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化类节目发展历史考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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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咏流传》《中国诗词大会》和《朗读者》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电视文化类节目一经播出，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成为“现象级”的节目。在泛娱乐化的电视屏幕上，文化节目像一股清流，不仅满足了电视观众对于原创优质内容的渴望，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众的文化焦虑。纵观中国电视发展的历史，文化类节目并非新风景，最早可以追溯到1961年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创办的文化专题类节目《文化生活》。近六十年来，电视文化节目不断地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和发展。电视文化节目既承担着文化传承的使命，又承受着现实的各种压力。本文试图通过对电视文化节目的历史梳理，描绘出近六十年来我国电视文化节目的发展脉络，以探究我国电视文化生态的历史变迁。

理论与方法

近六十年来，电视文化类节目作为中国电视媒介环境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乃至中国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地位、形态和功能伴随着外部环境而改变，并在与其他节目类型的碰撞交融中“进化更新”。电视文化节目如何在变化的媒介生态中得到生存和发展值得探讨。关于文化类节目的界定，广义上来说，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具有文化属性，都是凝结着智慧结晶的文化产品。狭义上看，文化类节目是“以文化教育为宗旨、以电视传播为手段，以传播知识为目标的电视节目”①。本文所论述的文化节目便属于此类。具体而言，本研究力图以电视文化类节目这样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节目形态为典型个案，通过对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考察，对我国电视文化节目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与反思，理解社会历史变迁背景下电视的社会文化功能。

初创时期：1961年—1977年

1958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播。1960年5月，电视主管部门在北京电视台新闻部设立社会教育部，主要负责社会教育类节目的制作。这一时期出现了《生活知识》《文化生活》《国际知识》等文化类电视节目。②其中《文化生活》栏目可以被视作国内电视文化类节目的开山鼻祖。这档节目创办于1961年，每个月播出两三次，节目内容与文化生活息息相关，比如《介绍我国古代十大画家》《郭兰英的演唱风格》《张瑞芳谈“李双双”》《臧克家谈的咏雪词》等。该节目还会推荐新书，举办与文化知识相关的讲座。因为其文化品位，《文化生活》在当时受到了观众的好评。这一时期中国电视从无到有，各类节目形态都在探索当中。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非常匮乏的背景下，电视文化类节目扮演了文化启蒙者的角色。但是，当时电视并未普及，1960年全北京只有5000多台电视机③，电视观众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电视观看的方式是集体收看，受众非常有限。当时的电视节目形态包含了电视新闻、电视剧等，电视文化节目的影响不大。但是非常难得的是，在节目形态比较单一的初创时期，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文化类节目。“”开始后，文化类节目遭到停播。1977年5月，《文化生活》在“”中被长期禁播后得到恢复。

第一个黄金时期：20世纪80-90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和技术的双重助力下，电视机迅速普及。1982年底，全国只有2761万台电视机，而到了1988年这个数字达到1.4亿。④电视机大规模的普及使电视开始真正成为大众媒体，进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媒介”。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之后，整个社会掀起了一股“文化热”。1985年前后，社会“美学热”发展起来，精英化的文化导向直接影响了电视这一媒介的文化品位，不论是电视从业者还是电视受众，都对电视节目有了比较高的审美要求。电视文化类节目正好顺应了这一要求，因此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迎来了黄金发展期。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文化类节目，并实现了节目的固定播出。1986年底，《文化生活》等专题类栏目整合为大型综合性栏目《九州方圆》。1988年初，《九州方圆》停办后，所含文化类节目仍定名为《文化生活》恢复播出。1992年9月，《文化生活》栏目改版，改名为《文化园林》⑤。1993年，中央电视台重点建设第三套文艺节目频道，中央电视台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文化栏目，如《与你同行》中的《文化广场》板块及改版后的“社会文化”版，美术栏目《书坛画苑》，读书栏目《读书时间》，1996年开办《文化视点：倪萍访谈录》，后又改为文艺专题样式的《文化视点》。到1996年，中央电视台总共开办文艺专题栏目47个⑥，综合性的栏目包括《东西南北中》《文艺广角》，专业类的有《九州戏苑》《电视书场》《中国音乐电视》。1996年在中央电视台开播的《读书时间》是国内第一档读书节目，以介绍书籍、读书人为主题。这档节目的出现，带动了地方台读书类电视节目的井喷式发展，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书苑漫步》、北京电视台的《东方书苑》、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开卷有益》等。以《读书时间》为代表的文化类节目在这一时期能顺利发展，一方面得益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则主要迎合了全社会的“文化热”，体现了大众对于文化和知识生活的强烈渴求。

市场化冲击下“文化”遇冷：2000年-2013年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不断对外开放，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各级电视台的体制也悄然发生变化，电视台的经济来源由国家财政支持转向以市场为主。广告成为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为了赢得厂商的青睐就要吸引更多的受众。这就直接导致了电视对收视率的依赖，开始追逐商业利益。2002年9月，中央电视台开始正式实施《栏目警示及末位淘汰条例》，这是全国范围内最为严格的一套基于收视率考核的末位淘汰制度。按照该条例，在考核期间收视率排在最末位的栏目，以及综合评价指数下滑趋势比较明显的栏目，会被给予警示；而一年内一个栏目若被警示三次，则将面临停播⑦。大批收视率长期偏低的文化类节目如《外国文艺》《读书时间》《文化周刊》《电视书场》等因此遭到淘汰。以读书节目为代表的文化类栏目不像新闻节目那样承担着直接传播信息和宣传的任务，也不像综艺娱乐节目一样能够吸引大量受众。在收视率考核的高压之下，中央电视台文艺节目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市场化”生存开始成为文艺节目持续成长所必须化解的难题，幸存的栏目和新创办的栏目不得不进行商品化改造。《读书时间》栏目内部的改版和调整并未抵抗住收视率的压力，2004年9月13日，《读书时间》正式被新栏目《记忆》更替。《读书时间》的停播可以说代表了这一阶段在市场化冲击下整个文化类节目难逃的命运。

第二个黄金时期：2013年至今

由于市场化造成电视媒介被过度开发利用，电视节目娱乐化、低俗化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一现象引起了国家主管部门的重视，并开始采取措施进行调整。2011年10月24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通过对娱乐节目播出的控制，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同时“鼓励制作和谐、健康的主旋律节目，如文化艺术鉴赏类、历史地理天文类、公益类节目等”⑧。2013年10月20日，广电总局又下发文件，限制娱乐节目播出的时间和数量，规定每家卫视每年新引进版权模式节目不得超一个，卫视歌唱类节目黄金档最多保留4档。⑨这两道“限娱令”的推出对电视节目的娱乐化趋势起到了遏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化节目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契机。2013年，中央电视台原创文化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获得了异常的成功，无论在节目收视还是社会影响上都取得了突破。这档节目的成功引起了广泛关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2013年底下发了《关于积极开办原创文化节目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通知》，号召上星综合频道学习借鉴《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节目的经验，积极开办以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主旨的原创文化节目，并加大了对此类节目的支持和保障力度。⑩在政策的直接引导下，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原创文化类节目，河南卫视的《成语英雄》、黑龙江卫视的《见字如面》、浙江卫视的《中华好故事》、安徽卫视的《中华百家姓》等节目相继推出。《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现象级”电视文化节目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化类节目的特征。首先是原创性，文化类节目大都是央视、地方卫视或者网络平台自主研发的，跟一些引进的节目形态相比，原创节目的成功显得格外难能可贵。其次是节目形态上的创新，借鉴了综艺节目的特点，例如《朗读者》采取“访谈+朗读”的模式；《中国诗词大会》采用了竞技比赛的模式，第二季中还引入了诗词游戏“飞花令”。节目形式的创新成功吸引了受众并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再次是节目传播更趋于网络化和多元化，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实现了线上和线下的传播。例如通过开通节目的官方网站，与知名的视频平台进行合作，建立节目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与受众互动，利用网络社交媒体来引发话题，扩大传播效果，成功实现了传统文化节目的“跨界”。

结论与讨论

由以上历史梳理可以看出，我国电视文化类节目自1961年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以来，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文化类节目经历了初创时期稚嫩的探索，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一度繁荣绽放。但是好景不长，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化类节目遭遇了市场化和娱乐化的双重压力。在唯收视率的“末位淘汰制”的压力之下，文化类节目频频遭遇停播，成为重灾区。但是2013年以来，《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节目的成功引起了社会和相关主管部门的关注，在“限娱令”和其他政策的影响下，电视文化类节目又获得新的黄金发展时期，这一发展期一直持续发酵。电视文化类节目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节目形态，历史的书写并未停止。电视文化节目作为一种特殊的节目类型，在整个电视生态中一直不处于核心地位。不少关于电视的历史书写中，文化节目甚至不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文化类节目在2013年之前甚至没有被作为一个单独的节目形态，时而被划入文教节目，时而在综艺节目中被一笔带过，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影响力上远远不及电视新闻、电视剧和娱乐类综艺节目。电视文化节目跌宕曲折的发展之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探整个电视文化生态的视角，在整个电视生态之中，文化类节目时而受到大众的追捧，时而默默退回小众领域，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近年来又成功引领了电视文化的新景观。在电视行业发展的背后，经济、政治、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力此消彼长，具体到文化类电视节目，政治、技术和文化三者的逐力则更为明显。电视跟媒介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传媒技术的每一次变迁，可以说都催生了电视业的巨大变革。得益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文化类节目从小众的传播范围进入更大众的视野，真正实现了跨界传播。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则直接影响了电视文化类节目的命运。一方面是行政主管部门明确地限制电视“娱乐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不断彰显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可以说既从客观上为文化节目扫清了“娱乐化”这一障碍，又从内容上确立了明确的文化方向。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各级电视台都迅速地推出一大批原创的弘扬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宏观政策制定的背后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元发展的一种平衡。电视在中国发展的六十年间，社会面临着飞速的发展和巨大的转型。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程度，重塑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更多元的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式微、人文精神的弱化和伦理道德水准的下滑现象。电视不仅承担着监视环境、信息传播、娱乐和经济的功能，还肩负着传承文化的使命。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文化需要传承，用以滋养人心、安顿精神并形成一种维系社会的内生力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上，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弘扬和发展传统文化，这正反映了全社会对精神文化的渴求。当下，电视文化节目的发展背后正隐藏着全社会的精神渴求，而政策的调整正是回应了这种文化追求。

电视在新中国诞生之初，并未普及，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技术的发展，电视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真正成为一种大众媒体。主流的精英文化对待电视这种媒介的态度一直很微妙，不可否认的是，精英文化一直以更高的姿态在审视大众文化。文化精英并没有完全抛弃大众文化，从20世纪80年代电视“泛审美化”，到2005年前后红极一时的《百家讲坛》造就了一批学术明星，再到近年来重新回暖的《朗读者》《经典咏流传》等节目都说明这一点。通过原创的节目内容、创新节目形式、借助互联网思维，电视文化类节目取得了受众和市场的认可，能否真正实现文化上的成功，这似乎还需要历史给出答案。如何回应社会的文化焦虑，如何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不单单是文化类电视节目所能解决的问题。电视文化类节目属于电视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彰显了电视的文化品位和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另一方面承载着期待和责任，回应着受众的情感寄托和文化期望。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生态之中，文化类节目的坚守与探索，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作者:毕琳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