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性别话语机制与女性性别生成

导语：电视剧性别话语机制与女性性别生成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现实题材电视剧承载着社会变迁的文化意义，记录着不同的时代风貌和文化特质，亦蕴含着从国家话语、到市场话语、再到传统话语回归的不同性别话语机制。国产现实题材电视剧对女性身份的建构与国家政策导向、市场机制及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密不可分，不同时代的女性角色生成与塑造取决于该时代的支配性话语体系。通过梳理潜藏在电视剧艺术背后的性别话语机制，能够真实呈现中国当代女性的性别生成与建构。

关键词：性别话语;去性别化;身份确认;男权规训

女性主义理论自诞生之日起便不断吸收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例如精神分析理论、解构主义方法、福柯的“话语”理论、阿尔都塞的“询唤”与德里达的“征引”等概念，对女性的性别意识与生成、“他者”身份、社会性别的历史成因等进行了庞杂而深入的研究。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广泛应用，潜藏于各领域、各层面的支配性话语机制逐渐浮现，以生活为基础的现实题材电视剧不可避免地暗含着当代中国女性性别身份的生成与建构，女性随着时代变化而转换着自我的身份确认与女性内涵，于是，不同时代的女性具有了不同的影像与属性特征。

一、性别话语理论与性别身份建构

法国哲学家福柯1969年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话语”理论，在《话语的秩序》中进一步指出，“话语生产总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制、挑选、组织和分配。”①伊格尔顿将“意识形态”的形成阐释为“通过设置一套复杂话语手段，经由这样的话语手段，原本是人为的、特定群体的和有争议的思想观念，就被看作是自然的、普遍的和必然如此的了”，②恰与福柯相呼应。话语以有意的挑选、赋予内涵、组织、传播的程序，使接受者潜移默化地接受、改变，从而最终实现意识形态认同的目的。学者周宪称“话语”为“法国理论”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对其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女性主义理论借由“话语”，提出女性的社会性别是经由“话语实践而被社会地或历史地”建构起来的。③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体系中，话语即权力。藉此女性主义研究者通过对性别话语的探究，研究传统男权话语的策略、男权在当代隐匿的话语形态及其继续发挥作用的事实，女性又是如何在话语策略中被建构、被呈现以及女性的反叛与偏离等。同时，性别话语往往蕴含着男女性别的地位、关系和性别意识等重要内容。女性主义先驱西蒙娜•德•波伏娃经过对历史与文化的审视、研究，得出实证性结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④其后，莫尼克•维蒂格提出“一个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⑤的理论命题。相比之下，波伏娃局囿于生物本质论与社会性别论的39性别二元论框架之中，认为历史、文化形塑了受压抑的女性；而维蒂格则超越了二元论的局限，将女性首先还原为“人”的本质，对生理性别提出了质疑。在此基础上，朱迪斯•巴特勒指出性别身份在实践中的流动性，“在实践层面，并不存在一个固化的性别实体。不论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都是动态的‘成为’（becoming），而非本质性的‘是’（be）”。⑥巴特勒吸收了阿尔都塞的“询唤”和德里达的“征引”概念，话语正是通过“询唤”实现了性别的建构。个体在实践中又不断“征引”社会性别规范，加固了文化对社会性别的建构。女性主义理论对性别建构与生成的深入探究，为研究具体文化现象以及文本提供了理论依据。国内学界对性别话语研究是从国家、市场、传统三个维度阐释性别话语的转型、女性生存境况的变化、三种因素在性别话语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权力关系的微妙斗争。

二、“国家话语”询唤的“去性别化”女性

“国家话语”主要体现为国家意志支配前提下，男女平权的实现。同时，“它又是依附于国家民族利益的一种辅助话语，是以一种‘革命性’的话语模式出现的，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带有强烈的国家意志和政治化色彩。”⑦在国家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强烈“询唤”下，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国家倡导“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都一样”，这成了妇女群体认同并接受的解放目标。然而女性享受与男性同等权利的代价是“去性别化”“以男性价值准则来要求自己，同男人一样在社会领域里运作。”⑧由此，从女性主义理论角度来看，中国女性开始了一段消弭自身性别与建构“去性别化”身份的历程。以中国社会发展变革为主要线索的一些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服饰典型地表征了“去性别化”的女性角色特点。如《我们的青春一九九七》中的林丽生、迟秋月，《在那遥远的地方》中的桂红云、袁鹰，《灵与肉》中秀芝、赵静等女性角色。她们都是风华正茂、貌美如花的女子，正处于爱美爱装扮的年华，然而她们所处的年代、经济条件、国家话语机制，都促使她们身穿旧的、肥大的棉衣棉裤，戴一顶厚实的雷锋帽。“女性被定型与男性相似的着装、从事相似的劳动，甚至无视性别差异对性别平等追求形式化，结果导致了女性和男性在结果上的不平等。”⑨这些女性形象穿着几乎与男性同样款式、宽松肥大、线条简单的服装，并且衣服颜色千篇一律的是军绿、灰、卡其，与男性真正实现了“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享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尤其劳动就业制度的保障、与男性同工同酬的规定，极大激发了女性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在多部电视剧中的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女性角色，常常是劳动一线的建设者形象，多为田间劳作的农民、工厂车间的工人等，以劳动身份为其本质。她们“去性别化”的另一个特征表现为形体的健硕。《岁岁年年柿柿红》中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女性杨柿红、牛大翠，从事田间重体力劳动，结实健壮；《小麦进城》中王小麦出身于农村，以诚实劳动为立身之本，也是朴实健硕的外形；《黄大妮》中主角黄大妮是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女性；《情满四合院》里的秦淮如是车间的工人。女性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与号召下，打破传承千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劳动分工模式，以“革命同志”的身份建构起与男性的关系，她们走出家庭，投入社会主义事业。国家话语的“询唤”模式，对当代女性性别的生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同时，亦自觉不自觉地以“去性别化”的方式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从国家话语层面为中国女性获取独立、获得经济保障、拥有选举权、受教育权等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局限于社会生活公共领域的女性解放与两性平等，尚不能取代个体意义上女性自发的觉醒与独立。

三、“市场话语”能效下女性的身份确认、迷茫与危机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大潮涌动，与之相伴相生的是竞争机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在市场经济中转而成为人才竞争铁律。个体的生存发展从论资历转变为能力与素质决定论。中国女性经过了之前国家话语的“询唤”，不仅获得男女平等的地位，同时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和就业权利，为20世纪80年代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时代女性提升竞争力提供了充分条件，使女性在市场因素主导的时代，获得与男性竞争的机会。作为对现实最切近反映的大众文化媒介之一，现实题材电视剧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形象逼真的女性，其中在职场叱咤风云的女性不在少数。《外来妹》中的赵小云，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普通工人成长为工厂主管，最终选择回到家乡，是心系家乡发展的当代女性代表。《情满珠江》中的梁淑贞，经历过上山下乡、被欺凌以及丈夫背叛等，但她都没有被打垮，而是勇往直前，通过自学成为一名工程师，在事业上施展才华与抱负。21世纪以来，《婚姻保卫战》中的李梅、兰心、杨丹，都是独立自主型的女性，她们事业心强、精明能干。《杜拉拉升职记》的主角杜拉拉踏实勤奋、正直善良，一步一个脚印从普通行政助理奋斗成为人力资源总监。《鸡毛飞上天》中的骆玉珠，命运坎坷，机智聪敏，有着经商天赋，凭着勤劳吃苦的精神，与丈夫创办的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欢乐颂》中的安迪有着不幸的身世，但通过不懈努力与超强自律，将自身的优秀基因发挥到最大化，成为华尔街的商业精英。《都挺好》中的苏明玉克服原生家庭设置的重重障碍，凭借自身的聪明、勤奋、好学，成为金领女强人。《精英律师》中戴曦是集正义、善良、勤奋、乐观于一身的女性，在老师的引领下逐步成长为素质过硬的律师。这些女性形象展现了市场化背景下，女性身上被激发出来的基于个体化原则的现代竞争力，实现了自我身份的确认，也充分证明了市场话语的能效。然而，伴随市场化机制而来的负面性别观亦不容小觑。“我们看到电视上的人都是年轻、漂亮、苗条的，你很少在一部浪漫的影片中看到一个肥胖、普通的女性，好像一个肥胖、普通的女性没有权利爱与被爱。”⑩女性的外貌、身体成为吸引眼球的焦点，对女性身体的消费，导致电视剧中一些女性形象缺乏内涵、丧失了作为心灵主体的自我，沦为金钱、欲望、现实物质需求的奴隶。《外来妹》中的秀英，不惜以身体资本换取在城市不劳而获的生活；《情满珠江》中谭蓉为了达到回城目的主动卖身；《温柔的谎言》中医药销售代表安然为了在各医院顺利推销医药产品，明知其中的“潜规则”，但为了经济利益，不惜深陷其中；《谎言的诱惑》中更是把女性利用容貌、身体换取现实物质利益的实质赤裸裸地揭露出来。这类女性迷失在商品经济大潮之中。同时，“女强人”成为改革开放后现实题材电视剧中所指复杂、内涵多元的女性形象系列，一旦女性通过个人努力取得了某种成功，无论是事业上，还是学业上，往往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舆论压力，面临自我身份的认同危机。由此不难理解，为何现实题材电视剧塑造的“女强人”，多以独立、干练、有主见、爱情坎坷、婚姻不幸的形象示人。《渴望》中的王亚茹是女性知识分子代表，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较强的自我意识以及对人生独立的价值追求，但其性格的缺陷也很明显，她孤傲、固执、近乎冷酷。《半路夫妻》中的女警胡小玲善良正直，十足的“大女人”，却缺少了女性的魅力。《婚姻保卫战》中的兰心，做事雷厉风行，凭着韧劲使丈夫濒临破产的公司起死回生，但对待丈夫过于强势。《我的前半生》中的唐晶，作为独立女性楷模，虽然在事业上功成名就，但因囿于传统及尊严，不能主动把握爱情、追求幸福。独立、要强、卓越的“女强人”，往往被塑造成性格有明显不足，情感生活坎坷的悲剧式人物。综上，改革开放后市场话语机制下现实题材电视剧中的女性角色建构与生成，既有鲜明主体意识的女性，又有沦为客体的迷失者，亦不乏身陷身份认同危机的“女强人”。这些女性形象对当代女性的自我观照、主体建构都产生了深远且复杂的影响。

四、“传统话语”回归—男权期待与规训下的“女人味”

无论国家话语主导，还是改革开放后市场话语潮流，以“父权制”为核心的传统性别话语从未彻底消解。尤其在改革开放后，传统性别话语改头换面卷土重来。20世纪80年代初“男女有别”思想的倡导、对自然性别的尊重，无疑是对之前抹杀性别差异的矫正。但是，对自然生理性别差异的强调，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男女性别分工的合理化说辞，使传统性别话语于无形之中又俨然牢牢占据了社会文化、性别观念以及日常生活的重要阵地，女性再次面临回归家庭、被边缘化的处境。劳拉•穆尔维通过对好莱坞主流电影的批判，指出基于男权社会形成的电影机制就是“看与被看”的实质，而“看”即以男性为主体、主动的“男性凝视”，于是“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男性目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按此风格化了的女性形体上”。11在商业逻辑下，“看与被看”机制仍然或显或隐地制约着今天的影视剧创作，女性角色依然按照男性的目光与期待被塑造，性感又温柔，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依附但不依赖。对具有独立精神、期待与男性平起平坐的“女强人”予以惩戒、规训，并进而使之驯服。于是女性在潜移默化中反复“征引”男权社会性别规范，并再次建构起臣服于父权、男权的温柔可人的女性形象。从《渴望》中的刘慧芳开始，承载着男性凝视与期待目光的“女人味”十足的角色频出不止，《我是一棵小草》中委曲求全的林小草、《孝子》中以不断退让换取家庭和谐、同时又努力在事业上拼搏的儿媳谢言、《木兰妈妈》中用默默付出换来继子信任的于木兰、《养母的花样年华》中温柔善良、为子女无怨无悔付出的林秋雯。都市轻喜剧《粉红女郎》“结婚狂”方小萍在追逐爱情的道路上，一步步改变自己、迎合男性期待与审美，最终如愿把自己塑造成外表美丽、性格温柔、以家庭为归宿的传统贤妻良母。此后青春、偶像题材电视剧中不乏表现女性从任性、自我、追求个体自由到逐渐识大体、善解人意、有“女人味”的成长蜕变过程。这类女性角色的共同特点是以家庭为重，处理好家中大小事务是人生首要任务，生活重心就在于为孩子、为丈夫、为家庭付出和奉献。“不论男性和女性都会受到传统性别文化的暗示和支配，且无法逾越。对于男性，他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工作和成就上，家庭事务无须忧虑；女性则必须重视她们作为妻子、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和身份，即使取得工作成就，也不能成为减轻其家庭职责的理由”。12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同样塑造了众多与传统男权话语要求相悖的女性形象，但是这类角色的设置在于展示男权的规训与权威。“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如果不符合他所期望的两性关系中的角色期待，也就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女性特征，便不是道德体系中‘合法’的女性形象，而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女性特征，它并非自足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女性特征，而应该是以男人为取向的，令男人喜欢、为男人服务、补充男人。”13《粉红女郎》中完全靠自己打拼的茹男，因其独立自主的性格和干练的行事风格，被冠以“男人婆”的绰号。直到她恋爱后，一改往日风格，变得小鸟依人、轻声细语，展现了“女人味”。男权的规训，使她驯顺了；无独有偶，《永不放弃》中外科主任梅云，工作专注，医术高明，但是无奈丈夫不能忍受一个事业心太强、总是忙碌在工作岗位，尤其是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妻子。于是，梅云搬到了医院宿舍，成了“被放逐”的客体。梅云最后因为术前饮酒被医院发现而停职，于是顺理成章地回归家庭，温顺地做起了家庭主妇。《婚姻保卫战》中李梅在事业上的成功危及丈夫郭洋的家庭权威，他用离家、婚外情惩戒李梅，最终李梅放弃事业，回归家庭；《虎妈猫爸》主角毕胜男，强势、事业有成，在家庭中丈夫地位岌岌可危，她面临情敌夺走丈夫、女儿在她强势压力下抑郁、婆婆怨恨、父亲不理解的困境。她最终以个人妥协换取家庭和谐；《北京女子图鉴》中的陈可、《上海女子图鉴》中的罗海燕，努力在大都市中站稳脚跟，在事业上敢于拼搏，但是却不被未来婆婆接受，爱情梦想终究破灭……女性的命运仍逃不出男权的掌控，当女性僭越了男权，随之而来的便是惩戒。太多被男权惩戒的女性，无奈之下回归传统话语机制，重拾相夫教子、温柔和顺的女性气质。承袭了传统“夫为妻纲”伦理秩序的传统性别话语，重新包装后又以隐形的姿态操控着今天的性别秩序。电视剧在传统话语机制支配下，或以传统“女性气质”的角色为典范，或展现对叛逆与偏离的女性的惩戒与规训。社会建构理论和培养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在讲述世俗神话的同时，也在用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方式使观众对其产生认同，并“支配”着现实生活，媒介不仅塑造更控制着消费者对世界组成的观念。

五、结语

通过前文的梳理与分析，不难看出，现实题材电视剧对于女性性别的建构、生成，与“男女平等”的国策、国家保障妇女权益的立场还有一定差距。国家颁布的保障妇女权力、权益的法律、政策，在于把妇女的解放与发展融入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之中。根据2019年初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全国13.9亿总人口，女性人口6.8亿，占近49%的人口比例。这近一半人口素质的提升，关乎国家进入现代化的时间与速度。现实题材电视剧必然要紧跟时代脚步，以国家发展方向为导引，探索适合当代真正平等的性别话语，建构具有独立精神、在经济上独立自主、能与男性平等协作的女性。作为国家形象塑造与宣传的窗口之一，作为对外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现实题材电视剧对女性形象的建构，还存在诸多不足，这不利于国产电视剧走向国际市场。同时，在网台竞争激烈的当下，观众分流日益严重，女性观众作为电视剧最大的受众群体，必然成为主要争取的目标客户。因此，建构多元性别关系、展现女性角色生成的多种可能，为观众提供精彩情节、视觉奇观的同时，为表层故事注入多种审美维度的内涵，提升自身艺术性，将是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努力方向。

作者:王丽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东北亚影视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