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文化历史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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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重史,煌煌三千二百卷的二十四史已足以标明人们对历史的强烈关注和浓厚兴趣。中国又有“文史不分”的传统,从古至今,历史始终是文学艺术常谈常新的重要话题,而“历史性”也业已成为衡量文学艺术价值的标准之一。进入90年代,在大众审美文化的重要阵地——影视界,历史题材又以一种崭新的面貌,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先是香港的《唐伯虎点秋香》、《戏说乾隆》、《新白娘子传奇》等剧作,创下惊人的票房价值和收视率。接着,大陆也推出了《西楚霸王》、《宰相刘罗锅》、《秦颂》等,同样引起轰动。这使许多影视导演纷纷仿鉴,一时间,帝王将相,后妃名媛、文人骚客、隐士高僧……纷纷被请上银幕荧屏,令人目不暇接。有别于《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等80年代的影视历史剧的恪守史实,严谨质朴,90年代的一些历史题材剧作从三个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一、对待历史普遍持一种“戏说”态度。故事情节不取材于正史,而是取材于野史和民间传说,甚至纯粹是编导们“侃”出来的故事。

二、注重剧作的故事性和娱乐性,重视研究观众的接受心理,将收视率作为判断其成功与否的重要参照系,影视制作唯观众口味的马首是瞻。

三、历史人物具有浓郁的现代气息,无论从语言、举止,还是表现的主题无一不带有强烈的现代色彩,人们只能从服装、道具上拉开与历史人物的距离。

不可否认,编导们对于观念接受心理的熟稔,使得那一部部曲折有趣、诡异莫测的新编历史故事创造了一次又一次收视奇迹。但久而久之,人们发现这些历史剧用“戏说”和调侃将历史肢解得七零八落后,再没给人留下什么值得回味的东西。例如,提起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人们头脑中就会联想起比翼双飞的彩蝶、凄艳哀绝的小提琴曲和梁祝二人生相忆、死相依的至情至爱。而在《新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昔日一片书香纯情的天地被刀光剑影的打斗所充斥,两位主人公也成了武艺高强的侠哥义妹。观众在瞪目结舌地看完这场荒诞不经的闹剧后,感触更多的是心灵中一份弥足珍贵的美好在明星、大腕的嬉笑打闹中遗失殆尽,气愤之余又令人倍感惋惜,“何昔日之芳草,直今为此萧艾也”?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年轮,印刻着古人兴衰荣辱的足迹,它为后人烛照出前人不懈前行的身影,又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精神智慧和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对于历史的叙述历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史学的叙述,另一种是文学的叙述。较之微言大义、据实以录的骨架似的史学叙述,文学的形象性赋予了历史叙述以血肉和生气,从而让历史在艺术创造中“重现”。尤其是电影、电视的“拟真”拍摄,打破了古今时空的界限,使古人在这种艺术形式中得以“复活”。区别于史学研究的角度,文学叙述不是借助考据、考证来再现历史的真实存在,而是通过艺术想象复现历史的本质真实,即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说的,描述“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而不是照搬历史典籍。

由此可见,90年代风格一新的影视历史剧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以往历史剧过分膜拜历史的一种背叛和反拨,它以审美的叙事形式来拆解历史的深度理性模式,运用调侃和揄扬相结合的现代幽默缩短历史与观众的感情距离,将历史重新书写成想象和虚拟的现实,从而在拒绝“沉重”的过程中追逐生活的轻松、闲适和快意;在消遣、娱乐、刺激的游戏心态中找回鲜活生动、童心未泯的自我,这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无疑是一种合理、自然的要求。适应这一要求的出现,文艺创作者开始调整他们的文化策略,由曲高和寡转向老少咸宜,将阳春白雪式的哲学、历史、文艺通俗化后推向大众。于是,我们有了书店里畅销一时的白话《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有了绘图本的《史记》、《左传》……在影视领域,许多经典名著,重大历史题材纷纷从新的艺术视角进行拍摄,出现了一批堪称“大手笔”的制作。如《三国演义》、《鸦片战争》、《大转折》等,以艺术的方式展现了某一段历史的真实形态,创造出许多内涵丰富、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也使更多的人获得了接触高层次文化的机会。而以《红河谷》、《宰相刘罗锅》为代表的影视制作,又将这一潮流向前推进了一步,它们一改以往历史剧单调翻版生活、铺叙史实的做法,将合理而又大胆的艺术想象融入历史真实,站在现代思想的高度,重新对历史作出自己的发掘、阐释、反思和解读,表现出对历史和人生的辩证观察。如《宰相刘罗锅》一剧,编导在刘墉身上集中了纪昀等众多古代名士的智慧,通过一个个充满戏剧冲突和悬念,又不乏幽默风趣的小故事,引发人们对于善恶忠奸、公仆意识、廉政思想的思考,从而将对当前历史现象的思考延伸到对传统文化进行探索、评判的范畴,切实起到了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效果,并创造出一种亦庄亦谐、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

但事物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市场机制的运作,经济因素的介入,使遵从市场规则和顺应消费趋势逐渐成为艺术创作的自觉行为。在利益原则的驱动下,许多人不惜牺牲历史真实和艺术品味,以迁就、迎合公众的较低层次的审美趣味,于是三角恋爱、英雄救美、拳头加枕头等模式化的套路充斥着影视剧作。服从于商业利润的需要,历史成了可以随意剪裁的布片,可以任意揉捏的橡皮泥,在“弘扬”、“振兴”的名义下,充当了票房的海报和中国文化的商标。一些编导为了追求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效果,极尽搜奇猎僻、杜撰捏造之能事,将历史肢解成零碎的片断,装点在苍白无力的现代形象上。历史“死”了,剩下的只是一道色彩斑澜、却了无生意的“大拼盘”。在陈凯歌执导的《秦颂》中,尽管“明星”、“大腕”云集,观众看后的评价却不高,高渐离刺杀秦王的史实似乎只起到了一种招贴画的作用,影片着力叙述的似乎是秦王、高渐离、栎阳公主之间包括的感情纠葛。充斥镜头的是女主角频频的脱衣特写,男女主角的紧紧拥抱……滑稽荒诞的效果冲淡了严肃的主题,难怪观众体会不到编导的深意:“人的失败是必然的,而胜利是偶然的。”孟姜女哭长城的动人传说被新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看后除了一派打打杀杀、争风吃醋的热闹景象之外,再没给观众留下什么更深的印象。而诸如此类的剧作仍在有增无减地“制作”着。影视历史剧在走出历史的“象牙塔”之后,除少数剧作达到了通俗平易、雅俗共赏的效果外,普遍呈现出一种低俗、平庸的态势,这种态势•首•先表现为•平•面•化,即将表里浅深各不相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表浅的层面上扯平,以丧失深度性为代价培养一种低幼化的认知,加上荒诞性、戏谑性的渗入,消解了高深和典雅,同时也消解了存在于历史、艺术中的理性,将其统统变成谁都能看得懂的连环画;•其•次是•泡•沫•化。肥皂泡外表是五颜六色的虹彩,但其内部却只是一团空气。用它来形容时下的一些历史剧作再恰当不过了,当历史被肆意调侃、戏弄时,当一部电视剧动辄几十集、上百集时,它的内涵为无端的生活变故,无谓的感情纠葛和无聊的胡吹海侃所充斥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只需比较一下原先的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白娘子、包青天的历史故事与后来新编的历史剧,就能看出究竟,后者添油加醋胀出的部分大多便是空洞的泡沫。为了使这些文化泡沫更加诱人,为数不少的编导不惜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想,随意裁剪历史、涂抹古人。更有甚者抱着极不负责、极不严谨的态度,在对历史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情况下便仓促上阵,结果是破绽百出,笑话频频。前不久的《光明日报》便登载了林则徐的后裔因《鸦片战争演义》一剧失真之事,向有关部门讨说法的消息;而《火烧阿房宫》这部从开拍即被炒得火热、呼声甚高的电视连续剧,竟然出现了常识性的错误,将堂堂须眉男儿徐夫[fú]人望文生义地拍成一位巾帼徐夫人,成为人们的笑谈。可笑之余又令人倍感忧虑:历史无非是已经过去的“昨天”,而今天也必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当后人通过我们的“叙述”去了解那已成“铁案”的历史时,不知道又要发生多少以讹传讹的笑话,而摆在历史题材影视文学面前的又是怎样的一条不归路?历史是一种不以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而历史剧则是“历史”在“剧”中的一种存在。

因其为“剧”,所以我们反对在历史面前被动地稽首,允许合理自由的艺术想象、虚构;又因其为“史”,所以任何想象、虚构都应受到莱辛所说的“历史内在可能性的检验和制约”,即“剧”中的“史”未必是史书上实有的,但却应当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历史环境中及人物性格基础上完全“可能”发生的。因此,历史剧作追求的境界应该是“历史”与“艺术”、“史”与“诗”的一种内在规定性的和谐统一,而其创作也应该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更富哲学意味、更应受到严肃对待”。忽视了历史内在的价值逻辑与发展规律而以意为之,甚至不惜歪曲、杜撰、以逞快意,不仅是反历史的,也是反艺术的。因为它损害的不仅仅是历史与艺术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历史本身所蕴含的深刻内容与文化含义,而这正是历史题材文学艺术的生命力源泉所在。诚然,我们不能忽略艺术所应具有的娱乐功能,但历史剧不同于其它打打闹闹的肥皂剧的重要一点就在于:观众在消遣娱乐的同时,能够从中寻找到一些有益于人生的东西,而不是一笑了之。历史之于后世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公元某年,某地发生某事”的史料记载,而是彰显在历史的灵魂——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史中。而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就是要透过显在的历史事实对隐而不显的历史灵魂进行审视,对历史深处的文化精神进行追寻——是怎样的文化精神支撑、延续着我们古老民族文明进步的血脉?古人的成败得失,以及他们或辉煌或黯淡的生命轨迹为后人留下了怎样的人生启示,又昭示了怎样的文化价值选择?通过今人与古人的对话,在今天对昨天的反思中,明了兴衰之道,体察治乱之理,从历史的宝藏中汲取今天所需的文化智慧和艺术灵感,使人类前进的身影更加坚定、执着。由此可见,真正的艺术作品,并不是靠历史之外的人为匠心编织故事,也不是教科书式的史料介绍,而是依靠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驱动叙述,是历史内在生命力和动人魅力的艺术显现。唯其如此,才能使观众在欣赏艺术的同时,获得历史的智慧和人性的启迪。反之,违背了历史的内在规定性的想象、杜撰,即使场面再热闹,也掩饰不住思想内容的空洞苍白;纵然情节再曲折,也曲折得如同老树枯枝,没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更经受不住时间的大浪淘沙。

影视,作为当代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不仅肩负着承传优秀历史文化的重任,更肩负着建设时代文化的重任,缺失了历史滋养的文化建设和艺术创作必然流于无根的肤浅、浮躁的喧嚣。只有“深入”历史,将自己对于历史规律、历史智慧的感知和理解融入对于现实时代的关注、思考中去,才能创作出深邃、磅礴、丰厚的史诗性作品,才能为历史题材的影视制作,乃至整个影视文化的健康发展,开拓一方深远、广阔的历史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