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媒体报道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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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作为国家的喉舌和体现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向,它代表一个政府或利益集团的政策方向与利益取向,正是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舆论对抗不可避免的形成。意识形态作为舆论对抗的主要成因,无法在短期内改变,于是我们试图通过分析媒体报道风格对突发事件中舆论对抗的成因进行探讨。

在对待信息来源的态度方面,我们选取了新华网和部分外媒关于七五事件的一系列报道,其中选取新华网12则新闻报道①:其中消息6篇,通讯4篇,特别策划1篇,评论1篇。我们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分析。并对报道中所出现的信息来源,转述者身份及转述频度,数据使用情况。进行统计。

通过频度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媒体对这次事件的报道中主要信源是新华社和引用外媒有利于我国舆论倾向的报道。而外国媒体则更倾向于本媒体采访,进行报道。中国媒体在进行报道的过程中,主要运用记者进行间接转述,而外媒则更倾向于直接引语,普通市民的出现频度远远大于其他类型的转述者。同时,外媒大量的引用数字,使他们的报道更具有说服力,但是数字来源不明也是他们报道中的不尽完美之处。可见,我国媒体报道在信源的使用方面的倾向,尤其是消息来源,转述者身份与西方媒体有很大不同。而且,我们在数据信息和图片信息的引用规范上还有一定不足:数量少,信源不确定。这种对待信源态度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外媒体舆论对抗的发生和发展、

为了更好的分析突发事件中舆论对抗的成因,我们通过三组报道的文本属性对比进行阐释。

第一组报道选取新华网2009年7月6日《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1)》和中央社台北7月6日对该事件的报道进行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和其他媒体的比较。首先,就报道中关键词出现的有无来看,这两篇报道中有许多相同的词汇:如:“犯罪事件”、“境外指挥”、“有组织”、“有预谋”这说明两篇报道对于该事件的定位和立场都是相同的。其次就报道中个别词汇出现的频度来看,第一篇报道中“犯罪”出现3次,第二篇报道中“稳定”出现4次,从这看出第一篇报道偏向强硬,而第二篇报道语气相对缓和所以这组报道没有形成舆论对抗。或者说是成功的在舆论上占了导向作用,引导受众接受来自我国媒体的正面信息,甚至立场不同的媒体也按照我国媒体的报道倾向进行宣传,从而成为媒体中的意见领袖。

第二组报道《新疆主席接受采访:中国民族政策最成功不会改变》和奥地利《新闻报》当天关于七五事件的报道。从词汇角度分析:在第一篇报道中,高频关键词的出现频度分别为:“最好最成功”4次、“发展”5次、“繁荣”3次。第二篇报道的相同的事件中,“贫困”2次,否定不满类语气强烈的词汇6次。从句子角度分析:前者的段落购成,多是形容词居多的短句并列成长的复合句,如“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不会改变,我们国家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提高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带领所有少数民族共同步入现代社会这个决心不会改变”②;后者则是将强烈感情色彩的直接引语转化成间接引语,用以抒发情感呈现场景。如:一位汉人女子说,「维吾尔人说,我们夺走了他们的家园和工作。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比他们成功。汉人则指责维吾尔人,要是没有汉人,新疆根本就不会发展得这么好。」一位维族女子说:“留大胡子的男人同样不允许在政府工作,18岁以下的学生不得进入清真寺祈祷,老师、警察和公务员也不可以”③。这两篇报道形成了鲜明的舆论对抗,说明了词汇和语句的使用不当也会使我们的报道可信度下降,在舆论对抗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三组报道:将路透社的《手机、谣言与贫困移民放大乌鲁木齐暴力》,和联合早报的《到处可见巡逻军人和武警,乌鲁木齐尝试恢复运转》进行对比。这两篇报道分别来自西方价值观体系的媒体阵营,都持中立态度,但是倾向略有不同。路透社的文章中:“暴力”出现5次、“谣言传言”出现四次,但并不影响报道的整体倾向,短句短段呈现环境、气氛。而联合早报的报道中“军人”,“军队”,“武警”出现14次,“紧张”,“紧急”等出现3次,“安保安全”出现6次。这篇报道在句子结构方面,用转述语气呈现场景,十分注意生活细节的展示。同时段落结构呈总分结构,首先总说紧张的态势,分述紧张态势的原因,全文分成多个小自然段,突出紧张的气氛。

可见,突发事件中舆论对抗的形成与报道文本的使用习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词汇的方面看,我们的媒体喜欢把关键词集中,用感情化的动词作为表达情感的关键词。“最好最成功”“繁荣”“发展”屡次出现,受众反而对信息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而外媒则往往把关键词分在全文中呈不规律分布,且用稍带情感的名词和形容词表现自己的态度。如第三组对比中联合早报的关键词分析。从句子的层面看,西方媒体更加要求用转述的语句来呈现画面。使陈述语态转化成呈现语态,用过去进行时④,而非现在完成时。在段落结构方面,我国媒体则往往忽视段落结构的长短、前后关系对整个文本语境的影响,失去了通过文本段落对细节进行暗示的机会。如:“从我们的实践当中可以感受到,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最成功的,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最好的。就因为有了这些政策,才使我们有了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局面。”⑤此外,我们也往往缺少对传播强度进行有效的控制,在我们全文中通常使用一种强烈情感的词汇,不善于随着报道的结构调整传播结构和策略,《新疆主席接受采访:中国民族政策最成功不会改变》一文中通篇都是概括性词汇,说服力大大削弱。以上这些文本因素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了中外媒体间的沟通交流,以致于出现不能完全理解媒体的态度甚至误解的情况。从而成为产生舆论对抗和冲突的诱因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新疆“七五事件”进行分析,从对信源的态度,以及文字属性两个方面,对中外媒体的报道风格进行对比和具体分析,从报道技术层面为应对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对抗提供一些可行的报道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