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先驱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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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是黎民伟之子，有幸接触先父的遗物，当中记录了大量中国早期电影史的第一手资料，笔者加以整理并提供给学者。周承人先生、李以庄女士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第82期发表〈黎民伟的若干经历和评价──勘误与质疑〉一文，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笔者不是学者，本文谨以一片保存历史真实的赤子之心，初踏研究门槛之身份，撰文讨论，以期抛砖引玉，并希诸君纠正。

一对黎民伟的评价

1、周、李两位质疑对黎氏的评价被「误导」，提出有人「想尽办法抬高黎民伟……误导了许多学者」。他们质疑有人称「黎民伟是中国电影之父」。笔者只是提供了黎氏的资料，从未如此称呼先父。如果是责备其他学者「误导」，就不应该了。

1905年任庆泰（字景丰）于北京拍摄京剧片段《定军山》，比黎民伟于1913年拍《庄子试妻》更早；可是「国片之父」一说，实为1953年黎氏追悼会中由当时电影翘楚组成的治丧委员会所尊，成员包括：吴楚帆、关文清、朱石麟、李应生、卜万苍、马徐维邦、金擎宇、朱旭华、郑用之、谢益之、赵树燊。他们多非影史研究者，但尊崇黎氏为「国片之父」，乃因黎氏身为革命先驱，一生对电影的无私奉献及其「风」度、「人」格1。

香港电影资料馆于2003年举办之一系列活动，皆称黎氏为「中国电影先驱」，而非「中国电影之父」。

2、周、李认为黎民伟「在1914年后，直到1923年前，十年间忙于他事，没有参与任何电影摄制」，从而推论黎民伟「到上海时，对中国电影事业来说，只可以说是一位后来的参与者，并非中国电影最早开拓者」。

在上述时期，黎氏积极为拍摄电影筹组资金、购买器材、买书自学。1921年他拍摄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2。在《勋业千秋》旁白中也讲到：从民国十年至十七年（1921-28），随孙中山先生拍摄。历经广东至直隶（河北）八省，拍摄北伐战争。他亲携笨重的摄影机上前线，翻山越岭去做这件危险的工作，完全是义务的3。孙中山先生亲颁「大元帅令」命将士支持拍摄，后又送赠「天下为公」墨宝以资表彰。他拍下珍贵的中国近代史片段，包括孙氏革命事迹影片二十四部，及大量北伐战争纪录片，是现存唯一的孙中山电影片段。在当年，虽然也有人拍摄孙氏，但拍得最多，时间最长，又能亲赴前线者，只有黎氏，故有「中国纪录片之父」之誉。

学者皆认为此乃黎氏对中国电影和近代史的主要贡献，是国家珍贵的精神财富。《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指出：「黎民伟是中国第一位长时间致力于新闻纪录电影的摄制者，……他是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上早期的第一个重要人物。」4但是，周、李两位多次撰文评论黎氏，为了否定黎民伟是中国电影先驱，从来不提黎氏拍纪录片对国家的重要贡献。

1913年中国电影拓荒者张石川、郑正秋拍了中国首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同年，黎氏也在香港拍了《庄子试妻》。如果说黎氏是中国电影事业「后来的参与者」，就是说香港电影不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

黎氏积极动员家人投身电影事业，两位妻子：严珊珊是中国第一位女演员，林楚楚是香港第一位女主角，儿子黎铿是中国第一位著名童星。

两位否定黎氏是中国电影先驱，论据不足。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先生指出：「黎民伟，中国电影的奠基人之一。」5

3、周、李认为有人要「抑黎北海、扬黎民伟」。

（i）李以庄认为黎北海对香港电影的贡献比黎民伟更重大。罗卡先生不同意，他指出6：

现阶段，考虑到黎民伟对香港电影开拓的全面性（开设戏院、影片公司、片厂之余更率先拍摄新闻片、纪录片），和持久的奉献（黎北海于30年代中以后已淡出影界，黎民伟在1938年重回香港后，仍艰苦经营片场，支持国防影片的拍摄；筹拍国际发行的英语片；战后更为香港引入新的冲印技术等等），我认为他对香港电影的贡献仍然大于黎北海。称他为「香港电影之父」，仍然是恰当的。

（ii）黎北海是香港电影先驱，也是笔者的伯父。有关他在电影方面的资料，已全部公开。相片中有黎北海的，定加注明。2003年夏李以庄想采访黎北海儿子，笔者立刻告诉了她。

李以庄对人说笔者在十多年前欺骗她，说黎北海太太已逝去，使她失去了解黎北海的机会。假如笔者把仍健在的伯母说成死去，合情理吗？笔者又何必把黎北海儿子告诉她呢？

笔者与罗卡先生合作十多年，罗卡先生曾致函周、李两位表明：我们都没有「抑黎北海」。

我们很希望多了解中国、香港早期电影史，可惜黎北海、梁少坡、罗永祥等的资料极少。

（iii）香港第一家全华资的「民新制造影画有限公司」的创办，黎民伟的贡献大于黎北海。

首先，在《黎民伟日记》（以下简称《日记》）记载：「1922年1月7日与海山大哥往张才律师楼签天后庙前之地，由予完全承受其名下所有，转伟名。伟将以栈十号铺按与林卓明二万元。周息八厘，收二万元支票存入广东银行，因家庭事愤怒心乱，忘记cross该则，夜后始觉，幸毋损失，大幸。天后庙地，……值银四万一千七百七十五元，并付厘印四百五十元。」7黎民伟以高息向其兄购地，才能建成「民新」。

第二、黎民伟是清平乐社员，黎北海不是。他对戏剧、电影的造诣高于黎北海，因此，黎民伟虽是弟弟，却任总经理，黎北海是经理。

第三、黎北海在香港民新只和黎民伟一起拍了一部《胭脂》，但黎民伟还拍了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以及珍贵的孙中山先生事迹和北伐战争的纪录片。

4、周、李认为「黎北海真正是香港电影教育的鼻祖」。

事实是，早于1924年，「黎民伟和关文清在广州创办了香港第一间电影演员养成所（民新演员养成所）」。关文清和黎民伟两位当事人在各自的文章中，都说得很清楚8。

这是香港民新为拍摄香港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培养演员而在广州设立的。黎北海是在1928年黎民伟离开后才在香港办演员养成所。

周、李两位只摘引1928年，而避开1924年黎民伟开创电影教育，否定了黎民伟开创电影教育的贡献。

5、周、李质疑：黎民伟参与用清平乐戏箱偷运军火去广州，支援革命。

黎氏十六岁参加了同盟会，清平乐社员中有海内外同盟会的领导者，如胡展堂、陈少白、邹海滨等。先母林楚楚曾对子女说过：先父和他的战友曾用戏箱偷运军火去广州，支援革命军。还在战场上搬运尸体。余慕云先生曾多访问先母，他在《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描述此事时有笔误9。在黄花岗起义时，清平乐剧社还未成立。周、李两位抓住余先生的笔误，提出「没有清平乐剧社，能有戏箱用于运军火去广州之事么？」作为研究者，不应这样轻率地否定一段史实。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广州还有起义。先母口述革命者偷运军火支援革命军的史实，可再考证。香港无线电视台1974-1976年的节目《蒙太奇》曾访问林楚楚，也忆述了这段史实。

6、对《日记》的质疑：两位于2003年的一场讲座及以后发表的文章中，多次质疑《日记》被大幅删改。其实，笔者在《日记》发表前曾寄去初稿并登门征询意见，两位并无异议。但在讲坛上，却当着数十名听众，提出1929年2月至12月有三件大事未有记载，公开指责笔者「为甚么要删改？」其后又一再撰文质疑「何以缺失？」笔者身份特殊，不愿公开论战，反被误为默认，拖了一年至今才回应。

笔者深知黎氏日记为珍贵的中国早期电影一手史料，故除与电影及社会完全无关之私人事件，其余皆一字不漏刊载于《日记》中，并加注释。其实，不少大事如孙中山先生送赠「天下为公」墨宝及签发「大元帅令」、高剑父送赠「电影救国」墨宝等，《日记》原件皆未有记录。或许周、李两位以为笔者有意「去恶」，但笔者亦无「不扬善」之理；笔者当初整理《日记》时，其中提到黎民伟拜访陈立夫救联华事，预感将来会有人藉此批评黎民伟，笔者仍不「去恶」，如实刊出，没想到为周、李两位所用。

黎氏是写私人日记，没想过日后会是珍贵史料，我辈只能以此作第一手史料考证，而不能要求黎氏的日记能解答一切历史悬案，否则即认为黎氏隐瞒或编辑者肆意删节。两位所提三件事并无记载，罗卡、黄爱玲等多位学者曾阅览原件；笔者与周、李两位相识四十多年，曾供李以庄翻阅《日记》原件，为两位提供很多资料。两位不再来查阅原件，问清楚，就多次公开指责，令人大惑不解！

笔者欢迎研究者查阅原件，并把复本及珍贵的孙中山先生影片送赠香港电影资料馆。

二关于「联华」

1、周、李认为罗明佑、黎民伟经营失败的原因是：远离抗日救国热潮，配合「新生活运动」，宣扬传统的忠孝仁爱等道德观念，导致经营失败。

拍摄宣扬传统道德观念的影片，是否「远离抗日救国热潮」，导致亏本呢？非也。伦理片《人道》，卖座极佳。「《续故都春梦》、《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人生》、《母性之光》，俱能卖座。」10反之，联华二厂拍了涉及抗日的影片，如《大路》、《小玩意》、《狼山喋血记》等，同样遭遇经济困难，是最佳反证。其实联华经营困难的原因很多：

首先是日寇侵华，「一·二八」战争，联华四厂被毁，三十多间电影院停业，造成全国电影业陷入困境。罗明佑丧失了东北的影院，华北的影院陷入困境，资金周转不灵，设想中的制片业和放映业互助发展的计划落空。

其次是经营上失误，开销太大，出品太少，成本比人家的高。

第三是阮玲玉的去世，联华失去了最具号召力的明星。

试想如果不是上述的三项主要原因，联华怎会资金周转不灵呢？

周、李两位把拍摄宣扬传统道德观念的影片，说成是执行了陈立夫路线，导致了经营困难，是要把问题政治化。

黎氏是一个革命者，终生坚持「电影救国」的理想。

1933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它标志着以左翼电影工作者为主的电影界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形成，参加者投票选出了包括黎民伟等人为执委。1936年全国抗日热潮高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国防电影运动」兴起。黎氏在当年给职工的元旦贺咭上写着：

国防武力之前卫是「空军」；国防文化之主力为「电影」。

际此非常时期，言国防者，幸勿忽视电影。祝

新春多祉，并请对电影事业

赐予指导黎民伟鞠躬

1932年和1937年日寇进攻上海，联华各厂只有黎民伟立即放下厂长职务，先后两次带领卜万苍、朱树洪、黄绍芬、金焰、吴永刚等上前线，拍摄了《抗日战史》和《淞沪抗战纪实》，前者在当时被认为是「唤醒民众的爱国教科书」，后者被誉为「血肉的实录，珍贵的国宝」。从现存的画面看到，炮弹就在镜头前爆炸。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拍摄这些影片去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潮。

日寇占领上海和香港，先后两次威逼黎氏为敌伪效劳，皆不为所动，宁愿带着全家十多口逃难，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仍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工作。

综观黎氏的言行，他一直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绝不会赞同和执行「远离抗日救国热潮」的制作方针。

联华的影片都是批判现实的黑暗面，反帝反封建，宣扬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至今仍被誉为优秀作品。联华的影片在描写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方面，深度和手法有差别。黎氏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正如郦苏元先生指出的11：

与激进的革命的文化人士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出发，同情人民疾苦，关心国家前途，对贫富不均苦乐不等表示强烈不满，希望通过社会整治道德规范来改变不合理的现象。因此，他们许多批判是严肃的、认真的，也是比较温和的、改良的。……以道德批判代替社会批判，主张道德自我完善来促进人类进步。……

今天，内地很多学者对于过去有争议的联华影片，都肯定它们有正面的积极意义。为甚么周、李两位还要把宣扬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的影片与宣传抗日对立起来，甚至夸大为导致经营失败的唯一原因呢？

今天，祖国日益富强，更需要大力宣扬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2、周、李认为《渔光曲》「与黎民伟无关」，甚至说是「掠人之美」。

罗卡先生和笔者编写《黎民伟：人·时代·电影》时，笔者负责编排相片和黎氏写的日记、文章等。

周、李质疑我们刻意误导读者，把《渔光曲》和《大路》与一厂的作品混编在一起。事实是：在该书「黎民伟日记」的「黎民伟」一节以及后面「黎民伟电影事业简表」，介绍黎氏作品时，都没有《渔光曲》和《大路》，也从未说此两片由黎民伟制作；但当介绍整个联华的主要作品，当然应当包括这两部影片。我们编书时完全是按照影片拍摄的年份先后来排列，绝无刻意误导读者之意，两位未免多疑了。

周、李责备笔者：称黎氏「是『总厂的负责人』，将联华的功绩都归于其名下」。笔者在《黎民伟日记》的文章中只说黎氏是「总厂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2。两位看漏了此两字，却关系重大。

笔者说黎氏是「总厂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因为：

（i）黎氏是主要创办人之一，是罗明佑的主要合作者。他是董事，是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的成员之一。

（ii）编、导、演、摄、制以至行政，黎氏都做过，资历、经验丰富，一直参与总厂的决策。

（iii）黎氏在〈历史失败之回顾〉笔述：在联华经济困难时期，「因一二八事变，再以东山房产押款二万元以维持之。……因八一三事变，因维持至影响霞飞路私产拍卖。」13如果不是总厂负责人之一，他何需这样做？

说出这个人尽皆知的事实，就是「将联华的功绩都归于其名下」？

黎氏是「总厂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渔光曲》当然与他有关系。所以，《渔光曲》的奖状数十年来一直由黎民伟珍重地保存着。周、李明知这个事实，却一而再地撰文说《渔光曲》「与黎民伟无关」，甚至说这是「掠人之美」，两位真是言重了。

在黎民伟逝世后，林楚楚遵循他的临终嘱咐，把《勋业千秋》和《淞沪抗战纪实》两片，以及《渔光曲》的奖状送往北京，无偿地交给国家，虽然当时家庭经济十分拮据。金焰在1979年8月7日上海《文汇报》撰文及《黎民伟日记》均有述及。

三几点质疑的商榷

1、周、李认为《偷烧鸭》是香港第一部影片。

罗卡先生在《当代电影》撰文〈黎民伟与早期香港电影制作活动的再考察〉14，他亲赴外国查证，《偷烧鸭》资料极少，并有疑点，他认为此片和《庄子试妻》还需进一步求证，才能定论，此文甚具参考价值。

2、周、李质疑《黎民伟：人·时代·电影》上写的一段话：「民新旧有制片厂一在上海，一在香港，一在广州。」两位质疑：「民新有三个吗？」

黎氏在自述文中指的是「制片厂」不是「制片公司」。以「民新」命名的制片厂确曾在三地设立。

3、周、李认为聂耳不是联华培养，此处谨补充有关资料。

聂耳1931年加入联华，先当提琴手，开始作曲，后提升为音乐主任，直至1935年遇难。先父告诉笔者，聂耳的许多作品是在联华一厂写成，如《义勇军进行曲》等；摄影师朱树洪也撰文忆述：有幸能在联华一厂聆听他演奏《义勇军进行曲》15。聂耳于联华期间，有其他兼职，为其他公司的影片作曲。说联华给聂耳提供了机会，还是联华多年后沾了聂耳的光，二者并无冲突。

附带补充：聂耳与黎家私交甚笃，聂耳更经常到访。先母亦曾提及：聂耳很喜欢黎铿，认他为「干儿子」，黎铿也亲昵地叫他「耳朵先生」；聂耳的《卖报歌》，就是为黎铿而作。聂耳不幸遇难后，先母说：最有资格去拜祭他的就是黎铿。

笔者对电影史学者非常敬重，有些评述难免有偏差，只要不是存心歪曲，可以谅解和探讨。笔者认识有限，提出上述澄清供史家研究。

但是，不应轻易地给别人扣上「想尽办法抬高」、「严重搞混历史」、「误导学者」等大帽子，这对电影史的讨论并没有好处。

注释

1在2003年纪念黎民伟诞生百十周年时，卢伟力博士撰文指出：「在中国文化传统下，能称为『父亲』者，『风』度、『人』格似乎更必要。」

2黎民伟自述文：〈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的褓姆〉，《当代电影》（北京），2004年第3期（总120期），页32。

3关文清：《中国银坛外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6），页127。

4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5。作者曾长期担任中央新闻纪录片厂副总编辑。

5李少白：〈主持人导语〉，《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总120期），页16。

6罗卡：〈关于评价黎民伟、黎北海〉，载《香港电影资料馆通讯》，第26期（2003年11月）。

7黎锡编订：《黎民伟日记》（香港：香港电影资料馆，2003），页9。

8关文清：《中国银坛外史》，页127；同注2黎民伟自述文。

9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6），页127。

10同注2，页32。

11郦苏元：〈黎民伟与中国电影〉，《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总120期），页25。

12黎锡：〈黎民伟诞生百十周年有感〉，载《黎民伟日记》，页3。

13黎民伟手稿：〈历史失败之回顾〉，载罗卡、黎锡编著：《黎民伟：人·时代·电影》（香港：明窗出版社，1999），页173。

14罗卡：〈黎民伟与早期香港电影制作活动的再考察〉，《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总120期），页28-30。

15朱树洪：〈黎民伟先生与我〉，载《黎民伟：人·时代·电影》，页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