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门外断想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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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纪录片的认识和兴趣，始于鲁迅先生的教诲。青少年求学时，读鲁迅日记，便记得其中有关于先生对电影纪录片的议论。大意是说：每有暇，携广平，乘车直奔电影院，看的是非洲纪实之类的纪录片，因为此生恐去不得那地方，只可望从银幕上了解些那里的实情。可见，在鲁迅看来，纪录片乃是他拓展知识视野和增长人生智慧的重要窗口。伟人如此，况我辈乎！人生有限，银幕无限，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足令人生拓展了有限的时空，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理想已成现实。如今的影视纪录片，作为成为“显学”的影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承担着以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渗透性最强的影视传媒纪录历史与现实的神圣使命。正如《中国纪录片人宣言》所言：“纪录是纪录者的生命存在形式。纪录片的品格即是纪录者的品格。”中国影视纪录片工作者担当的责任是：“记录我们民族波澜壮阔的复兴历程；记录我们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真实轨迹；记录我们人民奔上小康大道的动人故事。”“为时代立传，为历史存真；传承文化，连接未来；生命不息，使命不止。”

恩师钟惦棐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曾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暂管过短期的编辑工作，当新影厂30周年诞辰时，他发表《审时》一文，找来重温，仍启人心智。他指出：“表面的纪录，只能是纪录的表面具有动人的性质”，而“和平建设表明生活进入常态，因此表面的纪录如果不能突破纪录的表面，便将在新的历史时期减弱它昔日的力度。”此言极是。他要求纪录片必须从“所处的时代要求寻找答案”，“成为这个新的社会体制的触角，并且用新的电影语言和新的电影方法”去突破“事务的表面”。他呼吁纪录片创作者学会“审时”，“审时而后度势”，“审时是对客观的总体认识，度势是对主客观条件的估价”。真正从纪录对象的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科学“审时”，确为创作史学品位与美学品位俱佳的优秀纪录片的首要条件。（引文均见钟惦棐著《电影策》第182、18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当今世界，人类在反思历史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大思想家、哲学家、美学家，都共同认识到：如果说，工业革命在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某种程度的破坏——自然资源的失度与过度开发破坏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那么，信息革命就在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留下了人文生态环境某种程度的破坏——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水准的滑坡。面对人类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严峻现状，曾荣获诺贝尔奖的数十位大科学家几年前云集巴黎，共商对策，在著名的《巴黎宣言》中呼吁：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21世纪人们应当回到2500年前东方的孔子那里去讨教！可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自身等关系的和谐哲学，作为人类宝贵的思想资源，魅力依存。在这方面，纪录片大有独特的用武之地。纪录片之所以分出“政论类”、“自然类”与“人文类”这样重要的类别，实乃创作趋势和内在规律使然。

人类在和平、发展这两大共同主题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攸关人的素质的文化力的竞争。文化力作为综合国力的根本标志，极为紧要。考察国情，时下影视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对书籍文化的挤压，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精华，恐怕主要还不是集中体现在银幕上，而是体现在图书馆里经过历史筛选和确认的古今中外的经典书籍文化里。当然，盛世文化理应最具包容性。当代影视文化，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性的，一类是积累性的。前者重在时尚与流行，追求娱乐快感；后者重在传承与创新，追求智性美感。两者都需要，理应互补生辉，但切不可厚此薄彼，甚至是此非彼。前者发展健康，不仅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精神需求，而且还可以进入健康文化乃至先进文化行列，后者则理应成为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我以为，纪录片应归入后者。影视文化不仅应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娱乐需求上多作贡献，而且更应在着意提升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上狠下工夫。惟其如此，影视文化的生命与价值，集中体现在思想内涵与文化意蕴上。纪录片在这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毋庸讳言，我们对影视纪录片的投入，却远远少于对影视娱乐时尚节目的投入，我们对时尚与流行的宽容乃至放纵，却又远甚于对思想文化品位的追求。须知，过度追求视听感官的刺激感，往往会同时消解理性思维能力和精神反思的痛感，两者是成反比的。这对于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都弊多利少。因此，呼吁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注重思想文化品位的纪录片的创作及其理论建设，实在是当务之急的明智之举。

文化者，人类独有的一种生存方式以“化成天下”也；艺术者，人类独有的一种审美方式以把握世界也。从根本上说，文化的宗旨是“化”人——把人的综合素质“化”高；艺术的宗旨是“养”心——把人的精神境界“养”高。被文化巨匠鲁迅先生特别青睐的纪录片，既是现代化的一种视听文化，又与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艺术密切相关，因为优秀的纪录片往往是以纪实思维为主而兼容审美思维。譬如影片《邓小平》中，那条江西工厂劳动改造的山间小路，经银幕上的审美化艺术呈现，让人联想到接通至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这，不正是纪实思维与审美思维互补生辉的最佳结果吗！至于《圆明园》里，两种思维相辅相成的使用，更为明显。所以，纪录片既需“化”人，更要“养”心。我们理应务求纪录片把人的综合素质“化”高，把人的精神境界“养”高，以高素质、高境界的人确保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此乃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意。我们当然不反对纪录片在“化”人的前提下去“化”钱，这正是我们倡导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即“双赢”。但我们反对以急功近利地降低人的素质为代价去“化”钱。我们当然也不反对通过“养”眼进而“养”心，这正是我们追求的既好看又耐思。但我们反对迎合市趣、以败坏人的情趣为代价去“养”眼。因为，人的素质和境界一旦低下，会把一时搞上去的经济也消费空耗掉。须知，以人为本，乃为高瞻远瞩的正理；以钱为本，只是目光短浅的邪理。纪录片文化与书籍文化互补生辉，以视听语言在银幕上记录历史与现实，拓展人的知识视野，激活人的思维，提升人的素质和境界，功不可没，何乐不为！

归根到底，纪录片人贵在“文化自觉”。这自然令我想起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临终前深刻总结“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智慧的至理名言。他说，积百年经验，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文化接力棒上镌刻的四个大字是——“文化自觉”。他以16字来诠释这种可贵的“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说，管理文化和建设文化，一是要自觉地继承发扬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优秀文化传统，珍视资源，突出特色，做到“各美其美”；二是要自觉地借鉴吸纳它国它民族它地区的优秀文化成果，开拓视野，为我所用，做到“美人之美”；三是要自觉地立足现实，将前两者交融、整合，并进而创新，做到“美美与共”；如果是，便能构建和谐世界，实现“天下大同”了，显然，这种“文化自觉”意识，同样也是纪录片人安身立命、走向成功之本。这已为《走进》等一批优秀作品的实践反复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