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娘子军的爱情伦理观论文
时间:2022-03-05 03: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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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爱情基本内涵的崇高性与责任性
爱情,从狭义上来说。是男女之间强烈的、纯真的、专一的相互爱恋的感情,主要包括心理方面和生理方面的需求,但通常中国人更强调前者而限制后者。特别是在强调影视艺术创作要为政治服务的“红色”年代,其爱情的基本内涵则仅限于男女间基于共同革命理想而建立感情,具有一定的崇高性与责任性。
在由谢晋执导的《红色娘子军》中,不仅爱情的自然属性即完全被排斥了,连吴琼花和洪常青之间的爱情对话也改成了与爱毫不相关的台词。但“尽管如此,还是不能改变男女主人公革命背景下的情爱性质”。只是这里的爱情是处于被“阉割”的状态之中,缺少自然的性欲吸引魅力,缺少明确的爱情语言表达。从而使“红色”爱情脱离了“饮食男女”的世俗和“花前月下”的浪漫,走向了革命的崇高,并凸显了革命的责任。在影片中,不甘被命运驱使的女奴吴琼花从欺压、凌辱她的地主恶霸南霸天家中逃跑,与化装成南洋富商的共产党人洪常青相遇,并被洪巧妙救出“火坑”,继之引领其走上革命道路。从导演设计的这个“英雄救美”细节来看,吴琼花和洪常青之间产生爱情符合人物的情感逻辑,二人再度相逢在“分界岭”时内心和外表所洋溢的难以掩饰的欢欣以及后来作为爱情见证的“四块银圆”的细节表现都印证了爱情的萌生。但是,与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而把个人满足放在头等位置、高度重视爱情之不同,中国的“红色”革命爱情在内涵上是纯粹精神性的情感之爱。尽管在影片中没有确定吴琼花和洪常青的恋爱关系,可是在洪常青牺牲之后,吴琼花接过了他留下的皮包,义无返顾地接替了他的位置,用完成他们共同梦想的方式,使其爱情超越了生死时空的距离,充满了崇高之情,充满了责任之爱。
二、爱情社会定位的阶级性与革命性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爱情、婚姻、家庭中的道德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是一定阶级的道德的具体表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红色”革命背景下,《红色娘子军》中所演绎的爱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阶级政治的影响,在其社会定位上体现出强烈的阶级性与革命性。
在影片《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的阶级出身决定了她自身的革命性,决定了她与洪常青之间的关系首先是阶级战友、是革命同志,然后才可能是恋人、情侣,即意味着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阶级基础和共同的革命理想之上的,具有着明确的阶级定位。如果没有“共同的阶级基础”这层具有社会政治色彩的“外衣”,那么即使这份已经十分模糊的爱情也同样是难见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并且不会受到他人的尊重与理解。同时,在“红色”革命的大背景下,青年们追求的都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革命爱情境界,这更注定了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不会成为其生活的主旋律,必须要从属于党的革命事业、从属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展现出彻底的革命性。因此,删改之后的影片《红色娘子军》选择了尽量淡化了原剧本“儿女情长”的安排,自始至终都没有把爱情的线索全面地扩展开来,只通过男女主人公在“分界岭”这个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地方的几场戏来渗透一种爱的气息。导演在无奈之中所采用这样情节处理,既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又留给观众很多关于美好爱情的自由想象的空间,从而保留了影片的情感张力和艺术感染力。三、爱情价值取向的纯理性与内在性
在中国的革命时代,虽然革命者们同样追求真挚、崇高的爱情,但是爱情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并不具有“合法”地位。因此,人们对待爱情都比较理性,在爱情表达上都很含蓄。《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就是如此。
在影片中,观众尽管能够从男女主人公的眼神交流、神态表现以及四块银圆、皮包等“信物”中领悟到一份纯真爱情的存在,但是并没有看到吴琼花和洪常青之间坦率、炽热的爱情表达。洪常青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代表,他肩负着拯救弱势群体、引领以吴琼花为代表的被压迫人民从普通人物成长为革命战士、英雄人物的神圣使命,承载着党代表的高大形象。这样特殊的政治身份。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常常要求人们将爱情作为终身大事并与个人事业、前途和命运联系起来的影响,决定了其爱情价值取向的理性化和内在化,缺少热情奔放的表达正是为了契合人物自身形象和社会政治氛围。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影片模糊人物爱情线索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以及人们对爱情理性的高度赞扬。而吴琼花曾受到过以南霸天为代表的男性世界的伤害,因而对男性有着天然的戒备心理,同时随着革命觉悟的逐渐提高,其对待爱情的态度亦是十分慎重。在没有得到肯定的时候,只能把爱情埋在心里。可见,在她的身上同样表现出了“红色”爱情价值取向上的纯理性和内在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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