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类型生产机制中呈现出来的诸种现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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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文化研究的视角切入，从传播机制、意识形态语境、产业经济多方面透视当代中国电视剧的类型生产，并在电视剧类型生产与本土语境、类型并轨背后的商业与意识形态影响、跨境影像生产中的类型策略三个方面探讨电视剧类型生产机制中呈现出来的诸种现象。

关键词类型生产本土语境跨境性

当代中国的电视剧生产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产业，黄金档的电视剧是很多中国家庭晚间休闲活动的重要内容。尽管在特定本土语境下，长期以来“电视剧生产是处在政府宏观监控之下的半产业状态”，但电视剧市场迅速产业化的趋势却不可逆转。迄今为止，80%以上的电视剧制作节目都来源于完全市场化的民营机构。电视剧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后果是其类型生产达到了一个相当多元的程度，既有帝王戏的长盛不衰，又有主旋律剧、都市剧、武侠剧、言情剧等各种类型剧的争奇斗妍。电视剧是受众投入时间最多的节目类型，是各台在收视竞争的利器与法宝，也可以看成是电视台生存的重要支柱。在央视-索福瑞媒介调查机构每年的媒介报告中，全国所有的电视节目类型中，电视剧一直占据30%以上的份额，位居榜首。电视剧产业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而在电视剧生产中，类型生产一直是一个重心，“利用演员或节目类型形成主题，成为一些电视台提高电视剧收视率的重要策略。”本文关注的重心正是在于当代中国电视剧的类型生产机制。

那么，电视剧的类型生产仅仅是一种商业策略吗？它与本土语境的关联是什么？其背后博弈的文化机制和意识形态特征又是什么？在当下电视剧的类型生产策略中呈现出哪些特征与趋势？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将对当带中国电视剧生产的现状和未来提供进一步的思考。

一、类型生产与本土语境：产业机制和本土文化

电视剧类型生产机制绝不仅仅与电视剧类型文本本身有关，而是与电视产业背景和中国文化语境密切相连。从传媒产业的角度来看，类型产品的完善，是一个文化产业成熟的商业化标志之一。与电影类型多以题材和观众心理机制分类不同，国外电视剧的类型分类标准多是以受众市场和播放时段为主，比如情景喜剧、黄金档电视剧、午夜档电视剧。目前国内的电视剧类型尽管还沿用了题材分类的标准，但在某些分类上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国本土文化语境，诸如帝王戏、武侠剧、涉案剧、反腐剧，主旋律剧等等，这些都是在中国本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语境中生长出来的电视剧类型。类型机制的完善，无非是要面对不同的受众市场，打造出不同的类型片，以期满足不同类型受众的文化消费需要，获取最大的市场占有份额、促使利润最大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各种类型剧的生产，可以说是合理分散风险的一种营销方式。通过类型区分电视剧产品，是预售电视剧产品的一个惯用策略，因为“类型”是“由制片人、观众等共享的一套期望系统”，观众在收看电视剧文本之前便已经预设了一种期待的快感满足。在观众的收视期待和制片人的商业动机之间存在着一种巧妙的平衡。当下的电视剧市场日趋分众化，电视受众对电视剧产品的口味也日益多元，同时，激烈的电视剧市场竞争迫使日渐脱离国家体制保护，仅凭市场力量求生存的电视市场要格外注重受众反馈和市场回报。电视剧在生产实践上从来没有拘泥于某一种类型产品，将来也不可能，这是由强大的商业逻辑决定的。

从本土文化语境来看，当代中国电视剧类型生产与本土语境之间的联系密切。中国电视受众最为青睐的一些电视剧类型如武侠剧、帝王戏、反腐剧无不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印记和现实语境的影响。比类型更为重要的是类型系统背后的语境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类型也是“一种产生意义的语境”。

中国电视剧的某些类型，是与中国现代化转型期特有的现实和社会矛盾密切相关，是中国本土意识形态整体语境的直接呈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急剧转型，在此基础上，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步富裕、也衍生出种种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腐败、社会阶层分化、财富分配不均衡等等。这是本土语境在特定时期特定的关注点，电视剧作为中国收视面最广的虚构叙事载体，与本土语境相连紧密。与之相关在中国衍生出两种类型剧，一是帝王戏、一是现实题材的反腐剧。前者有《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大明王朝1566》等等，后者有《黑洞》、《黑冰》等等。帝王戏一度在中国的电视剧舞台上占据了大半空间。这固然与中国叙事传统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模式有联系，更重要的还是当代中国的本土意识形态语境。

二、类型并轨：意识形态与商业的双重影响

在电视剧的类型生产机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多种类型的并轨。这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也是一种商业策略，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电视剧的一种“身份焦虑”。中国电视剧文本中长期存在着一种类型——主旋律剧。主旋律剧的意识形态背景非常耐人寻味。在这些电视剧中有传统的对领袖、英雄人物、建党建国建军历史、反腐倡廉等题材的呈现，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的，但在另外一方面又呈现出非常有趣的与商业结合的机制。从早期的《凯旋在子夜》、《烈火金刚》、一直到最近的《历史的天空》、《亮剑》、《暗算》，主旋律电视剧在中国市场的收视率是非常可观的，这些电视剧在近期的发展中越来越呈现出商业机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结合的倾向。笔者认为，主旋律剧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世界各国的影像文本中或多或少地都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痕迹。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内容会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反映在那个时代的文化文本中，最有趣的是考察这些电视剧文本意识形态所呈现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但在实践操作层面，它又掺入了后现代的消费主义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不再仅仅将电视剧文本当成意识形态宣传的传声筒，也将其当成某种以盈利为目的的文化娱乐产品，这体现在主旋律剧与不同形式的类型剧结合，以满足不同口味的电视受众的需要。

理解电视剧的主题、类型的呈现方式，其实首先要求我们理解当下中国语境的话语呈现方式、理解当下这个时代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所指的是“一种超历史的东西”，它在影像生产中呈现为一种“心理倾向——那些集体意识很深层面、意识层面以下的那些东西”。重要的不是电视剧文本所呈现的那个时代，而是制作、呈现文本的特定时代语境。正如费斯克已经指出的那样，大众文化产品只是一个“表述的中转站”。电视剧也是如此，它在吞纳了特定语境中的一些特定信息以后，又以文本的形式传播出来。当下中国是一个消费主义与理性主义并重的年代，在当下电视剧文本的诸多类型中，我们既可以看见源于消费主义的草根性狂欢、也可以看见对传统的权威的戏谑化解构，还可以看见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这种表意策略固然有强大的商业逻辑支撑，但归根结底是与当下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语境的特殊性相关的。

三、跨境影像生产的类型策略

“跨境性”其实是当代影像生产的一个新趋势。按照张英进的看法，所谓“跨境”（cross-border）是跨国（transnational）概念的一种衍生；跨境的说法避免了“国族”这一敏感问题，“跨境”应该也包括一个国家内的界限跨越，如沿海-内地、都市-农村、上海-香港、普通话-方言。“跨境”不仅表现在影像的内容生产上，同时也表现在影像的流通和接受方面。从传媒经济学的角度说，传媒产品可以被消费数次而不会被耗尽，而且再生产的成本微乎其微，因此，传媒产品很适宜进行跨境传播，这也是制作商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的一种有效途径。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于2007年8月23日在北京举行的“海峡两岸影视交流会”上，正式宣布出台新政策。具体内容分为两条：一，内地与台湾地区的合拍剧可以进入各电视台的黄金档播出；二，凡有台湾演员参加的电视剧，可下放到属地管理部门进行审批。而在2000年初，国家广电总局出台政策，规定港澳台合拍剧和引进剧等不能在内地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2004年3月3日，广电总局又进一步重申了该政策，“未经总局同意的引进剧和合拍剧一律不得在19:00至22:00黄金时段内播出。”这正映证了影像跨境生产越来越强劲的趋势。新政策的出台将进一步促进华语影像文化产品市场的迅速整合，与之相对，电视剧的制作和演出阵容日益增加“跨境性”的特点，不再有单一的市场壁垒，两岸三地的电视剧制作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呈现出合流的特点。

而在考量“跨境”影像生产的时候，有必要规避单一的产业思路。跨国或跨境资本流动、演员阵容、制作发行的跨境整合是跨境性的一个表现，这种跨境性在保证制作商的市场占有率的同时，又反过来对电视剧文本的结构和话语特点产生影响。从跨境性电视剧文本的角度来看，那些源于华语地区共同文化资源的原型文本特别受青睐，比如改编自《西游记》的“猪八戒”系列，在两岸三地的收视率都很出色，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文化原型在华语世界的影响力。影像文化产品尽管是植根于本土文化语境的，但全球或大文化圈内通俗文化的流动和均质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介入和塑造影视文化产品景观。尤其在某些大文化圈内，共同的文化记忆和话语形式往往是成功的因素之一。早年的《三国演义》在海外市场的成功发行就是例证。

跨境性电视剧生产应该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从传媒经济学的角度，跨境电视剧至少可以指向人员资金制作发行等的跨境流动。为了加强电视剧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中国电视剧产业越来越娴熟地运用电影商业机制的某些惯例来寻求利润的最大化。明星机制即是其中一例，一方面以合作拍片的形式积极引进港台以及其他海外地区有影响的明星担纲内地电影，一方面积极培养内地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在最近更演变成为了保证影片在华语地区和海外市场的收视率，专注于跨国、跨境明星合作，专注于某种类型剧的制作。

二是跨境流动中的文化共同体和文化均质问题。跨境性电视剧的文化土壤应该有两方面的支撑，首先是来自某些文化共同体的共同文化记忆，支撑起跨境电视剧在某个文化圈内部的广泛传播和流动。如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一些古典历史题材的剧本传播效果便有文化共同记忆的铺垫，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比如中国的《三国演义》、韩国的《大长今》等等。其次，跨境性电视剧更为重要的一个来源是全球流行文化；全球流行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它在总体上讲跨越了地域与区域文化的局限，成为全球性的文化消费品。例如近年来十分流行的《我爱金三顺》等韩剧，《流星花园》等台湾剧，以当代青年流行亚文化为基础，其生产、传播都跨越了本土语境，成为整个东亚地区风行的电视剧文化产品。尽管与跨境电影相比，跨境电视剧目前国际化的程度并不是很高，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种趋势，即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越来越依赖于开拓市场，因此，跨境生产成为一种可行。中国的电视剧目前在跨境生产中还仅限于华语地区市场的开拓，但也展现出更宽的思路。对一些流行美剧和韩剧的模仿和拷贝已经初步出现。但本土化策略的成功与否却因剧而异。比如拷贝美剧《欲望都市》的《好想好想谈恋爱》收视不俗，拷贝韩剧的《白领公寓》却观者寥寥。

三是跨境电视剧传播中呈现的文化折扣与文化冲突。即跨境性与全球化中本土的立场与策略问题。跨境电视剧的文化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总是均质的。从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流动是主要趋势。从好莱坞向全球，欧美向日韩、日韩向港台、港台向大陆，都是常态的影像传播流向，反流向不是没有，但目前来看还不是主流。跨境影像的制作和发行都不局限于本土视角，但在传播过程中接受效果并不是均质的。香港学者李立峰曾经研究好莱坞大片在香港本土接受的文化折扣问题，其研究表明，文化折扣是与电影类型紧密相关的，喜剧片因为渗透了更多的本土文化元素，因此更难为相异文化情境的受众接受，文化折扣的程度是最高的，而剧情片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为他者文化情境的受众理解和接受。这个研究也可以类比在电视剧跨境生产的情境中，就电视剧而言，由于在资金投入不能与电影相比，因此在传统上更倾向于对本土市场的占据。但电视剧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在全球化的大语境又呈现出跨境生产的趋势，这也使电视剧生产为了适应新趋势而呈现出某些新的特征。就目前而言，电视剧的跨境生产也是与某些文化折扣相对较低的类型剧结合得比较紧密的，如言情剧、家庭剧、励志剧等等。跨境生产的新趋势有可能会强化电视剧生产的某几种类型，从而将电视剧类型生产带入一个更为模式化的机制。公务员之家

本文认为，对当代中国电视剧的类型生产机制的任何探讨，都不能停留在单纯的文本的分析上，而必须将电视类型生产背后的产业机制、本土文化和意识形态语境、传播生态系统等整合为一个可以多层次理解的意义系统。只有如此，才能更全面地观照分析对象。当代中国的电视剧类型生产策略只是电视产业的一隅，它源于本土语境的复杂和独特性，游走在商业逻辑、意识形态话语和文化机制之间，巧妙地以杂糅的方式应对。它对本土文化语境的挖掘与再现，在类型生产中呈现出的商业机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并轨与合谋、以及跨境性生产的新趋势都使得电视剧的类型生产策略跨越了单纯的产业或文化政治的思路，为我们思考电视剧生产的现状和未来提供了一个更为多元的解读视角。

注释

尹鸿：《意义、生产与消费-当代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张海潮：《眼球为王——中国电视的数字化、产业化生存》，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澳]理查德·麦特白著，吴菁，何建平，刘辉译：《好莱坞电影——1891年以来的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澳]理查德·麦特白著，吴菁，何建平，刘辉译：《好莱坞电影——1891年以来的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美]张英进：《审视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143页。

费斯克语，转引自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张英进：《中国电影比较研究的新视野》，《文艺研究》2007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