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公共领域构建政治文化意义研讨
时间:2022-03-31 05: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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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传媒公共领域提供了一个理性的话语交流平台,既畅通了政治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也为政府高效了解社会问题提供了可能,成为政府组织传播渠道之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推动政治文明建设。因此,电视传媒公共领域是一种社会实践和社会建构,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然而,在传媒市场化的进程中,我国电视传媒政治理性有所弱化,出现了去政治化、收视率至上的现象,公共领域尤其是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性缺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电视传媒要实现有效传播,增强舆论引导力,推进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建设,应该重视和加强公共领域尤其是政治公共领域的构建和完善,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体现了信息时代党和政府文化领导权实现方式的多样化。
一、电视传媒重构了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publicsphere,也译作公共空间),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1](P35)。大众传媒的出现是否如哈贝马斯所断定的导致了“公共领域”的消失呢?其实不然。
大众媒介消解的只是具有有形和有限空间诸如沙龙、咖啡馆等传统“公共领域”,而它建构的则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更为广大、更为开放的现代公共领域。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人们可以很便捷地在电视等媒介参与对于政治、国家事务等论题的讨论,进行远距离的“面对面”的交流。而电视中的现场直播、主持传播和观众参与更像一个有形的、即时交流的“在场”公共空间。所以,新的交往形式出现在了新的交往领域中,是大众传媒重构了公共领域。正如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即信息”。“媒介即讯息”打破了人们视“媒介”为单纯的“用于表现内容的形式”这一成见。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打破了旧的时空概念,使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了“地球村”,电子媒介使人们重新体验部落文化中村庄式的接触交往,使人类社会在高级阶段上又重归部落(Tribe)文化而不是国家(Nation)文化。
因此,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公众对一般社会问题进行平等交流和批判的领域。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理性平台。电视传媒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公众广场,对实现公民的政治知情权、话语权和广泛、及时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平台,延伸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及其影响范围。话语权是公民有就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是一种表达权和参与权的体现,也是公民选举权和参政权等其他政治权利实现的基本前提。公众广场是一个由公民自愿参与、自由组合的话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公民们就国家活动和社会事务等与公共利益相关的话题,自由地发表意见,交流思想,提出意见和批评。2004年3月14日,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9个字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每个中国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我们国家的法律保障人民的话语权。电视传媒公共领域可以营造特定政治舆论氛围,培养公民政治理性和国家政治理性,推进社会和谐、社会改革和政治文明。近年来,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加速到来,“公共领域”的理论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明显指向社会结构和政治功能的转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新的“治理理论”的型构。这种理论认为,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government)走向治理(governance),从善政(goodgovernment)走向善治(goodgovernance)。而“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2]
我们把治理理论引入电视传媒公共领域建设,就是要尊重受众(公民)在政治领域中的主体地位,调动受众通过电视等媒介平台参与“治理”过程的积极性,促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与发生在一百多年前清光绪年间的那场“公车上书”相比,现代社会的所谓“上书”行为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它是积极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展示的是现代公民品格和现代民主精神。电视传媒公共领域,成为公民政治参与和掌握“治理”艺术的重要平台,能在新型公民的塑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将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对出台的政策施加影响。由于政治参与是一个相互协商的公共过程,因此,政治参与除了具有对政府进行约束的作用之外,作为教育公民的方式亦很重要。公民通过政治参与变得关心政治,增强对政治的信赖感,提高了对政治体制的归属感,并具备了宽容精神。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可以教育公民更多地注意到他人的立场,因而变得更加成熟。政治参与反映出公民的意愿。当政府顺应民意,而且当公民通过政治参与同国家保持一体感时,其政治体制是稳定的[3]。政治参与不仅是一种治理方法,而且要服务于更广泛的目的———将公民社会凝聚在一起、教育公民并使之掌握治理的艺术[4](P121)。
电视传媒作为社会公共领域构建的主导性力量之一,在保障人民享有和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等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在对政府施政行为提出公共质疑,进行公共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社会民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种力量。2009年4月13日中国政府第一份人权规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中说: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电视媒介作为舆论有效的代表者,从其调查研究、采访报道中可以集中发现和及时传达舆论中的焦点问题,为政府高效了解社会问题提供了可能。这无疑成为政府组织传播渠道之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在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和媒体管理体制下,党和政府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对电视等新闻传媒实施的政治控制体现的是一种正面控制的愿望,包括“焦点访谈”类含有较多批评、揭露内容的电视文本,都在可控制的范围运行,权力机关或是直接出场,或是作为缺席的在场者,都是舆论的主控者,体现了党和政府文化领导权、电视传媒政治理性实现方式的多样化。
二、电视公共领域建设的政治文化意义
电视,作为传统强势媒体,使信息能较全面、较准确地抵达广大受众,信息量和受众人数的增加深深地影响并改变着政治生活。电视公共领域是电视传媒与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平台,体现了电视传媒生存的政治意义。只有经传播且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公众话语才能形成公众舆论。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自治领域,公民社会在相当程度上通过电视等传媒,以公众舆论的形式与代表国家的官方进行沟通和对话,进而实现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片面强调新闻媒体的政治宣传功能,出现了新闻从业者角色错位的现象。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需要宽容畅达的公共话语的表达空间,民主参与、分散决策的社会现实需要公共信息资源社会共享程度的极大提高。”[5]
党和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方式更多地转变为原则性控制,而市场化改革使得新闻媒体开始遵循市场逻辑,而不仅仅是“党的逻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作为政治制度一部分的新闻媒体从纯粹的政治权力领域中分离出来,朝着新闻本位回归,新闻传媒经历了从组织性传播工具到大众传播媒介的转变,有学者将这种转型称之为“从纯粹的政治权力领域走向‘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过程”[6](P193)。尽管政府依然对媒体保持着最终的政治控制,但中国的一部分新闻媒体已经开始具有公共领域的功能。批评报道的正面建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而不再被简单地视为对党的权威和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挑衅。在意识形态宣传主管部门的组织下,电视机构开始更为积极稳妥地将批评报道作为监控、打击不法势力,加强干部管理,维护国家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有效手段。指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7]
(P113)无疑,电视传媒公共领域是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加强民主监督,发展民主政治,促进政治文明的重要话语空间和舆论阵地。因此,应重视电视公共领域建设的政治价值取向。影视符号包含着一般意义的感性形式,它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是二者的统一。譬如,具体的新闻作品是新闻工作者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等语境中运用语言系统叙述与建构新闻事实的产物,即话语,是众多话语形式中的一种;在纪录片中出现的影像只是一个形象记号,并非单纯地表示被拍摄的对象实物,而是使该物的影像在一个社会性的语境中产生特定记号的作用,因而纪录片中的影像所传达的已是被安排在一个人为的事件序列中的对象。总之,电视传播及其公共领域是一个广义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公共领域理论提出者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对其功能的自我理解具体表现为‘公众舆论’范畴。”[1](P107)有关公共利益的事项可以在此公开平等地讨论,大众传媒在其中担任了主要论坛的作用。然而,一些电视传媒出于自身利益诉求,过分追求娱乐化、平面化、大众化,腐蚀其作为社会公器的“话语权”,导致信息意义的消解,其对世界的理性思考与深度话语弱化或缺失,所造成的传媒公共领域已“由于缺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界人士的有效参与,正在越来越严重地蜕变为一种伪‘公共领域’,比如明星的隐私(身高、肤色、星座、口红等),在发行量很大的媒体上炒得火热,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本来是民主平等地讨论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空间”[8]。
从我国电视媒体的话题设置来看,政治类的话题明显偏少;一些“官场+反腐”“黑道+反腐”的通俗电视剧更多地是一种“满足快乐的意义”;而作为生活政治力量的电视广告,使人们不由自主地渐渐地习惯了赞美和物的享受、习惯了物的诱导而不再关怀其他事物[9](P210)。从长远来看,政治信息流量低于社会需求,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性缺失,将会形成一种社会“贫血”现象,无疑会损坏社会政治文化建设、大众的“真正需求”以及媒体自身发展。
哈贝马斯认为,公民通过舆论和政治参与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是衡量宪政国家民主化的直接尺度,所以,民主在交往行为理论的语境中,可以简单地定义为通过以言行事的方式解决社会分歧和冲突的公共制度。这种民主规范模式,哈贝马斯称之为话语民主。电视公共领域通过广泛参与、明达辩论的协商式讨论,达成理解与共识。不仅扩大了决策主体,而且有助于泄导转型期民众不断郁积的社会不满情绪,缓解政治矛盾与冲突,减少人们对于权力中心的疏离感,提高了对政治、法律的归属感、认同感,成为权力机构的隐形延伸,有效地建构和维持主流价值观。因此,电视公共领域通过引发舆论、引导舆论、造就理性多元舆论和建设性批评意见,促进一个理性的、具批判性的、政治成熟的公众的成长,提升公众政治理性;同时也成为监督、制衡政府权力的伟大力量,可以帮助政府和社会少走弯路,少付出代价,从而推动政治文明、政治稳定。
三、电视公共领域建设的实效性
作为“一种社会舆论的载体”,媒体绝非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电视传媒应明确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公器角色,注重开发电视媒介的“公共话语”功能,引领普通公民和公共决策者双方的广泛参与、互动,正确传递各方声音,在政治体系和公众之间充当好沟通和润滑的角色,以达成“理解”与“共识”,实现社会成员的制度性信任,从而产生理性的、正义的社会行动和变革,推动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与报纸、广播相比,唯有电视能够以直播或直播形态的录播,声形俱备、比较完整地还原日常人际传播中的谈话状态。也许,电视天生就是为谈话服务的。英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认为:“电视的一个重要特征似乎是它引起交谈、鼓励谈话的功能。实际上,电视似乎常常是关于谈话的。作为一种媒体,它确实是由可视的谈话构成的。”[10](P174)谈话节目以及一切有谈话或访谈形式的节目形态,以平等对话的双向交流代替宣传教化的单向传播,构建了一个流动的、开放的信息场、舆论场,于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整个感应过程中,形成一个由小到大、由里向外延伸的不断拓展的时空领域,从而在广大公众与媒体之间产生“共振”现象,实现有效传播。
事实上,在构建和谐社会和推进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通过电视等舆论载体,尊重民意表达,疏通诉求渠道,正视社会舆情,形成良性互动,也成为政府、权力机关的探索和尝试。比如,2007年,浙江乐清市人大试行监督政府新举措:通过电视和网络向公众直播7位副市长的述职报告。乐清方面称之为“广场政治”,意即通过与媒体互动搭建一个面向公众、更开放的“广场”,副市长们“已经在广场上了”。变革后,甚至出现了政府官员主动欢迎“广场”经常化的良性互动,这样,不仅达到了人大把政府推到“广场”上的预期目的,同时,人大自身也被推到了“广场”上,接受授权它的人民的监督[11]。在如今这个传播过度的信息社会里,电视公共领域在参与和建构社会政治文明中,必须提高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艺术,增强其社会影响力、渗透力,成为推动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舆论是公众对某一问题的意见,其主要表现就是多数人的意见,既然是代表舆论,新闻媒介就不能将自己的立场置于报道内容中过多,主要是依据公众中多数人的意见。这一点是新闻传播高质量代表舆论的最基本要求。因此,电视传播必须具有一定的公众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众意见和呼声,并与公众新的信息、娱乐消费趣味达到结构性吻合,通过监督、引导作用,发挥着有效的社会整合功能和对政治生活的能动作用。
在电视公共领域的构建中,如何以新的理念和创新的形式来推动,是其艺术处理的内涵所在,关键要加强节目形态和话语系统的革新,以人们乐于接受和“润物细无声”的话语方式,引导大众舆论。影视作品作为一种话语的效力的秘密在于,它抹消了话语陈述的一切标记,制作者的话语精神总是隐含在自己的作品中。话语既是它已说出的东西,还“是它没有说出的东西的逼迫出场;而这个没有说出的东西又是从内部消蚀所有已说出的东西的空洞”[12](P25)。影视作品中的任何一个画面、任何一种音响,都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都是在通过事实或故事建构话语,提高和改良它的叙事功能,实现意识形态的碎片化、隐在性存在和浸润功能。从叙事的角度看,尤其要注重影视艺术所涉及的各类情境因素,强调制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信息互动。
因此,表现主流话语的影视作品能够为大众所接受,必须经过一个转换过程,本着“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国家意识形态的严肃性和艺术的生动形象性之间、重大的政治性主题与百姓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以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影视作品可以通过渗透一定意义的传播“符码”和结构化的新闻处理等方式,如选择性的新闻、诉诸情感的图片和含有启示性的话语等,逐渐引领和培育一种特定的政治意识,并最终凝固为比较稳定的政治观念。电视民生新闻,有效地实现了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的置换,给普通民众提供话语权,建立起对话和协商机制;同时通过舆论监督发挥着对权力部门制衡的作用,推进党和政府工作。而2006年江西卫视开创电视选秀节目新样本———红歌会,创造性地结合当下流行的选秀形式,在内容上独辟蹊径重温红色记忆,隐含的是深深扎根于社会民众心理深层的政治文化内容,使人们在广泛参与、表达和观赏、讨论中,主动地、自然而然地受到红色文化的熏染[13]。
其内在机理在于:“凡宣传,如不能与大众所共有的潜在的群集性情绪、信念合拍,就不能驱使他们开展一定的行动。大众的情绪、信念的火花,对宣传者来说,就像一触即发的汽油。”[14](P177)电视红歌会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特殊的现代政治公共领域,同时也获得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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