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阅读时代文本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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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时下，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已屡见不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人的阅读心理由文字向图像的转变。但这种接受转换有时会产生一种歧义性阅读，特别是影像消解了原著中思想的沉重和所谓“哲理性”。从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到电影《布拉格之恋》,通过对小说与影片的对比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电影在情节上忠实于小说原著,也对小说进行了适合于电影的改写,但是电影以其华美的视觉冲击、曲折的影像叙述、诱人的展示,在撇开小说中那种哲理性的议论和阐述的同时,反而完成了电影所能揭示的别的东西。

外文提要

TheadaptationfromliteraturemasterpieceintomovieandTVworkshasbeenacommonculturephenomenoninthesedays.Bythecomparisonofthenovelandthemovie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theessaypointsoutthattheadaptationactuallydeconstructstheprogenitor,butitgivesspectatorsthespecialexperiencethroughscreenasanothermethodofreadingliteraturemasterpiece.

关键词:

文字影像深度复调后影像阅读时代

时下，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已屡见不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人的阅读心理由文字向图像的转变。但这种接受转换有时会产生一种歧义性阅读，特别是影像消解了原著中思想的沉重和所谓“哲理性”。从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到电影《布拉格之恋》,两种不同文本的先后出现，似乎也暗示了现代主义式的拷问有意无意地化为了后现代主义式的轻舞飞扬的碎片。换言之,电影从文本和形式上颠覆了小说原有的结构,也颠覆了读解作品的习惯性思路。或许,这仅仅是《布拉格之恋》独有的特征,但它却开创了当下阅读的新样式，即从文字走向影像的过程,恰恰是从传统或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语境的一种途径和新的读解方式。然而,通过对小说与影片的对比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电影在情节上忠实于小说原著,也对小说进行了适合于电影的改写,但是电影以其华美的视觉冲击、曲折的影像叙述、诱人的展示,在撇开小说中那种哲理性的议论和阐述的同时,反而完成了电影所能揭示的别的东西。

1：小说与电影的可能性限度

20世纪是一个不断突破以往小说定义的时代，也就是一个需要不断为小说重新下定义、重新为小说立法的时代。小说传统定义被不断被突破的结果是人们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小说了，从而为小说提供了空前的可能性。小说可能是回忆（普鲁斯特），可能是对深层心理的表达（乔伊斯与意识流），可能是呈现荒诞与变形的存在（卡夫卡与存在主义），也可能是物化的世界（罗伯-格里耶与新小说），或魔幻化的现实（拉美魔幻现实主义）。20世纪的小说成了一种与美术、电影一样最具先锋性和革命性的形式，也是一种最具可能性的形式。从世界范围来看小说有史以来面临的一次最大的挑战和冲击是来自外部的，那就是电影的发明。20世纪是影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时代。“法国小说家纪德就认为，西方绘画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追求写实与逼真，讲究焦点与透视。但照相技术的发明使画家的信条一下子就垮掉了，因为单就逼真性而言相片肯定比绘画真实。于是，绘画就开始变形，从印象派、抽象派、象征主义、达达主义，绘画迎来了一个变形的时代。”①同样对于小说，巴尔扎克时代的小说是集大成的体裁，号称百科全书，但纪德发现，随着电影和留声机的问世，小说剩下的地盘越来越小，他在小说《伪币制造者》中指出：“无疑留声机将来一定会肃清小说中带有叙事性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常是写实主义者自以为荣的。而外在的事变、冒险、情节、场面，这一类全属于电影，小说中也应该舍弃。”这样一来小说还会剩下什么？汪曾祺也说过类似的话：“许多原本可以写在小说里的东西老早就有另外的方式代替了去。比如电影，简直老小说里的大部分，而且是最紧要的部分，完全能代劳，而且有声有形，证诸耳目，直接的多。”毫无疑问，在描述场景，叙述情节，尤其是还原生活原初细节方面，电影肯定比小说有优势，这使小说突然面对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到底哪些东西是独属于小说这一体式，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没有的？小说的内涵和外延应该怎样重新界定？它的可能性限度是什么？昆德拉可以说是自新小说派之后最自觉地探索小说可能性限度的作家，并且呈现了小说新的样式。

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写特丽莎从捷克一个小镇第一次去布拉格托马斯家：

她第一次去托马斯的寓所，体内就开始咕咕咕了。这不奇怪：早饭后她除了开车前在站台上啃了一块三明治，至今什么也没吃。她全神贯注于前面的斗胆旅行而忘了吃饭。人们忽视自己的身体，是极容易受其报复的。于是她站在托马斯面前时，便惊恐地听到自己肚子里的叫声。她几乎要哭了。幸好只有十秒钟，托马斯便一把抱住了她，使她忘记了腹部的声音。②

昆德拉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肚子叫的细节呢？他认为：产生特丽莎的情境残酷地揭露出人类的一个基本经验，即心灵与肉体不可调和的两重性。昆德拉是从一两个关键词以及一种基本情境出发去构思小说人物和情节的。写特丽莎的这一章的题目就叫《灵与肉》，“灵”“肉”是代表特丽莎的主题词，也叫“存在编码”。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昆德拉说：“在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我意识到这个或那个人物的编码是由若干个关键词组成的。对于特丽莎，它们是：肉体、灵魂、晕眩、软弱、田园诗、天堂。对于托马斯：轻、重。”③因此这一细节是表达特丽莎的重要情境，即反映灵与肉的主题，同时也反映了昆德拉放逐诗性的基本追求。在小说中他接下来说的进一步深刻地阐述了这一主题：

很久以前，一个人会惊异地听到自己胸内有节奏跳动，但从不去猜测那是什么。他还不能对人这样奇怪、陌生的东西给以辨识确定。那时的人体是一间囚室，囚室里的东西能看，能听，能恐惧，能思索，还能惊异。而人体消失之后所留存的东西，便算是灵魂。当然，今天的人体不再陌生了：我们知道在胸膛里跳动的是心脏；鼻子是伸出体外的排气管，为肺输送氧气；脸呢，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块标记着所有生理过程的仪表板，标记着吃，看，听，呼吸以及思维的情况。自从一个人学会了给人体的各个部位命名，人体就好对付多了。他还得知灵魂不过是大脑中一种活跃的灰色物质。灵与肉两重性的古老命题终于被众多科学术语淹没，我们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过时的浅见陋识而加以嘲笑。但是，假使他的一位恋人来听他腹内的咕咕隆隆，灵肉一体这个科学时代的诗意错觉，便即刻消失。④

可是电影怎么表现肚子咕咕隆隆的声音呢？显然很难表现，于是在电影中便出现了特丽莎打喷嚏的场面。这也是过得去的改编，表达了让特丽莎尴尬的大煞风景的细节，却无法更好地表现昆德拉放逐诗性的初衷，以及小说中延续始终的关于灵肉分离的深刻讨论。灵与肉，性和爱，是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在反复讨论的问题，灵魂在肉体上方默默注视，肉体却服从本体的需要。所以才有托马斯永远的不忠和特丽莎永远的苦痛。这个问题困扰了特丽莎，于是她选择了一次背叛，和一位工程师发生了性关系，这种背叛让她很痛苦，分离的假设在这次背叛中被击打个粉碎。所有这些后面这一主题的延伸都是由小说开始特丽莎肚子咕咕隆隆的声音所引出。透过这个细节的改变，可以说，小说到电影，明显削弱了这一主题。电影根本无法承载那么沉重的抽象的哲学意义。

小说中另一个细节：

他慢慢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却很不习惯。对他来说，她象个孩子，被人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顺水漂来，而他在床榻之岸顺手捞起了她。她既非情人，亦非妻子，她是一个被放在树腊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顺水漂来他的床榻之岸。

他又一次感到特丽莎是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篮里顺水漂来的孩子。他怎么能让这个装着孩子的草篮顺流漂向狂暴汹涌的江涛？如果法老的女儿没有抓任那只载有小摩西逃离波浪的筐子，世上就不会有《旧约全书》，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知的文明。多少古老的神话都始于营救一个弃儿的故事！如果波里布斯没有收养小俄狄浦斯，索福克勒斯也就写不出他最美的悲剧了。

托马斯当时还没认识到，比喻是危脸的，比喻可不能拿来闹着玩。一个比喻就能播下爱的种子。⑤

这一“被人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的细节构成了托马斯的诗性记忆，是小说中无数次被重复的经典细节。然而电影表演起来可就难了，很难设想让饰演特丽莎的法国女明星比诺什坐在一个小草筐中在水面上漂流。即使不沉，也给人一种伪浪漫的感受。于是导演让特丽莎在一个室内游泳池里游泳，水是碧蓝的，一些疗养的病人夫在水面上露出头在下棋，棋盘漂在水面上微微起伏，特丽莎像一条美人鱼一般游过，棋盘上下颠簸，最后掀翻了。穿着泳衣的特丽莎爬上岸，托马斯眼睛也尾随而去。这是典型的好莱坞式的想象，游泳池里的特丽莎完全没有小说中小镇女招待那种卑微感，不是丑小鸭，一开始就是天鹅，就是白雪公主；电影改编也是很有诗意和想象力的，但与小说原初的想象相比就不是一个味道。原小说中草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的意象，没有电影里男人窥视的色情目光，它突出的事特丽莎无助、孤独、可怜，而赋予托马斯的语码则是“怜悯”。“怜悯”当然并不等于爱情，却能诱发爱情。更重要的是，小说这一诗性想象使它与神话、传说世界建立了关联，它的蕴涵要丰富的多。这是小说式的想象，是小说的优势，却是电影难以表现的。正是有了别的参照，才能真正看清楚小说的本体特征，让小说明白什么才是自己的可能性限度。昆德拉小说学的核心就在于此。他试图重新为小说立法，因此他才极度欣赏奥地利小说家布洛赫对小说本质的理解：“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才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⑥

《布拉格之恋》编剧之一让-克洛德·卡里耶从1968年就认识昆德拉，所以能够合理地从语词掩盖下摘出情节来。这个故事编得的确还不算糟糕。我们可以看到《布拉格之恋》这部电影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电影语言的特性,在基本上完整地表现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并剔除了小说中掺杂的大量可以省略的内容（这些内容在小说中并非没有意义）后,使得电影的叙事清晰而流畅,托马斯与特丽莎和萨宾娜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贯穿了影片的开始和结局，而把小说所承载的沉重思考置于镜头之后,让观众自己去玩味。这样,影片把一部哲理小说改写成一个精彩的三角恋爱故事后,反而增强了它的可读性。这种通俗化的改写显然更符合电影观众的审美需要。即在看过原著或对昆德拉作品感兴趣的观众中,电影的视觉冲击会使人们对小说有着一种更感性的体验,而对于一般大众而言,它本身也是一个好看的故事。

很多人批判电影拍没了小说里的深刻意韵，好莱坞欲盖弥彰的痕迹太浓。那些玄妙拗口又才气横溢的词句变成了一个通俗的爱情剧，政治和哲学意义成为虚化的背景。可也有人说喜欢这个通俗爱情故事，沉醉在东欧韵味的音乐里。电影靠什么立身？打动观者或高雅或低俗的心罢了，不管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托马斯与特丽莎，特丽莎与萨宾娜，托马斯与萨宾娜，萨宾娜与弗兰茨，托马斯与无数女人，特丽莎与偶遇的男子……双双对对或者孤孤单单，都挣扎在爱和情欲里。小说中,托马斯游走于性与爱之间,焦灼地思考着人的存在的困境；而到了银幕上,则呈现为丹尼·迪·刘易斯(托马斯的扮演者)那深邃的眼神的丰富性。他冰蓝色几乎透明的眼睛，狡黠着放荡着忧郁着，魅力十足，四处搜寻猎物。有心的观众当然可以透过那双眼睛看到处在历史与人性夹缝中的人的生存的艰难和对生命的迷茫。意识在忠实与背叛，自省与惶惑中游走，轻与重的问题伴随始终。其中有关于时代的困惑，也有超越时代的思索。萨宾娜虽然也需要情感的归宿，却仍然选择了自由和继续背叛。她永远戴着黑色男式礼帽，保持自由和遗世独立。她说：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只是反对媚俗。当一切沉重的思考迷惘得无从着落，就变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同时仍感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而饰演特丽莎的美丽的比诺什，永远像一只乖巧纯真容易受伤的小鹿，哀伤地绝望地爱着托马斯。她说：下次你再去找那些女人，带着我去行吗？我帮你给她们脱衣服。

原著中萨宾娜的帽子、小狗卡列宁、6号门牌也在影片中扮演了她们各自的爱情观的角色，却某种程度上成了突兀的道具，无法传达小说中的含义。帽子被萨宾娜作为的道具,而弗兰克不喜欢她的帽子,萨宾娜离开了他。帽子只成为了萨宾娜和托马斯两人间生活的一个默契。而特丽莎，《安娜.卡列尼娜》作为了一个孤独的道具出现,它自始至终只属于特丽莎的个人生活。帽子与《安娜.卡列尼娜》的轻与重，同样也代表了萨宾娜和特丽莎的轻与重。特丽莎的重让托马斯无法承受，萨宾娜的轻同样不能让托马斯承受。这些意义都是属于小说而在电影中被遮蔽的。

可见任何体裁都有自己无法逾越的作为媒体的边界。小说不可能逾越语言文字的媒介，而电影也无法逾越摄像机镜头的视域等等。电影是有画框的，有画框就意味着有边缘，有临界线，有画框外的东西。当然，就目前而言文学与电影两种媒介远远没有穷尽其各自的可能性限度，它们留待探索的空间还很大，这也是为什么先锋小说和实验电影不断给大家惊喜的原因。

2：各自的媒介：文字/镜头，深度/表面？

电影与文学作为不同的媒介有各自独特的表达方式。电影叙事研究与文学叙事学产生于确立的年代大概相同。当代电影理论的创造者、罗兰.巴特的学生克.麦茨在电影符号学的确立过程中，在电影与语言中建立了一种强突破式的类比。在其著名论文《电影：语言还是语言系统》中已发现，在电影与语言系统类比中，叙事是其最重要的或者唯一的契合与联结点。“不是由于电影是一种语言他才讲述了如此美妙的故事，而是由于电影讲述了如此美妙的故事他才成了一种语言。”尽管电影与叙事结合只是一次偶然，只是一个经营天才的奇思妙想而已，但这一偶然却造就本世纪最伟大的遭遇之一。用另一位电影大师帕索里尼的说法便是，一位电影艺术家并不如一位文学家那样具有一部语言/形象词典。电影语言中没有抽象词。（尽管在他看来，电影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诗”的语言。）“电影更接近于诗，而不是散文。”“一部电影首先是一种风格，其次才是一种语法。”⑦

克.麦茨进而在第二代电影符号学的研究中指出，电影的确切性质以及它作为一种权力话语的效力之秘密在于，他抹去了话语陈述的一切标记，并伪装成一种故事形式。换言之，经典电影叙事的基本特征是以“呈现”而不是“讲述”隐藏起叙事行为与符码痕迹。经典电影和布满情节与主人公的十九世纪小说一样，前者以符号学方式模仿后者，在历史上成为后者的延伸，并在社会学上取代了后者。只是说电影的真正“文本”是画面，电影中的情节/历史故事似乎只有为影院的观众所目击时才真正发生并存在。

也可以说，以文字形态存在的小说一开始就是定义为一种深度叙事。从接受论角度来说，读者是通过对文本的反复研读、反复思考从而达到深度阅读。影像与文字相比,因其视觉的直观性和阅读的综合性和迅捷,不适宜进行大段议论和过于深度的主题挖掘。镜头语言以“呈现”为主，一般擅长表现的是动作化了的形象,通常观众不可能像读小说那样通，隐藏在电影镜头后面的那些“意义”是由具备一定文化背景的电影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对电影镜头画面即时解码而获得的。

在《布拉格之恋》中，影像同样淡化了小说中哲理性的思索而强化了视觉的感性审美。象小说开头那样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式的大段有关历史的议论在银幕上是无法表现的。因为无论是关于希特勒、法国大革命的表述还是关于非洲部族战争的说法,所表达的都是一种作者个人对于历史的思考。在影片的高潮段落,即特丽莎与萨宾娜互拍裸照的那一段落里,电影运用了各种视听手段浓墨重彩地加以渲染。在这一场景中光线透过窗帘散落在屋子里,柔和而温馨,两个女人在镜头前以一种唯美的方式向观众展示自己的裸体。当萨宾娜展示自己的裸体给特丽莎看时,她半转过的脸上写满了对世事的洞悉与明澈;而轮到萨宾娜为特丽莎拍照时,特丽莎则害羞地东躲西藏。两个女人、两种性格、两样的人生在镜头里显露无余。电影以两人互相拍照来造成一种封闭的场景意义,而观众则躲在黑暗中安全地满足着自己的窥淫欲。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特丽莎和丽娜·奥林饰演的萨宾娜的激情演绎当然会成为全片的视觉高潮,而沉浸在电影华丽影像里的观众因暂时缺失了主体意识的理性评判,也会一起“媚俗”地随着影片的叙事引导而达到观赏的心理。然而对比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影片的这一商业化改写、遮蔽了对原著的深度阅读。在小说中,这一段是这样描写的：

这部照相机既是特丽莎观察托马斯的情人的机器眼,又是遮掩自己的面孔的一块面纱。萨宾娜花了点时间才把自己的浴衣完全脱掉,这时才发现她所处的境地比自己预计的要尴尬多。又花了几分钟摆弄姿态,她向特丽莎走去,说:“现在该我给你拍了。脱!”

萨宾娜多次从托马斯那里听到命令:“脱!”这已深深刻记在她的记忆里。现在,托马斯的情人对托马斯的妻子发出了托马斯的命令,两个女人被这同一个有魔力的字连在一起了。“她用来遮脸和对准萨宾娜的武器是给缴了。她完全是在接受托马斯情人的怜悯。这个美丽的征服使她陶醉。”⑧昆德拉关注的焦点显然不在小说发展的情节性上,而是借题发挥,大段阐述他对于此事的思考,即包含着一种反对“媚俗”的哲理意味。小说中的这寥寥几笔虽看似平淡,但结合上下文语境,其含义颇为丰富。“我想,萨宾娜也被这奇特的场景迷住了:她情人的妻子竟奇异地依顺而胆怯,站在她面前。不过按了两三次快门以后她几乎被自己的迷醉吓住,为了驱散它,便高声大笑起来。”⑨这样的句子与其说是在叙述,不如说是一种借叙述的语句表达作者自己对人生的奇妙的感悟。描写这一场景时,真正的叙述话语只用了寥寥几笔,但到了电影里则成了全方位的详细展示，那些美艳、妩媚的形象其实也造成了视觉审美的“媚俗”。

法国新小说杰出代表罗伯—格里耶其对小说的革新在于想打破传统小说的这一“深度传奇”，为小说重新立法。他认为传统小说以及文学就是建立在关于深度的古老神话的基础上，而且“仅仅以此为基础”。但他根本不相信世界有一种深度，这种深度实质上是小说中统治一切的“人本主义”，是人一厢情愿地为世界附加各种意义和解释。必须抛弃关于深度的古老神话，抛弃关于“内在性、人的本体论”之类的概念，应该用条件的观念代替本性的观念。从这一立场出发，罗伯-格里耶在写作手法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以往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中心人物不见了，作品从头至尾是对景物的冷静、细致、反复以至繁琐的描写。作者通过笔下人物冷静客观地观察，不加任何评价、不带丝毫感情色彩地将这些感受传达给读者，引导读者自己去联想，去发挥。小说的情节降到了极其次要的地位。而且作者故意打乱时空顺序，使故事情节愈发变得模糊不清。小说的陈述方式往往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故罗伯—格里耶开创的是一种无厚度的小说风格，创作的是表层的文本，是一种“表面小说”。这也是罗伯—格里耶所设想的未来的小说。“表面小说”决定了他的语言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尽量保持一种冷漠的笔调，正如他所声称的那样，摒弃任何“人格化”的描写，特别着意清除“以人为中心的比喻”。“表明视觉的和描写性的词——限于度量、定位、限制、明确——为未来小说指出了一个艰巨然而可靠的方向。”其代表作《嫉妒》的语言就是这种度量的语言，而它的“视觉性”也具有了还原存在与物的本来面目的某种本体意义。明暗、色彩、位置、距离等视觉艺术概念，在他的笔下以细而又细的描写体现出来，有时甚至到了不厌其烦的极致。

瓦解叙事，断绝了叙事性吸引力，喜欢场景胜于故事，喜欢场面胜于叙事发展，同时喜欢片断，使叙述的连续性受到人为的分割。故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是一种抵制叙事秩序的文本，瓦解叙事秩序的同时瓦解了事物的可理解性和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伯—格里耶及其推荐电影，认为电影有一种呈视性，表现的是动作和物本身，是运动，是外形，在其中，形象恢复了现实性。所以罗伯—格里耶自己就参与了电影的编导工作，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于1961年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并由著名导演阿兰·莱斯尼摄制成影片，在第22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剧本描写了一个少妇在某地休养，与一陌生男子相遇，男子坚持说他俩曾经相识，并约定今年在此相见，最后女方确认此事。作品中现实生活客观的确切性也完全消失，整个事件呈现出出了不可理解的性质。此外，他自编自导的影片《不朽的女人》（1963）曾获得路克电影奖，这部电影与《去年在马里昂巴》类似，也是一个男人在异国情调的旅游地遭遇一个神秘莫测的女人，场景以静止为主，人物表情冷漠、反应迟缓，对话如同平静的梦呓，依旧营造出一种真实与幻境难分难解的情境。《不朽的女人》中有一些暧昧的色情场景，这也是构成典型的罗伯－格里耶式的乌托邦的一个要素，欲望缓慢浮动，如同悠长的河流，其实却已经很淡了。他重要的电影小说尚有《跨跃欧洲的快车》、《伊甸园及其以后》等等。

从放弃深度到追求表面的这一探索历程，我们可以说罗伯－格里耶从事电影几乎是必然的事，他那种不加评论精确描写物质世界、注重视觉效果的风格用电影来表现可能比用小说来表现更为合适。他对小说深度的瓦解、对事物原本地呈现、对视觉世界的追求最后还是把它导向了电影。文字与镜头，终究跨不过这一条“鸿沟”，却不是简单的深度与表面的划分。同样对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布拉格之恋》，小说与电影的确各有所长，但并非像一些人所定义的那样，藉着文本与镜头，完成的是各自深度与表面的神话。

3：形式的颠覆：复调结构的碎片化

昆德拉小说的结构既具有自身独有的特点,又与作品的整体风格融为一体。他在继承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并亲自运用于实践。小说以托马斯和特丽莎的爱情为主线,又辅以其它多条线索,如萨宾娜的线索、特丽莎与弗兰茨爱情的线索、托马斯儿子追寻父亲足迹的线索,几条线索或平行或相交,错综复杂,形成一种昆德拉式“复调结构”,并以这种结构表达他对人生、对世界的独特感悟。而且,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托马斯、特丽莎、萨宾娜等都超越了作者自身的思维设定,成为一个个具有主体意识的个体,这些个体与昆德拉一起交流、对话,架构起小说的主要情节。这样的写作方式具有较强的开放性,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空间,也造成了对它的多种读解的可能性。

影片《布拉格之恋》却不是一部纯粹的先锋性质的艺术电影。这部影片不仅从思想上抹平了原著的深沉度,也从形式上颠覆了昆德拉的“复调”结构,它采用了好莱坞商业电影的经典叙事模式,把原小说复杂的多线索结构、多声部复合叙述改写为清晰的单线性结构,而且把原小说那种开放性、对话式表述,改写为单线性展开、指向明确的全知叙述。即影片《布拉格之恋》在想象观众已经阅读了小说的基础上,抽取了托马斯、特丽莎、萨宾娜这三个主要人物加以强化、突出,把三人的关系简化为三角恋关系。人物关系的简化更使得故事的戏剧性效果增强了,原先在小说中断开的各段叙事情节被整合在三角恋的框架下,矛盾冲突显得更为集中,故事也更加紧凑。观众则犹如观看一部带有解构性特征又不乏幽默感的好莱坞爱情片,在碎片式地回望那段令人痛苦的历史和轻松而惬意的视觉审美中发人深省。托马斯与特丽莎的相识相恋,在小说里散布在第一章的好几处,并且顺序还显得有点杂乱,而影片则在十几分钟内就把这些连缀成段,并清楚地演绎出来。当然,伴随着这种清楚表达的是对小说中关于托马斯与特丽莎奇妙相识的大段议论的省略。观众不必在那些晦涩、多义的文字中自己整理这些线索的来龙去脉,也省却了许多思考的麻烦和思索的意味性,而只是静静地欣赏一个有魅力的男医生与一个清纯美丽的乡村少女浪漫邂逅的故事。而且影片中已不存在小说中具有主体意识的个体,特丽莎是男主角托马斯的妻子,萨宾娜则是托马斯的情人。影片打断了她们自身的逻辑发展,将她们拉入影片所预设的三角恋情节结构中。她们不再是引起观众深思的因素,而沦为向观众/镜头展示的“被看者”。这样,两位女主角在影片中也或多或少地被碎片化了,为满足“被看”而形成的“碎片”。

情节框架,既成为电影观众了解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基本情节的一座桥梁,也成为对原著阅读的一种解构和重建。诚然，电影对故事人物的单线性处理颠覆了原小说中人物各自的性格完整性，也破坏了小说情节的完整性，呈现出后现代语境中所必然产生的碎片化特征。在影片中,人物、事件都是围绕着故事的中心线索而存在,于是不可避免地给人以断裂感。不过,这种断裂感似乎更适合当代人的读解方式和跳跃性思维。在影片中，有一段关于苏联入侵捷克的描写,特丽莎在大街上拍摄照片,亲眼目睹了苏军在布拉格街头镇压捷克人民的暴行,其中还插入了一段当年的纪录片,使用了捷克导演詹·尼梅克的资料镜头，就是苏军坦克（1968年8月20日和21日）入城那段，著名的"布拉格之春"，更显出其真实性。或许从小说家的立场看这一段落似乎游离了整个情节的发展线索,并且和前后段落的联系也不是很强；但站在电影叙事的角度来分析，既可以看作是影片忠实于小说原著的表现，也可以认为是电影改编者对昆德拉小说带有的政治倾向的理解。在小说中,政治事件是和人物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成为人物生存的现实处境和性格发展的时代背景。而在影片中,我们看不到政治和主人公命运际遇和性格发展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托马斯和特丽莎只是经历了这场政治风波,但无论他们是去日内瓦还是回布拉格,日子仍将如此地过下去,“政治”在影片叙述中也成为一个个断裂的碎片,过眼即逝。原本该很沉重的政治讨论,在电影中因为意义的消解而成了“漂浮不定的碎片”,于是影片本身成了一连串的流动的事件,从而呈现出某种后现代式的零散化。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叙事节奏方面，小说中昆德拉把音乐的韵律节奏巧妙运用于小说，轻重、快慢、缓急的叙述运动对于形成小说叙述风格、突现主题、营造气氛等有重要作用。不同的叙事速度的选择既反映感情气氛的变化,也是昆德拉小说理念的贯穿。小说第六章《伟大的进军》节奏是最强的,速度是极快的,反映粗暴的厚颜无耻的气氛,因为它充斥着很多的事件,描绘出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给人一种压抑紧迫感,而这些事件又被一个永恒的疑问———什么是媚俗联系在一起,“弗兰克因媚俗而垢死与萨宾娜反叛媚俗的苦生是悲观的昆德拉向我们展示的个人在世界中存在的两种不乐观的可能性。”第七章《卡列宁的微笑》节奏是极轻和的柔板,很少的事件,反映的是平静、伤感的气氛,大篇幅围绕卡列宁的死展开,两个主要人物最终退出了喧嚣的世界。“对他们来说,乡村生活是他们唯一的逃脱之地。”当他们意识到人类的溃裂,卡列宁就成为将他们连接起来唯一的线,而卡列宁的死意味着这仅有的联系也被切断,于是在飞越时间的虚空时,他们将无所攀依和无所慰藉。

那么在电影中，这些又是通过什么表现的呢？为了配合故事的发展，整个故事发生在三个环境下：布拉格,日内瓦和一个宁静的村庄。三个环境的三种色调营造了三种不同的气氛。布拉格阴暗紧张加上时常压抑的气氛,给托马斯和特丽莎的爱情带来了一些慌张感,特丽莎的梦,也更加加深了这种慌张感.在苏军入侵布拉格之后的一段描写反抗人民的片段中,托马斯和特丽莎奔走在人群中间,带来的是另一种抑郁感。在布拉格,一切都很压抑.而阳光灿烂的日内瓦又是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特丽莎以为找到了自己的爱情,然而在她和沙宾娜的接触以后,失落感又重新回到了特丽莎的身上。日内瓦不是特丽莎的世界,在这里她找不到她想要的托马斯。而特丽莎最终找到她的生活,是在一个宁静的村庄里。三个环境的变幻虽然说有些突然或者说突兀，但是他们的爱情也确实如此。

4：文学名著在后影像时代的生存

作为电影基本单位的镜头语言常常具有丰富的表意性。我们在《布拉格之恋》一片中看到的影像已抛弃了小说中文字的丰富的所指外延,成为单一能指的全知镜头,掩盖了小说中的深度历史感,成为单纯意义上的商业秀。况且这种商业秀在当今时代有一种小说所不具有的优势,那就是对众多文化程度不高的观众的眼球的吸引。影像是一种以视听为主要手段的表达,它更接近常人对世界的感知,而感性体验在人心中所产生的冲击力往往远超过理性的说教,尽管它是一种经典,一种极耐人寻味的哲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虽不是长篇,但也有好几万字,而且在昆德拉的文字中又有许多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要想通读下来必得有一定的耐心。特别是小说中那些旁征博引的阐发更易令世俗的芸芸众生望而生畏。如是,以电影的方式阅读名著,无疑是一种当然的选择。小说通过被改编为电影,获得了远比文字多得多的接受群。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误读,但拥有众多的观众对任何电影来说都特别重要,因为那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同时,电影以其审美化了的人物形象及其对演示的合于当代受众的世俗化包装,在观众的心里烙下深深的印记。一部让人读得昏昏欲睡的小说搬上银幕后,可能会使观众久久不能忘怀,在不知不觉的媚俗中反思媚俗的含义,反思不能承受之轻的人生的虚无———一个存在主义者的永恒的困惑。

我们可以说，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经过电影《布拉格之恋》的改编后,成为另具魅力的文本形式,通过光、影、声、画等手段体现了一种视觉审美,同时,多重“能指”的影像展示既满足了电影的可看性,也拓宽了画面的想象空间。文学名著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是一个影像消解文字意义的过程,也是一个影像在文字之外重新建构意义的过程。文字作为一种语言代码,在表述时要凭借人的抽象思维来作理性判断。象《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小说,更是作者对人生、对爱情的一种深度阐释。影像把小说形象化、生动化了,使抽象的符号化了的人物、事件被具体生动地表演出来,这种具体化形象化也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流失了原著的哲理意味,或者削平了原著的深度,不过它也可能从削平了的影像和叙事中转现出对原著的新的读解。所以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不仅仅是简单的由文字到影像的载体转换,在这一转换中发生了意义指向上的质变。影片《布拉格之恋》或许没有完全演绎出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要传达的关于人性之困惑的思考,但是影片同样也传达了导演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体悟,而且它的直接性给人的视觉和心理的冲击更大,它为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了一种对生命更为感性的体验,应该说成功的电影改编会起到升华原作的审美功效。在当下的后工业社会中,艺术品越来越由个人生命感悟的结晶转而变成为大众消费而拼贴、互文的文本。一方面,来自底层的大众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文化消费者的行列中来,拉动消费文化向平面化、商业化方向靠拢。另一方面,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产业,商业原则、顾客至上成为文化生产的法则。于是不可避免地,我们进入了一个后影像阅读时代。工作的快节奏、生活的压力迫使人们没有时间、精力去思考一些沉重的问题,消费口味越来越趋向于接受一种简单的普适性的快餐文化。于是文学名著在当代遭遇到了阅读危机,悉心研读大部头小说的读者已越来越少。但是,现代传媒的发达又使得名著的传播更为快捷,常常会出现一些名著早已声名远播,却鲜有人读过的怪事。最有代表性的还是罗伯—格里耶。他坦言：“我主要是由于我的名声才出名。这种现象越来越常见了。所以往往有人走近我，吃惊地小声问道：‘您就是阿兰·罗伯—格里耶？’我说：是的。接着我问道：您读过我的书？他们都用一种害怕的声调说‘没有’，然后又低声说：‘不过见到您我是多么高兴。’人们都是这个样子。”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文学名著与电影的结合就变得十分自然了。名著改编成电影,一方面使经典作品更加大众化、商业化,另一方面又使原本应反复咀嚼的文字、意义和思想变成一种满足快感的视觉享受,再由这种视觉快感来冲击心理审美,提升对作品的理解。其结果是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可以从中获得启迪,大众也可以从中得到最直接的体验。

在《读书》杂志访问罗伯—格里耶时，记者说：“不可否认，您的影片对于扩大您的作品的影响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这位作家说：“电影面对的是另一批观众。它使您引人注目，这是一个吸引闲人的地方。普通的观众常常觉得我的影片不可理解，但是还要来看，因为性挑逗虽然在我的全部小说里都有，但是在影片里要明显得多了，这就提高了上座率。不过这些影片也使我付出了失去诺贝尔文学奖的代价。1985年，我获奖的形势很有利，当时瑞典的影片资料馆安排了一场我的影片回顾展，引起了当地新闻界的愤怒，他们起来反对法国的色情影片。于是克洛德·西蒙获得了诺贝尔奖。当然这也是一种极好的选择，我对此感到高兴。”这个戏谑的回答其实反映了严肃的意义。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雅艺术和俗艺术，严肃的与商业的，这些泾渭分明的尺度划分在人心中其实一直根深蒂固。可是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个商业社会，其特有的游戏规则无处不在。在被问到“您是否逃避大众传播媒介”时，罗伯—格里耶肯定地说：“不，我不时在电视上露面。我不是一个野人。我对画家、电影工作者和作家们的阶层很有好感。我非常主张‘全世界作家们，联合起来’。我要再次表明，我认为存在着多种文学，而不是只有一种唯一优秀的文学。”我觉得他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多种艺术形式共存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在后影像阅读时代,如何去重新找回作品的义理深度。虽然影像有着不同于文字的写作特点,但是在电影中思想不应是被弱化的对象,更不能被完全稀释了。相反,电影应该凭借它独特的视听语言那扣人心弦的魅力,使作品的主题得以更广泛的开启。影像也完全可以在把深邃的哲理思考传达给普通大众时,起到中介和提升的作用,成为普通观众阅读文学名著的有益补充,而不仅仅满足于讲述一个个世俗的爱情故事,简言之,电影理当成为有利于人们思考人生、体察社会的另一种更诱人的艺术样式。

作者签名：中文提要

时下，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已屡见不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人的阅读心理由文字向图像的转变。但这种接受转换有时会产生一种歧义性阅读，特别是影像消解了原著中思想的沉重和所谓“哲理性”。从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到电影《布拉格之恋》,通过对小说与影片的对比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电影在情节上忠实于小说原著,也对小说进行了适合于电影的改写,但是电影以其华美的视觉冲击、曲折的影像叙述、诱人的展示,在撇开小说中那种哲理性的议论和阐述的同时,反而完成了电影所能揭示的别的东西。

外文提要

TheadaptationfromliteraturemasterpieceintomovieandTVworkshasbeenacommonculturephenomenoninthesedays.Bythecomparisonofthenovelandthemovie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theessaypointsoutthattheadaptationactuallydeconstructstheprogenitor,butitgivesspectatorsthespecialexperiencethroughscreenasanothermethodofreadingliteraturemasterpiece.

关键词:

文字影像深度复调后影像阅读时代

时下，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已屡见不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人的阅读心理由文字向图像的转变。但这种接受转换有时会产生一种歧义性阅读，特别是影像消解了原著中思想的沉重和所谓“哲理性”。从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到电影《布拉格之恋》,两种不同文本的先后出现，似乎也暗示了现代主义式的拷问有意无意地化为了后现代主义式的轻舞飞扬的碎片。换言之,电影从文本和形式上颠覆了小说原有的结构,也颠覆了读解作品的习惯性思路。或许,这仅仅是《布拉格之恋》独有的特征,但它却开创了当下阅读的新样式，即从文字走向影像的过程,恰恰是从传统或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语境的一种途径和新的读解方式。然而,通过对小说与影片的对比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电影在情节上忠实于小说原著,也对小说进行了适合于电影的改写,但是电影以其华美的视觉冲击、曲折的影像叙述、诱人的展示,在撇开小说中那种哲理性的议论和阐述的同时,反而完成了电影所能揭示的别的东西。

1：小说与电影的可能性限度

20世纪是一个不断突破以往小说定义的时代，也就是一个需要不断为小说重新下定义、重新为小说立法的时代。小说传统定义被不断被突破的结果是人们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小说了，从而为小说提供了空前的可能性。小说可能是回忆（普鲁斯特），可能是对深层心理的表达（乔伊斯与意识流），可能是呈现荒诞与变形的存在（卡夫卡与存在主义），也可能是物化的世界（罗伯-格里耶与新小说），或魔幻化的现实（拉美魔幻现实主义）。20世纪的小说成了一种与美术、电影一样最具先锋性和革命性的形式，也是一种最具可能性的形式。从世界范围来看小说有史以来面临的一次最大的挑战和冲击是来自外部的，那就是电影的发明。20世纪是影音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时代。“法国小说家纪德就认为，西方绘画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追求写实与逼真，讲究焦点与透视。但照相技术的发明使画家的信条一下子就垮掉了，因为单就逼真性而言相片肯定比绘画真实。于是，绘画就开始变形，从印象派、抽象派、象征主义、达达主义，绘画迎来了一个变形的时代。”①同样对于小说，巴尔扎克时代的小说是集大成的体裁，号称百科全书，但纪德发现，随着电影和留声机的问世，小说剩下的地盘越来越小，他在小说《伪币制造者》中指出：“无疑留声机将来一定会肃清小说中带有叙事性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常是写实主义者自以为荣的。而外在的事变、冒险、情节、场面，这一类全属于电影，小说中也应该舍弃。”这样一来小说还会剩下什么？汪曾祺也说过类似的话：“许多原本可以写在小说里的东西老早就有另外的方式代替了去。比如电影，简直老小说里的大部分，而且是最紧要的部分，完全能代劳，而且有声有形，证诸耳目，直接的多。”毫无疑问，在描述场景，叙述情节，尤其是还原生活原初细节方面，电影肯定比小说有优势，这使小说突然面对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到底哪些东西是独属于小说这一体式，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没有的？小说的内涵和外延应该怎样重新界定？它的可能性限度是什么？昆德拉可以说是自新小说派之后最自觉地探索小说可能性限度的作家，并且呈现了小说新的样式。

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写特丽莎从捷克一个小镇第一次去布拉格托马斯家：

她第一次去托马斯的寓所，体内就开始咕咕咕了。这不奇怪：早饭后她除了开车前在站台上啃了一块三明治，至今什么也没吃。她全神贯注于前面的斗胆旅行而忘了吃饭。人们忽视自己的身体，是极容易受其报复的。于是她站在托马斯面前时，便惊恐地听到自己肚子里的叫声。她几乎要哭了。幸好只有十秒钟，托马斯便一把抱住了她，使她忘记了腹部的声音。②

昆德拉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肚子叫的细节呢？他认为：产生特丽莎的情境残酷地揭露出人类的一个基本经验，即心灵与肉体不可调和的两重性。昆德拉是从一两个关键词以及一种基本情境出发去构思小说人物和情节的。写特丽莎的这一章的题目就叫《灵与肉》，“灵”“肉”是代表特丽莎的主题词，也叫“存在编码”。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昆德拉说：“在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我意识到这个或那个人物的编码是由若干个关键词组成的。对于特丽莎，它们是：肉体、灵魂、晕眩、软弱、田园诗、天堂。对于托马斯：轻、重。”③因此这一细节是表达特丽莎的重要情境，即反映灵与肉的主题，同时也反映了昆德拉放逐诗性的基本追求。在小说中他接下来说的进一步深刻地阐述了这一主题：

很久以前，一个人会惊异地听到自己胸内有节奏跳动，但从不去猜测那是什么。他还不能对人这样奇怪、陌生的东西给以辨识确定。那时的人体是一间囚室，囚室里的东西能看，能听，能恐惧，能思索，还能惊异。而人体消失之后所留存的东西，便算是灵魂。当然，今天的人体不再陌生了：我们知道在胸膛里跳动的是心脏；鼻子是伸出体外的排气管，为肺输送氧气；脸呢，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块标记着所有生理过程的仪表板，标记着吃，看，听，呼吸以及思维的情况。自从一个人学会了给人体的各个部位命名，人体就好对付多了。他还得知灵魂不过是大脑中一种活跃的灰色物质。灵与肉两重性的古老命题终于被众多科学术语淹没，我们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过时的浅见陋识而加以嘲笑。但是，假使他的一位恋人来听他腹内的咕咕隆隆，灵肉一体这个科学时代的诗意错觉，便即刻消失。④

可是电影怎么表现肚子咕咕隆隆的声音呢？显然很难表现，于是在电影中便出现了特丽莎打喷嚏的场面。这也是过得去的改编，表达了让特丽莎尴尬的大煞风景的细节，却无法更好地表现昆德拉放逐诗性的初衷，以及小说中延续始终的关于灵肉分离的深刻讨论。灵与肉，性和爱，是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在反复讨论的问题，灵魂在肉体上方默默注视，肉体却服从本体的需要。所以才有托马斯永远的不忠和特丽莎永远的苦痛。这个问题困扰了特丽莎，于是她选择了一次背叛，和一位工程师发生了性关系，这种背叛让她很痛苦，分离的假设在这次背叛中被击打个粉碎。所有这些后面这一主题的延伸都是由小说开始特丽莎肚子咕咕隆隆的声音所引出。透过这个细节的改变，可以说，小说到电影，明显削弱了这一主题。电影根本无法承载那么沉重的抽象的哲学意义。

小说中另一个细节：

他慢慢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却很不习惯。对他来说，她象个孩子，被人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顺水漂来，而他在床榻之岸顺手捞起了她。她既非情人，亦非妻子，她是一个被放在树腊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顺水漂来他的床榻之岸。

他又一次感到特丽莎是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篮里顺水漂来的孩子。他怎么能让这个装着孩子的草篮顺流漂向狂暴汹涌的江涛？如果法老的女儿没有抓任那只载有小摩西逃离波浪的筐子，世上就不会有《旧约全书》，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知的文明。多少古老的神话都始于营救一个弃儿的故事！如果波里布斯没有收养小俄狄浦斯，索福克勒斯也就写不出他最美的悲剧了。

托马斯当时还没认识到，比喻是危脸的，比喻可不能拿来闹着玩。一个比喻就能播下爱的种子。⑤

这一“被人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的细节构成了托马斯的诗性记忆，是小说中无数次被重复的经典细节。然而电影表演起来可就难了，很难设想让饰演特丽莎的法国女明星比诺什坐在一个小草筐中在水面上漂流。即使不沉，也给人一种伪浪漫的感受。于是导演让特丽莎在一个室内游泳池里游泳，水是碧蓝的，一些疗养的病人夫在水面上露出头在下棋，棋盘漂在水面上微微起伏，特丽莎像一条美人鱼一般游过，棋盘上下颠簸，最后掀翻了。穿着泳衣的特丽莎爬上岸，托马斯眼睛也尾随而去。这是典型的好莱坞式的想象，游泳池里的特丽莎完全没有小说中小镇女招待那种卑微感，不是丑小鸭，一开始就是天鹅，就是白雪公主；电影改编也是很有诗意和想象力的，但与小说原初的想象相比就不是一个味道。原小说中草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的意象，没有电影里男人窥视的色情目光，它突出的事特丽莎无助、孤独、可怜，而赋予托马斯的语码则是“怜悯”。“怜悯”当然并不等于爱情，却能诱发爱情。更重要的是，小说这一诗性想象使它与神话、传说世界建立了关联，它的蕴涵要丰富的多。这是小说式的想象，是小说的优势，却是电影难以表现的。正是有了别的参照，才能真正看清楚小说的本体特征，让小说明白什么才是自己的可能性限度。昆德拉小说学的核心就在于此。他试图重新为小说立法，因此他才极度欣赏奥地利小说家布洛赫对小说本质的理解：“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才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⑥

《布拉格之恋》编剧之一让-克洛德·卡里耶从1968年就认识昆德拉，所以能够合理地从语词掩盖下摘出情节来。这个故事编得的确还不算糟糕。我们可以看到《布拉格之恋》这部电影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电影语言的特性,在基本上完整地表现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并剔除了小说中掺杂的大量可以省略的内容（这些内容在小说中并非没有意义）后,使得电影的叙事清晰而流畅,托马斯与特丽莎和萨宾娜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贯穿了影片的开始和结局，而把小说所承载的沉重思考置于镜头之后,让观众自己去玩味。这样,影片把一部哲理小说改写成一个精彩的三角恋爱故事后,反而增强了它的可读性。这种通俗化的改写显然更符合电影观众的审美需要。即在看过原著或对昆德拉作品感兴趣的观众中,电影的视觉冲击会使人们对小说有着一种更感性的体验,而对于一般大众而言,它本身也是一个好看的故事。

很多人批判电影拍没了小说里的深刻意韵，好莱坞欲盖弥彰的痕迹太浓。那些玄妙拗口又才气横溢的词句变成了一个通俗的爱情剧，政治和哲学意义成为虚化的背景。可也有人说喜欢这个通俗爱情故事，沉醉在东欧韵味的音乐里。电影靠什么立身？打动观者或高雅或低俗的心罢了，不管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托马斯与特丽莎，特丽莎与萨宾娜，托马斯与萨宾娜，萨宾娜与弗兰茨，托马斯与无数女人，特丽莎与偶遇的男子……双双对对或者孤孤单单，都挣扎在爱和情欲里。小说中,托马斯游走于性与爱之间,焦灼地思考着人的存在的困境；而到了银幕上,则呈现为丹尼·迪·刘易斯(托马斯的扮演者)那深邃的眼神的丰富性。他冰蓝色几乎透明的眼睛，狡黠着放荡着忧郁着，魅力十足，四处搜寻猎物。有心的观众当然可以透过那双眼睛看到处在历史与人性夹缝中的人的生存的艰难和对生命的迷茫。意识在忠实与背叛，自省与惶惑中游走，轻与重的问题伴随始终。其中有关于时代的困惑，也有超越时代的思索。萨宾娜虽然也需要情感的归宿，却仍然选择了自由和继续背叛。她永远戴着黑色男式礼帽，保持自由和遗世独立。她说：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只是反对媚俗。当一切沉重的思考迷惘得无从着落，就变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同时仍感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而饰演特丽莎的美丽的比诺什，永远像一只乖巧纯真容易受伤的小鹿，哀伤地绝望地爱着托马斯。她说：下次你再去找那些女人，带着我去行吗？我帮你给她们脱衣服。

原著中萨宾娜的帽子、小狗卡列宁、6号门牌也在影片中扮演了她们各自的爱情观的角色，却某种程度上成了突兀的道具，无法传达小说中的含义。帽子被萨宾娜作为的道具,而弗兰克不喜欢她的帽子,萨宾娜离开了他。帽子只成为了萨宾娜和托马斯两人间生活的一个默契。而特丽莎，《安娜.卡列尼娜》作为了一个孤独的道具出现,它自始至终只属于特丽莎的个人生活。帽子与《安娜.卡列尼娜》的轻与重，同样也代表了萨宾娜和特丽莎的轻与重。特丽莎的重让托马斯无法承受，萨宾娜的轻同样不能让托马斯承受。这些意义都是属于小说而在电影中被遮蔽的。

可见任何体裁都有自己无法逾越的作为媒体的边界。小说不可能逾越语言文字的媒介，而电影也无法逾越摄像机镜头的视域等等。电影是有画框的，有画框就意味着有边缘，有临界线，有画框外的东西。当然，就目前而言文学与电影两种媒介远远没有穷尽其各自的可能性限度，它们留待探索的空间还很大，这也是为什么先锋小说和实验电影不断给大家惊喜的原因。

2：各自的媒介：文字/镜头，深度/表面？

电影与文学作为不同的媒介有各自独特的表达方式。电影叙事研究与文学叙事学产生于确立的年代大概相同。当代电影理论的创造者、罗兰.巴特的学生克.麦茨在电影符号学的确立过程中，在电影与语言中建立了一种强突破式的类比。在其著名论文《电影：语言还是语言系统》中已发现，在电影与语言系统类比中，叙事是其最重要的或者唯一的契合与联结点。“不是由于电影是一种语言他才讲述了如此美妙的故事，而是由于电影讲述了如此美妙的故事他才成了一种语言。”尽管电影与叙事结合只是一次偶然，只是一个经营天才的奇思妙想而已，但这一偶然却造就本世纪最伟大的遭遇之一。用另一位电影大师帕索里尼的说法便是，一位电影艺术家并不如一位文学家那样具有一部语言/形象词典。电影语言中没有抽象词。（尽管在他看来，电影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诗”的语言。）“电影更接近于诗，而不是散文。”“一部电影首先是一种风格，其次才是一种语法。”⑦

克.麦茨进而在第二代电影符号学的研究中指出，电影的确切性质以及它作为一种权力话语的效力之秘密在于，他抹去了话语陈述的一切标记，并伪装成一种故事形式。换言之，经典电影叙事的基本特征是以“呈现”而不是“讲述”隐藏起叙事行为与符码痕迹。经典电影和布满情节与主人公的十九世纪小说一样，前者以符号学方式模仿后者，在历史上成为后者的延伸，并在社会学上取代了后者。只是说电影的真正“文本”是画面，电影中的情节/历史故事似乎只有为影院的观众所目击时才真正发生并存在。

也可以说，以文字形态存在的小说一开始就是定义为一种深度叙事。从接受论角度来说，读者是通过对文本的反复研读、反复思考从而达到深度阅读。影像与文字相比,因其视觉的直观性和阅读的综合性和迅捷,不适宜进行大段议论和过于深度的主题挖掘。镜头语言以“呈现”为主，一般擅长表现的是动作化了的形象,通常观众不可能像读小说那样通，隐藏在电影镜头后面的那些“意义”是由具备一定文化背景的电影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对电影镜头画面即时解码而获得的。

在《布拉格之恋》中，影像同样淡化了小说中哲理性的思索而强化了视觉的感性审美。象小说开头那样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式的大段有关历史的议论在银幕上是无法表现的。因为无论是关于希特勒、法国大革命的表述还是关于非洲部族战争的说法,所表达的都是一种作者个人对于历史的思考。在影片的高潮段落,即特丽莎与萨宾娜互拍裸照的那一段落里,电影运用了各种视听手段浓墨重彩地加以渲染。在这一场景中光线透过窗帘散落在屋子里,柔和而温馨,两个女人在镜头前以一种唯美的方式向观众展示自己的裸体。当萨宾娜展示自己的裸体给特丽莎看时,她半转过的脸上写满了对世事的洞悉与明澈;而轮到萨宾娜为特丽莎拍照时,特丽莎则害羞地东躲西藏。两个女人、两种性格、两样的人生在镜头里显露无余。电影以两人互相拍照来造成一种封闭的场景意义,而观众则躲在黑暗中安全地满足着自己的窥淫欲。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的特丽莎和丽娜·奥林饰演的萨宾娜的激情演绎当然会成为全片的视觉高潮,而沉浸在电影华丽影像里的观众因暂时缺失了主体意识的理性评判,也会一起“媚俗”地随着影片的叙事引导而达到观赏的心理。然而对比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影片的这一商业化改写、遮蔽了对原著的深度阅读。在小说中,这一段是这样描写的：

这部照相机既是特丽莎观察托马斯的情人的机器眼,又是遮掩自己的面孔的一块面纱。萨宾娜花了点时间才把自己的浴衣完全脱掉,这时才发现她所处的境地比自己预计的要尴尬多。又花了几分钟摆弄姿态,她向特丽莎走去,说:“现在该我给你拍了。脱!”

萨宾娜多次从托马斯那里听到命令:“脱!”这已深深刻记在她的记忆里。现在,托马斯的情人对托马斯的妻子发出了托马斯的命令,两个女人被这同一个有魔力的字连在一起了。“她用来遮脸和对准萨宾娜的武器是给缴了。她完全是在接受托马斯情人的怜悯。这个美丽的征服使她陶醉。”⑧昆德拉关注的焦点显然不在小说发展的情节性上,而是借题发挥,大段阐述他对于此事的思考,即包含着一种反对“媚俗”的哲理意味。小说中的这寥寥几笔虽看似平淡,但结合上下文语境,其含义颇为丰富。“我想,萨宾娜也被这奇特的场景迷住了:她情人的妻子竟奇异地依顺而胆怯,站在她面前。不过按了两三次快门以后她几乎被自己的迷醉吓住,为了驱散它,便高声大笑起来。”⑨这样的句子与其说是在叙述,不如说是一种借叙述的语句表达作者自己对人生的奇妙的感悟。描写这一场景时,真正的叙述话语只用了寥寥几笔,但到了电影里则成了全方位的详细展示，那些美艳、妩媚的形象其实也造成了视觉审美的“媚俗”。

法国新小说杰出代表罗伯—格里耶其对小说的革新在于想打破传统小说的这一“深度传奇”，为小说重新立法。他认为传统小说以及文学就是建立在关于深度的古老神话的基础上，而且“仅仅以此为基础”。但他根本不相信世界有一种深度，这种深度实质上是小说中统治一切的“人本主义”，是人一厢情愿地为世界附加各种意义和解释。必须抛弃关于深度的古老神话，抛弃关于“内在性、人的本体论”之类的概念，应该用条件的观念代替本性的观念。从这一立场出发，罗伯-格里耶在写作手法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以往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中心人物不见了，作品从头至尾是对景物的冷静、细致、反复以至繁琐的描写。作者通过笔下人物冷静客观地观察，不加任何评价、不带丝毫感情色彩地将这些感受传达给读者，引导读者自己去联想，去发挥。小说的情节降到了极其次要的地位。而且作者故意打乱时空顺序，使故事情节愈发变得模糊不清。小说的陈述方式往往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故罗伯—格里耶开创的是一种无厚度的小说风格，创作的是表层的文本，是一种“表面小说”。这也是罗伯—格里耶所设想的未来的小说。“表面小说”决定了他的语言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尽量保持一种冷漠的笔调，正如他所声称的那样，摒弃任何“人格化”的描写，特别着意清除“以人为中心的比喻”。“表明视觉的和描写性的词——限于度量、定位、限制、明确——为未来小说指出了一个艰巨然而可靠的方向。”其代表作《嫉妒》的语言就是这种度量的语言，而它的“视觉性”也具有了还原存在与物的本来面目的某种本体意义。明暗、色彩、位置、距离等视觉艺术概念，在他的笔下以细而又细的描写体现出来，有时甚至到了不厌其烦的极致。

瓦解叙事，断绝了叙事性吸引力，喜欢场景胜于故事，喜欢场面胜于叙事发展，同时喜欢片断，使叙述的连续性受到人为的分割。故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是一种抵制叙事秩序的文本，瓦解叙事秩序的同时瓦解了事物的可理解性和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伯—格里耶及其推荐电影，认为电影有一种呈视性，表现的是动作和物本身，是运动，是外形，在其中，形象恢复了现实性。所以罗伯—格里耶自己就参与了电影的编导工作，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于1961年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并由著名导演阿兰·莱斯尼摄制成影片，在第22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剧本描写了一个少妇在某地休养，与一陌生男子相遇，男子坚持说他俩曾经相识，并约定今年在此相见，最后女方确认此事。作品中现实生活客观的确切性也完全消失，整个事件呈现出出了不可理解的性质。此外，他自编自导的影片《不朽的女人》（1963）曾获得路克电影奖，这部电影与《去年在马里昂巴》类似，也是一个男人在异国情调的旅游地遭遇一个神秘莫测的女人，场景以静止为主，人物表情冷漠、反应迟缓，对话如同平静的梦呓，依旧营造出一种真实与幻境难分难解的情境。《不朽的女人》中有一些暧昧的色情场景，这也是构成典型的罗伯－格里耶式的乌托邦的一个要素，欲望缓慢浮动，如同悠长的河流，其实却已经很淡了。他重要的电影小说尚有《跨跃欧洲的快车》、《伊甸园及其以后》等等。

从放弃深度到追求表面的这一探索历程，我们可以说罗伯－格里耶从事电影几乎是必然的事，他那种不加评论精确描写物质世界、注重视觉效果的风格用电影来表现可能比用小说来表现更为合适。他对小说深度的瓦解、对事物原本地呈现、对视觉世界的追求最后还是把它导向了电影。文字与镜头，终究跨不过这一条“鸿沟”，却不是简单的深度与表面的划分。同样对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布拉格之恋》，小说与电影的确各有所长，但并非像一些人所定义的那样，藉着文本与镜头，完成的是各自深度与表面的神话。

3：形式的颠覆：复调结构的碎片化

昆德拉小说的结构既具有自身独有的特点,又与作品的整体风格融为一体。他在继承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并亲自运用于实践。小说以托马斯和特丽莎的爱情为主线,又辅以其它多条线索,如萨宾娜的线索、特丽莎与弗兰茨爱情的线索、托马斯儿子追寻父亲足迹的线索,几条线索或平行或相交,错综复杂,形成一种昆德拉式“复调结构”,并以这种结构表达他对人生、对世界的独特感悟。而且,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托马斯、特丽莎、萨宾娜等都超越了作者自身的思维设定,成为一个个具有主体意识的个体,这些个体与昆德拉一起交流、对话,架构起小说的主要情节。这样的写作方式具有较强的开放性,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空间,也造成了对它的多种读解的可能性。

影片《布拉格之恋》却不是一部纯粹的先锋性质的艺术电影。这部影片不仅从思想上抹平了原著的深沉度,也从形式上颠覆了昆德拉的“复调”结构,它采用了好莱坞商业电影的经典叙事模式,把原小说复杂的多线索结构、多声部复合叙述改写为清晰的单线性结构,而且把原小说那种开放性、对话式表述,改写为单线性展开、指向明确的全知叙述。即影片《布拉格之恋》在想象观众已经阅读了小说的基础上,抽取了托马斯、特丽莎、萨宾娜这三个主要人物加以强化、突出,把三人的关系简化为三角恋关系。人物关系的简化更使得故事的戏剧性效果增强了,原先在小说中断开的各段叙事情节被整合在三角恋的框架下,矛盾冲突显得更为集中,故事也更加紧凑。观众则犹如观看一部带有解构性特征又不乏幽默感的好莱坞爱情片,在碎片式地回望那段令人痛苦的历史和轻松而惬意的视觉审美中发人深省。托马斯与特丽莎的相识相恋,在小说里散布在第一章的好几处,并且顺序还显得有点杂乱,而影片则在十几分钟内就把这些连缀成段,并清楚地演绎出来。当然,伴随着这种清楚表达的是对小说中关于托马斯与特丽莎奇妙相识的大段议论的省略。观众不必在那些晦涩、多义的文字中自己整理这些线索的来龙去脉,也省却了许多思考的麻烦和思索的意味性,而只是静静地欣赏一个有魅力的男医生与一个清纯美丽的乡村少女浪漫邂逅的故事。而且影片中已不存在小说中具有主体意识的个体,特丽莎是男主角托马斯的妻子,萨宾娜则是托马斯的情人。影片打断了她们自身的逻辑发展,将她们拉入影片所预设的三角恋情节结构中。她们不再是引起观众深思的因素,而沦为向观众/镜头展示的“被看者”。这样,两位女主角在影片中也或多或少地被碎片化了,为满足“被看”而形成的“碎片”。

情节框架,既成为电影观众了解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基本情节的一座桥梁,也成为对原著阅读的一种解构和重建。诚然，电影对故事人物的单线性处理颠覆了原小说中人物各自的性格完整性，也破坏了小说情节的完整性，呈现出后现代语境中所必然产生的碎片化特征。在影片中,人物、事件都是围绕着故事的中心线索而存在,于是不可避免地给人以断裂感。不过,这种断裂感似乎更适合当代人的读解方式和跳跃性思维。在影片中，有一段关于苏联入侵捷克的描写,特丽莎在大街上拍摄照片,亲眼目睹了苏军在布拉格街头镇压捷克人民的暴行,其中还插入了一段当年的纪录片,使用了捷克导演詹·尼梅克的资料镜头，就是苏军坦克（1968年8月20日和21日）入城那段，著名的"布拉格之春"，更显出其真实性。或许从小说家的立场看这一段落似乎游离了整个情节的发展线索,并且和前后段落的联系也不是很强；但站在电影叙事的角度来分析，既可以看作是影片忠实于小说原著的表现，也可以认为是电影改编者对昆德拉小说带有的政治倾向的理解。在小说中,政治事件是和人物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成为人物生存的现实处境和性格发展的时代背景。而在影片中,我们看不到政治和主人公命运际遇和性格发展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托马斯和特丽莎只是经历了这场政治风波,但无论他们是去日内瓦还是回布拉格,日子仍将如此地过下去,“政治”在影片叙述中也成为一个个断裂的碎片,过眼即逝。原本该很沉重的政治讨论,在电影中因为意义的消解而成了“漂浮不定的碎片”,于是影片本身成了一连串的流动的事件,从而呈现出某种后现代式的零散化。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叙事节奏方面，小说中昆德拉把音乐的韵律节奏巧妙运用于小说，轻重、快慢、缓急的叙述运动对于形成小说叙述风格、突现主题、营造气氛等有重要作用。不同的叙事速度的选择既反映感情气氛的变化,也是昆德拉小说理念的贯穿。小说第六章《伟大的进军》节奏是最强的,速度是极快的,反映粗暴的厚颜无耻的气氛,因为它充斥着很多的事件,描绘出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给人一种压抑紧迫感,而这些事件又被一个永恒的疑问———什么是媚俗联系在一起,“弗兰克因媚俗而垢死与萨宾娜反叛媚俗的苦生是悲观的昆德拉向我们展示的个人在世界中存在的两种不乐观的可能性。”第七章《卡列宁的微笑》节奏是极轻和的柔板,很少的事件,反映的是平静、伤感的气氛,大篇幅围绕卡列宁的死展开,两个主要人物最终退出了喧嚣的世界。“对他们来说,乡村生活是他们唯一的逃脱之地。”当他们意识到人类的溃裂,卡列宁就成为将他们连接起来唯一的线,而卡列宁的死意味着这仅有的联系也被切断,于是在飞越时间的虚空时,他们将无所攀依和无所慰藉。

那么在电影中，这些又是通过什么表现的呢？为了配合故事的发展，整个故事发生在三个环境下：布拉格,日内瓦和一个宁静的村庄。三个环境的三种色调营造了三种不同的气氛。布拉格阴暗紧张加上时常压抑的气氛,给托马斯和特丽莎的爱情带来了一些慌张感,特丽莎的梦,也更加加深了这种慌张感.在苏军入侵布拉格之后的一段描写反抗人民的片段中,托马斯和特丽莎奔走在人群中间,带来的是另一种抑郁感。在布拉格,一切都很压抑.而阳光灿烂的日内瓦又是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特丽莎以为找到了自己的爱情,然而在她和沙宾娜的接触以后,失落感又重新回到了特丽莎的身上。日内瓦不是特丽莎的世界,在这里她找不到她想要的托马斯。而特丽莎最终找到她的生活,是在一个宁静的村庄里。三个环境的变幻虽然说有些突然或者说突兀，但是他们的爱情也确实如此。

4：文学名著在后影像时代的生存

作为电影基本单位的镜头语言常常具有丰富的表意性。我们在《布拉格之恋》一片中看到的影像已抛弃了小说中文字的丰富的所指外延,成为单一能指的全知镜头,掩盖了小说中的深度历史感,成为单纯意义上的商业秀。况且这种商业秀在当今时代有一种小说所不具有的优势,那就是对众多文化程度不高的观众的眼球的吸引。影像是一种以视听为主要手段的表达,它更接近常人对世界的感知,而感性体验在人心中所产生的冲击力往往远超过理性的说教,尽管它是一种经典,一种极耐人寻味的哲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虽不是长篇,但也有好几万字,而且在昆德拉的文字中又有许多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要想通读下来必得有一定的耐心。特别是小说中那些旁征博引的阐发更易令世俗的芸芸众生望而生畏。如是,以电影的方式阅读名著,无疑是一种当然的选择。小说通过被改编为电影,获得了远比文字多得多的接受群。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误读,但拥有众多的观众对任何电影来说都特别重要,因为那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同时,电影以其审美化了的人物形象及其对演示的合于当代受众的世俗化包装,在观众的心里烙下深深的印记。一部让人读得昏昏欲睡的小说搬上银幕后,可能会使观众久久不能忘怀,在不知不觉的媚俗中反思媚俗的含义,反思不能承受之轻的人生的虚无———一个存在主义者的永恒的困惑。

我们可以说，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经过电影《布拉格之恋》的改编后,成为另具魅力的文本形式,通过光、影、声、画等手段体现了一种视觉审美,同时,多重“能指”的影像展示既满足了电影的可看性,也拓宽了画面的想象空间。文学名著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是一个影像消解文字意义的过程,也是一个影像在文字之外重新建构意义的过程。文字作为一种语言代码,在表述时要凭借人的抽象思维来作理性判断。象《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小说,更是作者对人生、对爱情的一种深度阐释。影像把小说形象化、生动化了,使抽象的符号化了的人物、事件被具体生动地表演出来,这种具体化形象化也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流失了原著的哲理意味,或者削平了原著的深度,不过它也可能从削平了的影像和叙事中转现出对原著的新的读解。所以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不仅仅是简单的由文字到影像的载体转换,在这一转换中发生了意义指向上的质变。影片《布拉格之恋》或许没有完全演绎出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要传达的关于人性之困惑的思考,但是影片同样也传达了导演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体悟,而且它的直接性给人的视觉和心理的冲击更大,它为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了一种对生命更为感性的体验,应该说成功的电影改编会起到升华原作的审美功效。在当下的后工业社会中,艺术品越来越由个人生命感悟的结晶转而变成为大众消费而拼贴、互文的文本。一方面,来自底层的大众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文化消费者的行列中来,拉动消费文化向平面化、商业化方向靠拢。另一方面,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产业,商业原则、顾客至上成为文化生产的法则。于是不可避免地,我们进入了一个后影像阅读时代。工作的快节奏、生活的压力迫使人们没有时间、精力去思考一些沉重的问题,消费口味越来越趋向于接受一种简单的普适性的快餐文化。于是文学名著在当代遭遇到了阅读危机,悉心研读大部头小说的读者已越来越少。但是,现代传媒的发达又使得名著的传播更为快捷,常常会出现一些名著早已声名远播,却鲜有人读过的怪事。最有代表性的还是罗伯—格里耶。他坦言：“我主要是由于我的名声才出名。这种现象越来越常见了。所以往往有人走近我，吃惊地小声问道：‘您就是阿兰·罗伯—格里耶？’我说：是的。接着我问道：您读过我的书？他们都用一种害怕的声调说‘没有’，然后又低声说：‘不过见到您我是多么高兴。’人们都是这个样子。”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文学名著与电影的结合就变得十分自然了。名著改编成电影,一方面使经典作品更加大众化、商业化,另一方面又使原本应反复咀嚼的文字、意义和思想变成一种满足快感的视觉享受,再由这种视觉快感来冲击心理审美,提升对作品的理解。其结果是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可以从中获得启迪,大众也可以从中得到最直接的体验。

在《读书》杂志访问罗伯—格里耶时，记者说：“不可否认，您的影片对于扩大您的作品的影响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这位作家说：“电影面对的是另一批观众。它使您引人注目，这是一个吸引闲人的地方。普通的观众常常觉得我的影片不可理解，但是还要来看，因为性挑逗虽然在我的全部小说里都有，但是在影片里要明显得多了，这就提高了上座率。不过这些影片也使我付出了失去诺贝尔文学奖的代价。1985年，我获奖的形势很有利，当时瑞典的影片资料馆安排了一场我的影片回顾展，引起了当地新闻界的愤怒，他们起来反对法国的色情影片。于是克洛德·西蒙获得了诺贝尔奖。当然这也是一种极好的选择，我对此感到高兴。”这个戏谑的回答其实反映了严肃的意义。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雅艺术和俗艺术，严肃的与商业的，这些泾渭分明的尺度划分在人心中其实一直根深蒂固。可是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个商业社会，其特有的游戏规则无处不在。在被问到“您是否逃避大众传播媒介”时，罗伯—格里耶肯定地说：“不，我不时在电视上露面。我不是一个野人。我对画家、电影工作者和作家们的阶层很有好感。我非常主张‘全世界作家们，联合起来’。我要再次表明，我认为存在着多种文学，而不是只有一种唯一优秀的文学。”我觉得他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多种艺术形式共存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在后影像阅读时代,如何去重新找回作品的义理深度。虽然影像有着不同于文字的写作特点,但是在电影中思想不应是被弱化的对象,更不能被完全稀释了。相反,电影应该凭借它独特的视听语言那扣人心弦的魅力,使作品的主题得以更广泛的开启。影像也完全可以在把深邃的哲理思考传达给普通大众时,起到中介和提升的作用,成为普通观众阅读文学名著的有益补充,而不仅仅满足于讲述一个个世俗的爱情故事,简言之,电影理当成为有利于人们思考人生、体察社会的另一种更诱人的艺术样式。

注释：

①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北京三联书店，2003，311页

②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31页

③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27页

④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31-32页

⑤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4-9页

⑥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5页

⑦（意）帕索里尼《世界电影》，1984年1月

⑧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52-53页

⑨同上

参考资料

1:参考文献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北京三联书店，1992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北京三联书店1992

戴锦华《电影艺术》1994，第1期《本文叙事策略.电影叙事研究》

金丹元.张大森《中国比较文学》2003，第4期《颠覆后的另一种读解》

刘心莲《五邑大学学报》2001，第3期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叙事节奏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北京三联书店，2003

张容《法国新小说派》．台北，远流出版社，1992

《人民日报》转载《<读书>杂志访罗伯—格里耶》

2：《布拉格之恋》（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

注释：

①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北京三联书店，2003，311页

②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31页

③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27页

④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31-32页

⑤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4-9页

⑥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5页

⑦（意）帕索里尼《世界电影》，1984年1月

⑧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52-53页

⑨同上

参考资料

1:参考文献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北京三联书店，1992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北京三联书店1992

戴锦华《电影艺术》1994，第1期《本文叙事策略.电影叙事研究》

金丹元.张大森《中国比较文学》2003，第4期《颠覆后的另一种读解》

刘心莲《五邑大学学报》2001，第3期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叙事节奏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北京三联书店，2003

张容《法国新小说派》．台北，远流出版社，1992

《人民日报》转载《<读书>杂志访罗伯—格里耶》

2：《布拉格之恋》（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