，而是从剧中所呈现的城乡日常生活中探求城乡一体化叙事的可能性。

二、城乡空间的组合与聚合

现实社会中，城市和乡村是一对空间概念。它们虽处于不同的空间地域，但相互之间是以“人的流动”来沟通和关联的。缺乏沟通的城乡关系，是一种横向的组合，二者之间只是物理性的拼接；而有“人的流动”作为沟通的城乡，则是一种纵向的聚合，人可以在二者之间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和更早的电视剧中，人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往往被身份的严格界定而阻断。无论是下乡还是进城，都只是暂时的停留和栖居。1988年问世的农村剧《篱笆•女人和狗》中，男主人公茂源老汉的一句话“人家堂堂一个工人，能看得上咱？”就暗示了“城乡”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身份差异。在这里，城市和乡村在空间上是一种横向组合，多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拼接与串联。这种城乡空间差异所造成的文化认同上的悬殊之感，在经过了20余年的城镇化进程后是否已经消解？电视剧《我在北京，挺好的》（2014年）中，农村姑娘谈小爱收到未婚夫、大学生曹力章从北京寄来的“分手信”（退婚书），就可以视为一种隐喻了的城乡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拉近，甚至其对比张力可能把二者拉得更远。这一点在其他电视剧中也有所表现。无论是《女人进城》（2013年）里的“凤凰村”，还是《幸福生活万年长》（2013年）里的“汾水镇”，或落后或片面地被表现的生态、自然，都与“城市生活”有着极为不同的底色。可以说，至今城市和乡村在电视剧中，仍然被呈现为两种异质的空间，横向并列地组合。不过，与《篱笆•女人和狗》中因身份障碍造成的城乡组合关系不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外来妹》（1991年）为代表的一批电视剧，已经展示出人口城乡空间流动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伴随着城乡撕裂的巨大阵痛—如《外来妹》中靓女因伤残而回到乡村，秀英在城市为钱而堕落，主动回到乡村结婚的秀珍却发现自己已经不属于那里了—但它已经显现出城市和乡村在一定程度上的聚合，人们于城乡二元空间中可以拥有一定的居住选择权和自由支配权。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城乡流动已经成为社会常态，电视剧所显现的城乡空间关系，也更加突出其聚合的一面。但是，这种聚合关系却单向地表现为城市空间的“一家独大”。在城乡题材电视剧中，几乎每个人都希望留在城里，因此，“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无从选择的选择。如《我在北京，挺好的》中，农家子弟曹力章在大学里发现来自农村的女友谈小爱时，避之唯恐不及。他拒绝小爱的理由是“我不想再回到农村”“我不想我的后代还出生农门”。这两句台词不仅说明城乡悬殊至今仍然存在，而且说明在曹力章的判断中，这种悬殊还将在“后代”中继续延伸。因此，曹力章只能选择城市；他的妻子、城里人徐晓园回乡村看公婆时，也只有“我想早点回城里”这一个念头。在电视剧中，人们对城乡的空间聚合，表现为城市单向性地“压倒”乡村。当城乡二元并置时，人们就会产生对比强烈的紧张感。从《新结婚时代》（2006年）中顾小西和何建国的婚姻，到《我在北京，挺好的》中徐晓园与曹力章的婚姻，都是如此。这样的城乡纵向聚合，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主体的自由选择，因此，它也很难体现城乡一体化的日常生活。

三、物在城乡之间的隐喻与转喻

除了身份差异造成的城乡空间障碍之外，城乡关系还明显地表现在电视剧对于“物”的描述上。电视剧中的“物”，可以是某件道具，也可以是抽象意义上的金钱。具体的物（道具）可视为一种转喻，如某些道具分别象征着城乡生活的某些侧面；而抽象的物（钱）则是一种隐喻，暗示着城市的富有、乡村的贫乏。以转喻来说，在以往的电视剧中，城乡之间的物质差异主要表现在实用的物上，如服装、住房、交通工具、家用电器等。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乡基础设施已逐渐趋同。在城乡题材电视剧中，实用物的差异也越来越少，而非实用的、能够体现生活态度或情趣的“物”的差异则开始出现。如2006年的《新结婚时代》，何建国的父亲在城里第一次用浴缸洗澡，洗完后又把脏衣服泡进去，打算再用它来洗衣，这让刚刚回到家的儿媳妇大吃一惊。在此，浴缸作为“物”，城市着眼于其专业性和舒适性，而乡村则只看到它的实用性。城乡差异就此在生活态度上截然划分。在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中，城乡在“物”的差异上渐渐脱离开实用性而偏向精神层面，如《马向阳下乡记》（2014年）中，下乡任村书记的马向阳，开着私家车，车顶上放着山地自行车，车里带着鱼竿、蛐蛐罐，甚至还有一顶露营帐篷……这一切无不在说明，城乡之间“物”的差别已经更深层次地显现在精神、文化、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上。恰如学者所言：“物体摇身一变，进入了文化世界。”③可以认为，就“物”的转喻效果来说，近年来电视剧中的城乡生活想象在实用物上得到了弥合，但在象征物上，城乡生活的差异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拉大和彰显。再看物的隐喻效果。电视剧《我在北京，挺好的》中，谈小爱成为“城里人”的标志，就是当了老板。换言之，是“有钱”（物）是她拥有进入城市生活的权利，这一点在她衣锦还乡之后乡亲们的赞誉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而《我家的春秋冬夏》（2014年）中，农村来的保姆马瑙返乡照顾婆婆前，向秦有天预支两个月的工资，后来又被雇主秦有天的女儿多多逼着写下“今后不要这个房子”的保证，也说明钱（物）是城乡之间身份界限的隐喻，有钱才能在城市中日常地生活。更为典型的例子是《生活启示录》（2014）中鲍家明的身份。起初，鲍家明是来自农村的进城者，这让他和于小强之间产生了一种身份上的紧张感；而随着他富二代身份（茶商之子）的被揭开，这种紧张关系骤然消解。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乡村贯以“物质匮乏”的面貌呈现，而城市则总是以“物质丰盈”示人，二者不相匹配。“物”在城乡之间的不同配置形式，象征了城乡关系的组合与聚合。概括来说，近年来电视剧中的“物”，其隐喻意义是城乡关系单一地导向城市，因为城市有着更好的物质生活；而其转喻意义则意味着城市有着更高的精神生活和文化身份。

四、回到生活的地面

以城镇化的视角来考察近年来的城乡题材电视剧，城市生活显现出一种扩张姿态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是，在这种单维的视野中，乡村生活基本上成了“异托帮”—不同于人们所理解的传统社会，多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聚居地，亦即“空心村”，如《马向阳下乡记》中的“大槐树村”等。这样的乡村是有待被城市化的对象。因此，乡村生活总是在等待中度过，等待“马向阳们”的下乡或是“刘老根们”的崛起。在电视荧屏上，乡村生活只能以城市生活为地面和归宿，这是当前城乡题材电视剧源自生活却难高于生活的重要原因。而以新型城镇化的视角来看电视剧便不难发现，城乡生活之间尚存在着一体化的可能。如在《我在北京，挺好的》中，谈小爱与曹力章进城读书、宝民和建群进城务工都试图融入城市不同，谈小爱是出于一份源自乡村的情感守护而进城的，这种情感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城乡之间的冲突；而在《我家的春秋冬夏》中，“中国好保姆”马瑙也未曾想过一定要留在城里，她只是来城里打工赚钱的。但这两位女性却都成功地留在了城里，更重要的是，她们身上都有反哺乡村的向美、向善的价值观体现。如丈夫失踪后，马瑙依然照顾农村的婆婆，甚至将其认作干妈；谈小爱在城市获得成功后，不忘曹力章在乡村的父母，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等。因此，优秀的电视剧应该为城乡生活提供一种人们可以双向流动、自由选择的想象，构建出一套人们在城乡之间相对自由的影像叙事，以促使进城者的市民化，同时也为返乡者的乡土化找到生活的地面。乡村的“中国梦”，大概不是简单的“打工者→老板”的蜕变，这一群体终究是少数，它更多地表现为普通市民对进城者的情感接纳，或者说是村民对返乡者的情感勾连。这就需要电视文艺通过来自日常生活的情感表现，把城乡关系从横向的组合变成纵向的聚合，让每一位公民都有在二者之间自由选择的权利，进而打通“乡土化”与“市民化”，实现影视艺术的城乡一体化想象，此当为“中国梦”的电视艺术表达之真意。如电视剧《豆腐西施杨七巧》（2014年）中，杨七巧一家在城里做着豆腐生意，又经常返回乡村；《女人进城》（2013年）中，王红艳等人最终回到乡村与男人们一起创业等，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城乡关系。

总之，城乡题材电视剧要“为进城失败的农民留下返乡的权利”，因为“正是农民可以返乡，中国城市才没有出现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④还要为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人们提供市民化的空间想象。⑤以前者来说，我国不乏乡建或乡村再造的事例，它们可以进入电视剧中以丰富“乡愁”的软实力意涵；就后者而言，促使进城者市民化的电视艺术表现形式还应该更加多样，电视艺术扎根生活、反映生活的面向还应该更加广阔。通过城乡一体化生活的影像书写，建立起富有生活美学意义的城乡勾连，让每一位怀有幸福追求的中国人都可以在城乡之间进退自如、游刃有余，这是城乡题材电视剧所应该提供的一个完美的艺术想象。

作者:林玮 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