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模式跨域流动

导语：电视节目模式跨域流动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自201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引进电视节目模式出现在我国电视屏幕上，节目模式的跨域流动问题因此成为我国电视学界探讨的焦点。而自1999年英国学者滕斯拖尔提出“盎格鲁—美利坚”电视体系概念后，更大程度上遭到的是一种对美英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本文试图从“盎格鲁—美利坚”电视体系的文化逻辑入手，重新理解该体系产生的根本原因与运行机制；而文化逻辑的建构除了经济、政治和民族三个维度之外，本文尝试新增接受这一维度，从而更加立体地展现这一体系在被输出国让渡与再造的动态关系，并在最后对我国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交流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盎格鲁—美利坚”体系；文化逻辑建构；让渡再造权；“一带一路”

《中国好声音》自2012年作为一档完整引进电视节目模式的季播节目播出以来，我国的电视荧屏上掀起了一股引进节目模式的热潮，2013年成了版权引进年，大量电视节目模式被引进。面对这股热潮，中国电视人意识到节目模式的跨域流动显然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以聚焦于“文化混杂”和“本土化”的相关研究成果亦有不少。但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为何这些节目模式大多来源于英国与美国？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传播系教授波登认为，全世界的电视节目市场似乎被一种莫名的体系所笼罩，背后总有着英国和美国的影子，在不得不视之为“惯例”的同时只能将其描述为“欧美现象”。①常年关注此问题的伦敦城市大学教授滕斯拖尔和麦辛调研了大批战后独立的民族国家———特别是英联邦国家，从而确信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电视节目体系，并为其命名———“盎格鲁—美利坚”体系。②这一概念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无论是欧洲大陆的德国和法国，还是东亚地区的韩国与日本，这些主要发达国家的电视节目模式无一例外都已被该体系所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媒介文化的视角来解构这一造成节目模式跨域流动的根本体系。

一、经济文化逻辑

（一）“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已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较为公认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日本模式”（也称东亚模式）三种类型，③模型化地概括了英美、法德和日韩成为发达国家的道路。这三种模式对应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自由主导”和“政府主导”这条可变轴线上的三个维度。无论被看作“经济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多种经济社会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综合体”的“莱茵模式”，抑或“儒家资本主义、权威主义和集团主义集合”的“日本模式”，④看似有着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都走上了“多一点市场、少一点国家”的道路———尽管这在国际政治领域广泛认为是美国利用其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胁迫他们改革的结果。因此，“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经济领域的主导性地位在冷战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看似主要影响了英联邦国家，但归根结底却是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夯实了该模式的全球合法性。以至于滕斯拖尔在电视节目模式领域以“盎格鲁—美利坚”体系命名，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有着“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经济基础，“盎格鲁”代表了其同文同种的民族性，而“美利坚”则代表了当今助推这种民族性的力量源泉。（二）英美两国在广电领域确立了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两种电视体制“盎格鲁—美利坚”体系的建立至少可以追述到20世纪30年代，以英国为例，首先基于无线电广播开发了更公平的广电播出模式，其特点是以“公共服务”的名义在垄断与政府管制之间达成权衡；而与此同时，美国建立了一套允许私人商业利益的运作系统，并为听众提供节目服务，政府则通过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其施加影响。英国的BBC被作为“公共服务”广播运作的原型而广为接受，并在此之后帮助许多在西欧、亚洲和非洲的民族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广播系统。⑤这些无线电广播系统被集中操作，国有性质，国家管理，而预算则要通过收取“收听税”来实现。与此平行发展的大洋彼岸，美国则推动私人企业成为从事国家性广播的商业项目，但此处所涉及“国家”被滕斯拖尔认为“并不是一个政体，而是一个市场。”⑥反过来，这种模式的影响力确实基于全球市场而超越了美国国界，特别是在北美、拉美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区。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型制造业的海外扩张，使几家广告商在世界各地设立办事处，这些广告商不仅要为客户准备广告，而且还要制作许多能够承载这些广告的节目载体，⑦而“盎格鲁”的种子就随着“美利坚”的经济血脉流向全世界。（三）公共广电系统和商业广电系统在交易本质上趋于统一战后经济秩序的建立使得“某个国家”和“某个特定区域市场”变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换言之，表面上具有“正义性”的所谓“公共”与充满了“铜臭味”的所谓“商业”只是盈利模式的表面不同，而对节目内容交易的需求是一致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观念使得“盎格鲁—美利坚”体系因此具备了天然的正当性，就电视节目模式交易市场而言，只要还有电视频道存在就无法逃避对节目内容的需求，无论其主要盈利模式来自于“收视税”还是广告商，因此，强势的经济模式成为了一种理所应当的经济文化，因而具备了意识形态正当性，比如澳大利亚除了公共电视ABC之外，还建立了数家商业电视网，它们经常性地模仿源自美国的节目形式与内容，并在节目形式和意识形态上为自己的“美国化”而自豪。⑧籍此，“盎格鲁—美利坚”体系依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文化的所谓“正义性”，首先是英国和美国带头成为开放的电视节目试验场，进而向英语国家、非英语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扩散。

二、政治文化逻辑

（一）“美国例外论”在政治领域中被功能性放大为“英美特殊论”英美两国的权力交接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时也是唯一一次违反“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权力更替，此中当然逻辑便是两国同文同种的民族认同和价值认同。尽管美国被认为是一个全世界各民族造就的国家，但是其主流价值观的建构者从来都是被称为“WASP”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新教徒”，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誓死捍卫的“美国利益”，本质上便是“WASP”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国内，“美国特殊论”或曰“美国例外论”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该问题的提出源自“桑巴特问题”⑨以及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⑩另一方面，“五月花号”上的清教徒被追认为美国人的精神祖先，因此美国人就自视为“上帝的选民”。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结合并伴随着20世纪初以来美国国力的强盛，建构了在国际政治上为所欲为的美国特殊论，从而使得国际法成为了用以规范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法律。而在1899年第一次委内瑞拉危机后，英美双方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和解”，輥輯訛英国在民族认同上提出了许多理论用以支撑其与美国的传承性，特别是以麦克法兰为代表的一系列英国学者论证了以“个人主义”为内核的“民主政治”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根本民族性，輥輰訛一种民族概念由此被替换为意识形态概念，进而在国际政治领域的“美国例外论”就成了文化认同上的“英美特殊论”，使得英国迅速搭上了便车。（二）“英美特殊论”在电视节目版权上也已成为一种惯例伦敦城市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查勒比教授表示，“盎格鲁—美利坚”节目模式体系应该更合理地理解为一种“盎格鲁—美利坚”惯例，并认为这种体系的产生与英美两国在20世纪初确立的科技、经济、军事的主导地位密不可分，輥輱訛但是其政治文化的逻辑恰恰不在于所谓的惯例，而很有可能在于政治领域中存在的“英美特殊论”的观念，这种观念对于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惯例。在电视节目模式的创新上，“英美例外”也就成为了一种当然的霸权观念，比如，源自法国的体育游戏节目《城市之间》輥輲訛（Intervilles），被欧洲广播电视联盟改造为一个泛欧洲的喜剧体育节目《竞赛无国界》，从1965一直播到1999年；BBC的翻版《这是淘汰赛！》则从1966年播到了2001年，輥輳訛同时，这一节目模式横渡大西洋，成为了ABC的《来者不拒》。輥輴訛在这个节目跨域流动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签署《伯尔尼（版权）公约》，从而使得美国彻彻底底成了一个例外。于是欧洲人去美国打官司，诉讼过程中，美国法院发现这个节目根本没有在美国注册过版权，因此也就认定该节目没有版权，即ABC不构成侵权。輥輵訛但是，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加入《伯尔尼（版权）公约》后，便急不可耐地与世界各国打起了电视节目模式的官司。（三）经由美国市场检验的节目方才具备向世界推广的政治合法性在关于电视节目模式的问题上，Granada节目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是最重要的电视模式输入市场，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和法国，而英国则是最大的模式出口国，占据了所有模式节目播出时间的45%。輥輶訛然而，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英国乃至荷兰、瑞典等欧洲其他电视节目创意大国将自己的节目模式销售到对电视节目无比渴望的美国，致使美国成为了最大的电视节目市场，但背后潜藏的逻辑却是：只有经过了美国市场检验的节目模式才是值得向全球市场推广的节目模式。更进一步说，英国乃至欧洲所有的电视节目模式在意识形态上都必须经过一次“美国化”的洗礼，方才获得了向全世界营销的许可证，否则或多或少在政治上就存在着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同时，从这种被美国化了的电视节目模式，很大程度上被美国人在政治上看作是为世界其他地区人民“传福音”的过程，而节目模式又恰恰是由同文同种的英国人原创的，就更加深了政治“英美特殊论”对文化传播的掌控。

三、民族文化逻辑

（一）民族身份确认历经从“熔炉论”到“沙拉论”的演进从人口比例看，英国人（盎格鲁人）后裔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在1900年为60%，1920年则下降到40%，輥輷訛这一期间主要移民来自东欧和南欧，这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美国人的恐慌，进而使移民“美国化运动”成为了“国策”，劳工部成立了归化局。輦輮訛“熔炉论”在20世纪中期成为了较为主流的观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主体性就通过这种方式，以一种不容争辩的态度将民族性置换为国家意识形态。换言之，其他欧洲裔白人是在认同这一价值体系的前提下被“盎格鲁—美利坚”民族熔炉所同化的，也即是说，所谓的“熔炉”本质上是白人的熔炉。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兴起，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在制度上被取消，非白人移民大幅增加。因此，“沙拉论”取代了“熔炉论”成为了主流观念，白人成为了沙拉当中的“主菜”，而其他族裔也作为沙拉的其他组成部分，拼盘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沙拉论”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制度歧视被取消而生发的理论。（二）影视作品对“盎格鲁—美利坚”进行民族主义的包裹但是当“沙拉论”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时，就成为一种全新的民族主义建构。尽管这种意识形态有着超越种族的外表，但却有着“白人优先”的底层设置，政治上的“美国特殊论”借助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打破了地理边疆的壁垒，从而使“白人优先”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畅通无阻的潜规则。我们注意到，在主流商业影视作品中，美国文化均强调国家至上，但剧中英雄所保卫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的国家，更不是美利坚民族，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经过一系列概念置换，“盎格鲁—美利坚”的民族主义底色被层层包裹成一种具有救世情怀的价值观认同，进而又使得“英美特殊论”具备了广泛的民意基础。换言之，认同“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了民族认同的基础，否则便成了异类、他者甚至是敌人。另外，“盎格鲁—美利坚”的媒体虽然在体制和机制上独立于政府而存在，但我们往往忽略一个最本质的事实，那就是媒体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人”组合而成的，而这些“人”也一样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认同者。（三）电视节目展现平等背后折射出的民族文化优越感这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表面上包裹着人人平等，如《美国偶像》选出黑人冠军歌手鲁本•史坦德，宣扬了一夜成名的“美国梦”，将歌手个人的成功置换为其代表的族群的成功。当该节目通过“盎格鲁—美利坚”电视体系而向全世界扩散的时候，自然给世界各国观众营造出“爱美国”的观念，殊不知在“WASP”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演艺明星、体育明星均是锦上添花者，在宣扬成功的背后，却也进一步规定了少数族裔极为有限的阶层上升通道。无独有偶，《英国达人秀》选出的带有轻度智障的冠军苏珊大妈，其背后的民族文化逻辑也是如此，表面上体现的是今天的英国人大气、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以及籍此展现的国家形象，但是其底色却是一种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进化优越感”，进而提炼为一种统治全球民族秩序的民族文化逻辑。在这一逻辑里，即便是熔炉，也意味着我熔你；即便是沙拉，也意味着我是主菜你是配餐。同时，又竭尽所能地宣扬自己的“包容”并将“包容”的概念偷换为“自由”与“平等”。在这一民族文化逻辑中，“美利坚”民族（上帝的选民）与“盎格鲁—撒克逊”（上帝选民的祖宗）实现了内容一体化，并通过宣扬“盎格鲁—美利坚”民族在全球范围内对其他民族的进化优势地位，从而推演其民族文化的先进地位，实现文化输出的合理性。

四、接受文化逻辑

（一）“盎格鲁—美利坚”体系传播过程中不易察觉的新殖民主义内核“盎格鲁—美利坚”电视节目体系对观众的传播有着极为复杂的系统。首先，（创）作者就很难界定，特别是荷兰、瑞典等非“盎格鲁—美利坚”国家开发的电视节目模式，却都不得不在英美两国的电视市场上经历检验，方才具备推向世界市场的可能，而检验也正是纳入“盎格鲁—美利坚”体系的过程，以至于如果不经特别说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观众几乎都会默认这是来自英美国家的节目。其次，本土观众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节目中每一个参与者，包括主持人、嘉宾（导师）、选手等全是本国人，说本国语言，讨论本国话题，由此带来的认知偏差使之很大程度上会默认节目的本土性，波登就将“盎格鲁—美利坚”电视节目体系视为一种“硬拷贝”，并认为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一种“离散的适配性”。輦輯訛这种“即插即用”的特征是因为美国是从英国殖民者手中“解放”的，所以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也能够产生对美国文化的认同与亲近感。但更关键的是，在白人主导的话语权中，他们最初的殖民行为被巧妙地描述为“发现”新大陆，进而建构出一套积极向上的“盎格鲁—撒克逊”奋斗史观。迪斯尼动画电影《风中奇缘》的女主角宝嘉康蒂便是向往学习殖民者先进文化的原住民，同时也是积极调和“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的核心人物，如此利用强势文化传播力来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被某些学者定义为新殖民主义。輦輰訛（二）“盎格鲁—美利坚”体系内容再造过程中无法逾越“模式”的障碍“盎格鲁—美利坚”体系便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了无可挑战的高地———兼具反帝反封建的“解放性”与现代化的“建设性”。更重要的是，该体系输出的是电视节目模式，而赋予接受方巨大的再造自由。正如《中国好声音》将四位战队的教练改称为“导师”就具有代表性，毕竟在中国传统的认知中，一夜成名很难获得主流价值观的认同，而成长历程中的人生导师却至关重要。在“盎格鲁—美利坚”体系中，表面上只是提供了一个模板，并表现为惟利是图地挣走版权费，使得接受方获得了“拿来主义”的巨大满足感和创作主体性，却意识不到模式其实自带内容属性———比如竞演类的节目往往会将参赛者分组，并使之建立起手足般的情感，进而使之“自相残杀”。有学者认为这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英国这样一个岛国的生存特性有关，輦輱訛其中为了生存而不断与自然斗争以及人性在生存面前的脆弱成为了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成为如《急速前进》一类的“野外生存挑战型”节目，后者则成为如《美国偶像》一类的“类竞赛型”节目。在根源上，接受方的再造空间其实是被严格限制于枝节的内容范畴，而与内容相对应的形式则被尽可能放大为“模式”，从而具备了意识形态的不可挑战性。也因此，这些节目模式都会提供“制作宝典”，并且会派出飞行制片人予以监督。可与其对比的是诸如《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了》等没有进入“盎格鲁—美利坚”体系的韩国节目模式，它们既没有宝典，也没有飞行制片人，而只提供简单的节目框架由当地创作者进行内容创作。（三）“盎格鲁—美利坚”体系创作权的让渡是为了意识形态的以退为进对比这些节目我们发现，版权方提供给引进方的再造空间本质上十分有限，在传统上认知的形式与内容的博弈关系中，形式的意义在电视节目模式中被竭尽所能地扩大，甚至极大程度地覆盖了大部分内容范畴，这就使得作为接受方的本土观众从本土表演者提供的“内容”上不知不觉认同了“盎格鲁—美利坚”的价值观。引进方表面上似乎是实现了与版权方在本土化上的共赢，至少对于受众接受而言是牢牢捆绑的创作共同体。版权方作为异质文化的他者与本土文化的自我实现了强有力的共谋，经济双赢的同时，“他者”让渡的文化再造空间使得“自我”的创作主体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张扬，实现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美好愿望。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怀疑这是“盎格鲁—美利坚”电视节目体系传播过程中在意识形态上以退为进的传播策略。但是无疑，在世界范围内，这种策略是成功的，因为在“文明的冲突”隔阂最严重的中东地区的电视荧屏上，也依然播出着类似《沙特好声音》《卡塔尔达人秀》这样的节目。更进一步，引进方的本土化再造使创作者在技能上获得的跃升会使之产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幻想，从而反过来放松在意识形态上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进而创作出在意识形态上与“盎格鲁—美利坚”体系高度吻合的节目，并陶醉于这种自我实现意义上的“文化自信”。

五、结语

本文从经济文化逻辑、政治文化逻辑和民族文化逻辑三个维度考察电视节目跨域流动的“盎格鲁—美利坚”电视体系时，这种被笼统地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其实极大地具备内政的溢出性，换言之，正是由于“盎格鲁—美利坚”民族认同且只认同经济、政治和民族三个维度的逻辑，方才会在全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三维逻辑的文化建构，此时“盎格鲁—美利坚”电视节目体系只是依附于这一文化建构上的寄生物。同时，该体系在版权引进方的接受文化维度，则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帝国主义”观念最有力的反动，毕竟再造权的让渡使之具备了双向互动的可对话性。更重要的是，基于强势经济地位所造成的“美利坚”软实力使得意识形态传播具备了前述经济文化和政治文化的逻辑基础。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提升我国文化国际传播力的巨大的机遇，而“盎格鲁—美利坚”电视体系则对我国电视节目模式的跨国传播有着巨大的借鉴性作用。诚如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传播更应该强调“平等的传播姿态”輦輲訛一样，借鉴“盎格鲁—美利坚”体系对内容再造权的让渡，很容易让沿线各国在民心相通上取得认可。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姿态平等，对于自身文化或意识形态的传播则由于内化为“”———即电视节目模式的一部分，而具备了较为刚性的底线性。相反，过去我们片面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强调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对所传播内容的自我改造，那么为何不努力打造“中国形式”即电视节目模式而由接受方来“再造”他们的内容呢？这种姿态平等的内容创作权让渡能够最大程度上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并可以润物细无声地在沿线各国建构起我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形象以及“自由、平等、公正、友善”的民族形象。因此，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配套而生的“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的建设，诚如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强调的“‘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需要我们逐渐探索出有效的国际合作模式”，輦輳訛借鉴“盎格鲁—美利坚”电视体系对于节目模式的“再造”与传播不失为一种值得探索的国际合作模式。

作者:陶冶 单位: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