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之间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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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院长尼古拉斯•莱曼在《纽约客》里将“公民记者”解释为：从事类似新闻报道但从未被新闻机构雇用的人。①更通俗地讲，就是在新闻事件的报道和传播中发挥记者作用，却不是专业新闻传播者的普通民众。在当今时代，公民记者与传统媒体记者是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甚至可以为传统媒体设置某些议程。公民记者的背后体现的是“参与式新闻”的理念，换句话说，就是公众在收集、报道、分析和传播新闻和信息过程中能发挥主动作用；公民记者的出现带来了新的传播模式，有助于受众清晰地认清事实真相。

一、国内外公民记者的出现

关于“公民记者”这一称谓，国内认为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伴随着公民新闻概念的传播而诞生。1998年，马特•德拉吉的个人网站“德拉吉报道”先于所有传统媒体曝光克林顿性丑闻事件，这使得德拉吉成为全球第一个获得“公民记者”称号的人。传统媒体强调准确和客观，德拉吉则强调真相与迅速，当速度成为游戏规则时，新闻就很难再追求完美了。作为一名公民记者，德拉吉不属于任何人，不被任何人领导，更不用为金钱所左右。他不需要雇佣记者、编辑、秘书、制作和技术人员，在他的公寓里，3台电视分别放着CNN、MSNBC和卫星电视，还有一台电脑，他每天要浏览35份电子媒体，收1000多封邮件，“线民”们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为他提供最新消息。这样，被传统新闻界认为“不准确、不道德”的“德拉吉报道”，却成了不少人了解新闻的首选。2001年的“9•11事件”更确立了它与新闻巨头一样的影响力。那些日子，“德拉吉报道”的访问量节节升高。在2001年9月16日，德拉吉报道首次跻身网站访问量的前20名，一举超过了《今日美国》和《华盛顿邮报》的网站。即便是在11年后的今天，“德拉吉报道”的风采依旧，截至2012年3月22日，其日均访问量仍高达3188万人次。德拉吉曾在博客中写道：“网络使一个电脑迷——比如我拥有了与CEO或国会发言人同样的发言权，人人都变得平等了。”他成了公民记者运动的形象大使，400万的“德拉吉”支持者热衷于业余主义，他们将自己视为精神和道德领域的战士。他们宣称，缺乏教育和资历并没有阻碍他们对真理的热情追求，公民记者比传统记者更能避免偏见、减少挑剔和接近事实。2000年2月22日，韩国人吴连镐创办了一个新闻网站，提出了“每个公民都是记者”的理念，仅在5年之后，“我的新闻”就跃升为韩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之一。对于其成立的初衷，发表在2010年8月1日一篇名为“OMNI为公民新闻开启了一扇窗”的文章中做出了解答——“我们的目的是要展现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生的事，每一位注册会员都将成为公民记者，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每天面对不同的新闻，这个平台可以将他们汇聚在一起，记录、分享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如今，“我的新闻”在韩国已有数万名公民记者群体。他们每天提供来自各地发生的新闻，从综合新闻、政治经济到电影、体育，几乎涵盖了传统媒体的全部栏目。公民记者可以在承担责任的基础上自由发表言论，每篇报道后面都会有大量跟贴，形成了网站鲜明的个性色彩。同时，“我的新闻”还充分利用互联网即时性、互动性、分众化的特点，巧妙地与传统媒体及在线版本形成错位定位。在“我的新闻”上经常出现,足以影响韩国舆论的重量级评论。在中国，2007年发生在重庆的“钉子户”事件被认为是中国公共新闻的发迹，周曙光被称为大陆“公民记者第一人”。受到世界公共新闻蓬勃发展的影响，中国也陆续诞生了一些为普通民众的话语而设计的网站。

二、公民记者与电视记者的联手

公民记者的出现和发展，对于传统媒体记者尤其是电视记者来说，起到了很好的补偿作用。各式各样的社会事件每时每刻在发生，作为传统媒体的记者不可能总在现场，即便是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了现场也往往错过了关键时刻。而公民记者不然，不论他们是旁观者还是事件的亲历者，只要愿意拿起手中的相机、手机将过程拍下来，或是发送一条微博到网上，便为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2012年3月18日，一条“四川某地地震后外界捐助的救灾物资至今尚未开包”的微博引起了网友关注。众多网友质疑：“震后将近4年了，救灾物资却还未开包，难道全国人民的爱心就这样被封存了吗？”随后，《人民日报》、《第一财经日报》、新华电视台等多家媒体记者纷纷奔赴微博所指的地点——四川省北川县进行调查采访，并随后发表了客观中肯的求证式报道，为公众解答疑惑。此外，在一些传统媒体首先报道的新闻事件中，随着公民记者的加入，事件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公民记者与传统媒体记者的联手，推动了社会舆论共识的形成，一种具有更强参与性的民意显现了出来。2012年3月2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1+1”栏目以《杀医生：我们可能也是凶手》为题做了一期节目（见下图）：探讨的是3月23日发生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患者用刀杀死医生的恶性事件。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表示，这种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对全国医生的一次严重伤害。而更令人寒心的是几小时之后腾讯网的一项调查，“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您心情如何呢？”当时参与调查的人数是6161人，而选择“高兴的”居然高达4018人，占到了总人数的65%。网民对于这件事的反馈与态度，引发了电视媒体的关注，也促成了这一报道的核心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公民记者在记录和传播事件中扮演了如此多样和重要的角色，媒体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公民记者传播的内容是良莠不齐的。网络追求的是速度、广度和精简度，尤其是微博，它所呈现的内容是碎片化的，信息流动很快，而且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和偏向性。因此，凡是具有冲击力的信息，大家在看过之后，往往会直接转发或是评论，而不会先去求证，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信息的误传，并直接导致谣言的生成。凤凰卫视新闻总监闾丘露薇曾在2010年5月前往泰国曼谷采访红衫军事件。当时，有个人把婴儿放在汽车轮胎上拍了张照片，并在网上广为流传，用来作为批评红衫军中某些人缺乏人道主义的一个有力证据。闾丘露薇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张照片已是在国外的媒体，而泰国本地却没有一家媒体采用。跟泰国媒体同行聊天后她才知道真相。②人们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有新闻图片并不一定就代表真相，图片背后到底有怎样的内涵，拍摄者想传递什么思想，这些都是需要小心处理的事情，如果在没有确认的情况下就误传信息，会严重误导公众对事件的判断。正如“我的新闻”国际版在《为公民新闻开启了一扇窗》一文中所说：“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公民新闻和公民记者已经不再停留在‘初始阶段’，而是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当然，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首先，我们缺少有效的新闻关注点。我们的公民记者遍布全球，他们记录的是世界上可能发生的一切，要想对这些事情进行持续关注变得越来越困难。其次，审稿、编辑的难度逐渐增大。对于一些来自阿富汗、巴西、津巴布韦或其他国家的公民新闻，我们的编辑几乎不可能做到准确地分辨真伪。而我们做这个网站的最重要原则就是真实信息，所以对每一条消息进行核实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在我国，尽管公民新闻对于推进社会民主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公民记者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它将遇到3方面的现实：第一，国家对新闻记者的严格监管导致公民记者并无合法地位；第二，传统媒体记者出于对自身职业的捍卫而对公民记者采取排斥态度；第三，民众对记者帮助解决问题的过高期待可能造就公民记者的公信力真空。③其实，媒体记者和公民记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媒体记者有专业的方式和职业操守，在讲述事件时，会保持尽量客观、中立的立场，因此当他们拿到新闻，会先把关、过滤、编辑之后才进行传播。而公民记者理想的状态是实现“信息的自由市场”，认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发声，倘若错了也自然会有人出来纠正，最终总能获得正确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