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孩子》民族认同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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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视剧《国家孩子》围绕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牧民收养上海孤儿的文件进行叙事，将一场拯救生命的迁徙之路转化成一部精彩的年代画卷，使少数民族的历史情怀与身份认同融入作品的叙述当中，成为反映民族和时代精神的艺术佳作。本文从电视剧《国家孩子》的叙事策略、视听语言等角度对民族情怀与民族身份的建构问题进行深度挖掘，诠释民族想象与家国认同的层次关系，通过独特的影像叙事彰显主旋律电视剧的艺术价值，帮助建构起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及其共同体观念。

【关键词】《国家孩子》；民族情怀；民族认同；叙事线索

如何通过影像叙事拉近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提高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感，是影视创作者亟待挖掘的重要内容。①电视剧《国家孩子》取材自真实的历史事件，又立足于汉族与内蒙古少数民族人民的情感交流，通过讲述一场拯救生命的迁徙之旅，充分探讨人类生存与繁衍的伟大母题。电视剧一方面以代表汉文化的“上海孤儿”和内蒙古少数民族同胞作为叙事对象，拓宽了中国主旋律影视作品的表现空间；另一方面利用叙事主体拉近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在重塑少数民族文化想象的过程中，充分寄托了创作者的爱国主义情绪，利用独特的影像叙事增强各民族的身份认同感。本文以电视剧《国家孩子》为例，从叙事策略、视听语言等不同层面分析其文化认同和民族情怀的表达，以及通过边疆叙事的合理想象建构起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概念，进一步阐释民族想象与身份认同的深层次关系，从而对电视剧的文化本质和精神内核具有更深入的思考价值。

一、电视剧中家国情怀与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

首先，家国情怀是培养爱国情怀的核心要素。在民族文化加速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将家国情怀融入作品的民族情怀之上，使影视创作者自觉承担起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表述和主题建构，也是民族精神从自我表达转向集体表达的变化过程。培养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主旋律电视剧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展现。②对于表现民族文化交流的作品而言，往往从民族平等的角度再现各地区的多样化生存方式，关注各族人民的共同命运，对勤劳而善良的中国人民进行由衷歌颂。电视剧致力于从家国情怀上升到爱国主义精神，创作者也从基于个体化的民族想象拓宽到整个家国情怀的构建，利用独特的影像叙事还原基层群众真实的生活场景，也为中华各族人民描绘了一片宏伟蓝图，将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形象化展现。以《国家孩子》为代表的主旋律年代剧从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的再现，电视剧从重要的历史规律和现实视角出发，通过讲述个体人物与民族命运的深层次关系，并将青少年的发展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充分激发电视剧观众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其次，民族认同是构成家国认同的重要起点。从民族认同到文化认同、再到国家认同，共同构成了社会认同的关键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而家国认同则是民族认同的最终目标。主旋律电视剧的意识形态输出，首先应当以各民族的身份认同为前提，在提高民族身份认同感的过程中承认中华民族的统一。③由各族人民聚集起来的族群意识形成了中华民族统一的社会认同感，其间既有属于各族人民独一无二的民族精神，又从中凝练出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文化。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变，不仅体现着族群文化寻找精神依托的重要过程，也表现出少数民族同胞慷慨大方的团结精神。《国家孩子》在充满民族风情的镜头语言之下，着力强调了该地区人民对地域文化的归属感，这种情感建构在叙事对象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对民族真实生活的全方位解读，同时也饱含了创作者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赋予电视剧作品强烈的历史厚重感和情感穿透力，真正意义上建构起民族文化，捍卫中华民族认同的统一。

二、从叙事策略层面建构民族身份认同

在叙事线索上，电视剧《国家孩子》围绕即将送往内蒙古草原的四个上海孤儿展开叙事，将观众的视线重新带回20世纪60年代，通过每一位少年儿童的成长经历来反映时代的发展变化，集中体现了剧中人物的民族归属感。1960年，由于南方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上海大批孩童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亲人，连同朝鲁、通嘎拉嘎、阿腾花和谢若水在内的3000多名上海孤儿被大爱无疆的内蒙古人民收养，在少数民族人民的深切关怀下幸福成长。在电视剧《国家孩子》中，兄长鲁小忠更名“朝鲁”，被牧民哈图收养，从一开始想要逃离草原到回上海寻亲，对故土家园的追求成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妹妹鲁小鱼更名“通嘎拉嘎”被保育员乌兰收养，从生活到心理上都备受草原母亲关爱，同时也获得了家庭的温暖；被草原人民收留的谢若水虽有幸与父母和亲人相认，却拒绝了亲人的挽留，执意返回内蒙古，将个人理想投入草原母亲的发展之上；被父母遗弃的孤儿阿腾花经过苏书记的教育，也逐渐放下对家人的怨恨，真正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国家孩子》从这四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叙事线索出发，通过描述他们大体相同的成长境遇，将个体的情感上升到民族的情感，从对草原的认同走向对家国的认同，在故事的具体走向中展现人物的内心追求，并从心理上实现对自我身份的确认，赋予作品较高的思想深度。在人物设定上，电视剧《国家孩子》集中塑造了富有草原精神的女性形象以及四位上海孤儿，通过展现他们与草原文化的联系，充分彰显剧中人物的民族情怀。首先，电视剧从四位不同的人物出发，将人物的性格特征与其成长经历联系起来考察。由于自小受到内蒙古父母的养育，主人公朝鲁、通嘎拉嘎、阿腾花和谢若水养成了刚烈顽强的性格。哥哥朝鲁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强烈希望加入民兵连，只要涉及原则的问题绝不妥协；妹妹通嘎拉嘎自小被温柔敦厚的额吉收养，收获幸福的童年也养成了正直善良的性格，主动将学医的名额让给阿腾花；成年后的谢若水不屑于官场名利，带着养父的遗体重返草原故乡的怀抱；阿腾花则在一次次的成长蜕变后放下对家人的恨意，与曾经的自己和解。这四位主人公身上都带有鲜明的草原民族印记，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少年儿童的成长经历，也在潜移默化中彰显剧中人物的民族认同感。其次，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人物，淳朴善良的“草原母亲”乌兰不仅成为四位上海孤儿改变命运的关键，在其身上也同样流淌着大爱无疆的蒙古族血液。草原是乌兰的家，其也在用草原牧民的精神滋养着这群少年儿童。为了照顾这群毫无血缘关系的“国家孩子”，乌兰放弃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爱情和事业，毅然决然地投入照顾上海孤儿的理想追求当中，她用自己的世界观教育这群少年儿童，又赋予他们深切的母爱关怀，才使得这群被亲人抛弃的孩童找到了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作品用饱含激情的笔触，着意于剧中人物的灵魂描写，无论是刚强坚韧的男性形象还是温柔敦厚的女性形象，都深入人物的潜意识层面，挖掘他们的民族意识，从角色身上渗透出来的民族情怀也给观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在叙事主题上，独特的草原文化语境决定了电视剧作品的特殊表达方式，《国家孩子》用人物承载思想，靠故事表达主题，将作品的民族情感与其特有的人文关怀结合在一起，通过展现剧中人物的日常生活，继而上升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充分实现了民族语言与历史形象的耦合，刷新了人们对民族情怀和民族认同感的认知。首先，电视剧通过细致入微的亲情展现，唤醒蒙古族人民的草原精神，深受草原文化洗礼的朝鲁、通嘎拉嘎、谢若水和阿腾花四人，在养父母哈图、乌兰等人的培养和教育下，拉近了与蒙古族人民的联系，也意味着汉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交融，帮助建立起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次，《国家孩子》又在具体的影像叙事中回归真实人性，重新还原了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忆。主人公最终选择回归蒙古草原，将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意味着人物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剧中几位主要人物的成长经历既得益于养父母的真切引导，又与国家的政策支持密切相关，人性在汉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情感交织过程中真正得到了升华，帮助理想青年还原最本真的生活状态，也从中树立起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从视听语言层面建构民族身份认同

电视剧《国家孩子》的民族身份建构，一方面是通过独特的叙事策略来表现个体人物的成长经历，进而上升到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则是经由创作者个性化的影像语言，在创造性的视觉表现中诉诸个体情感和族群意识，这也成为彰显主旋律电视剧文化自觉的有效途径。④《国家孩子》并不着意于表现上海孤儿的极致苦难，反而利用平实、真诚的镜头语言来展现新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民族印记，充分发挥了视觉影像元素的独特性叙事功能，试图从视觉语言、听觉语言等不同的层面建构起民族意识的主流话语地位，表现出作品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生动再现了观众印象中那段特殊的历史记忆，并由衷赞美内蒙古少数民族人民的崇高信仰和民族精神，通过戏剧化的民族想象实现集体性的文化身份认同，并将这种全新塑造的民族文化进行全面推广，在无形中丰富了作品的民族文化内涵，提高欣赏者的共情意识。在视觉画面的展现上，电视剧《国家孩子》不仅注重对历史真实事件的还原，也更加强调视觉语言的审美空间再现，电视剧在画面的构图以及镜头语言的表现上，都极力突出蒙古族独特的草原文化风貌，进一步强化作品的民族烙印。为了让作品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色彩，导演巴特尔极力追求诗化的现实主义手法，将浓郁的内蒙古元素充盈在作品的不同画面叙事当中，力求对镜头语言的精准表达。在《国家孩子》的开篇部分，镜头就通过大量的远景和全景拍摄，向观众展现出大草原宏伟而又辽阔的意境空间，并从远景带向了通往内蒙古地区的迁徙之路，逐渐将作品的拍摄内容从草原引向具体的叙事空间，表现出一种天地辽阔的艺术氛围，让作品的叙事画面拥有更多的民族韵味。除此之外，导演始终坚持自建生活场景，无论是绿皮火车还是大草原蒙古包，都极力追求逼真，用自然的人物和自然的景色还原真实的历史时空，多方位展现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变化，谱写出一篇波澜壮阔的草原史诗，也让观众再次感知内蒙古人民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丰富了电视剧的语义表达。在听觉语言层面，《国家孩子》致力于通过主题音乐和人物旁白吸引受众的注意，发挥声音语言对民族情感的塑造功能。一方面，《国家孩子》极力追求原生态的民族音乐，让主题音乐作为叙事的主体，使声音语言同故事主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表达“国家孩子”的民族情感。由旦增尼玛演唱的主题曲《永生不忘》，借细腻婉转的歌词表达对草原故乡的眷恋，同时也饱含了蒙古族人民对生命的思考。旦增尼玛用深情的歌喉将“马蹄踏碎”“白云落脚”的草原意境演唱出来，让民族情感以歌唱的形式熔铸到电视剧的主题叙事当中，作为表现民族身份认同的声音进行推广和传播。这种极富代表性的民族传统音乐让作品的民族情怀得到尽情释放，对民族认同的建构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⑤另一方面，电视剧巧妙地融入了主观叙述视角，经由叙述主体的旁白解说缓缓地引向内蒙古人民的收养历史，这不仅是主人公一个人的成长记忆，更承载着各族人民的共同记忆，实现了声音语言从艺术功能到文化功能、再到政治功能的叙事性转化，帮助观众更好地反思民族文化，建构起民族身份认同。

电视剧《国家孩子》通过讲述一场拯救生命的迁徙之旅，唤起一段特殊的历史记忆。四位上海孤儿与少数民族人民的真情相处，已经成功地融入各民族人民的深切记忆中，并以此为前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被演绎成具有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的集体性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存在于电视剧作品的叙事策略当中，也存在于视听语言的包装形式上，将抽象的意识形态以具象的影像美学展现出来，充分揭示了带有民族文化的符号性语言，以此来诠释电视剧作品的民族与时代精神。中国的历史年代剧是众多创作者对集体无意识的个性化表达，以民族叙事作品要想获得发展，应当充分利用民族文化特点和民族精神风貌，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紧密相连，继而增强各族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并上升到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利用影像作品帮助推进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

作者:杨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