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实学与职业教育现代化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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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实学与思想家职业教育思想

清代实学产生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交，其核心之处在于弘扬“经世致用”思想。其代表有乾嘉学派、颜李学派、浙东史学等。

（一）戴震与实学精神

戴震为乾嘉考据学久负盛名的“皖派宗师”，其最早批判儒学“以理杀人”，梁启超、胡适称之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戴震作为儒学大师，其作品突破儒学而多技术等，如《筹算》、《勾股割圆记》、《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及《考工记图注》等，并先后校订《水经注》、《仪礼集释》、《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海岛算经》及《五曹算经》诸书，在文字、音韵、训诂及地理、数学等诸多方面成绩斐然。其学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亦不尚博览，务为专精。

（二）颜李学派与思想

颜李学派创始人为清初北方著名学者颜元与李塨。其针对宋明理学空疏无用，提出“实学”，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尤其批评理学“静坐读书、存心养性”之习惯。他认为，程朱是与孔孟对立的，所以“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在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解者”《存学编》卷一）。其中，颜元特别强调学习“六艺”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生产、军事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我夫子学教专在六艺，务期实用’（《存学编》卷三）。李塨继承了颜元的这一思想。

（三）赣南书院“六斋”实践

颜元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最重要实学思想体现在赣南书院“六斋”实践上。颜元批评传统教育脱离实际，批判传统教育的义、利对立观。他十分重视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把“举人才”列为首位。他说：“如天不废予，则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颜元规划漳南书院，陈设六斋。六斋及各斋教育内容为：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帖括斋：课八股举业。他推行“习行”教学法，“觉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将家塾之名由“思古斋”改为“习斋”。另外，他还重视农业知识的传授以及注重劳动教育。

二、清代前期传统职业教育矛盾发展

（一）专科学校缓慢发展与天文学突破

清代职业技术专科学校发展比较缓慢，基本处于衰落状态，主要有算学、天文历法以及医学。唐代与宋代专科学校多样化与活力荡然无存。康熙九年设置算学，康熙五十二年在畅春园蒙养斋设立算学馆。乾隆三年，在钦天监附近处专设算学一所。由于算学规模小因此隶属于国子监，称国子监算学，限制了算学独立发展。清代医事制度多沿袭明朝旧制。与算学与医学缓慢发展比较，天文学取得突破，中外天文学家共同编著出2部优秀历书，制造了10架精密的天文仪器，编撰出详细的仪器说明和3部全天星表专著，使中国古代天文学得以向近代天文学演变。

（二）农业职业教育发达与实用技术局限

清代农业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为政府与官员劝农教化。尤其康熙帝在位，颁布《劝垦章程》，重视“耕籍礼”。另外，各地官员在优良品种与技术推广方面成绩显著。如在康熙帝曾将双季稻的栽培，推广到江北部分地区。间作套种技术，如麦豆间作、粮菜间作、稻豆间作、稻肥套作、麦棉间作、桑菜套作等，生态农业技术，如苏南地区的粮－畜－鱼－果－菜综合经营，浙北地区的粮－畜－鱼－桑－蚕的综合经营，以及珠江三角洲的桑鱼、果鱼、蔗鱼等的综合经营等。

清代农业职业教育著作极为丰富。王毓湖《中国农学书录》加以清点，其中清代农书有200种，占全数的36.9%。但清代农业职业教育完全以技术为核心，这对于农业科学研究进展不大，还逐步制约了农业技术的跨越发展。

（三）手工业职业教育衰落与行会技术垄断

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手工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至康熙中期以后，手工业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清代前期和中期的矿冶生产，比之明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云南铜矿的发展最为突出。清代的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制瓷工艺发展到清代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整个清代景德镇始终保持着在中国的瓷都地位，而清代的民窑器则最为丰富多彩。另外，清代酿酒技术、种茶技术、编织技术等皆有所发展。自明代起，官府手工业艺徒制度开始衰落，清代亦为如此。行业会馆出于行业利益学徒制对招收徒弟的年限和数额都有严格的规定，限制了技术传承。

（四）传统商业学徒特色与现代商业萌芽

清代前期，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如明清之季山西商人，特别是祁县、太谷、平遥一带的晋中商人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他们甚至将商贸生意做到了外蒙和俄国。晋中商业大贾有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毛家，介休侯家、冀家，榆次王家、常家等。因此，晋商学徒亦有代表性。殷俊玲教授在《晋商学徒制习俗礼仪初考》一文中剖析了学徒制中的习俗和礼仪尤为严谨有序，其三个环节学徒入门前的考察习俗、学徒请进后的培养礼仪、学徒出班前的考验皆极为严酷，如“苛刻”日常生活礼仪技能训练，初学“小官”规矩，写字、珠算等商业基本技能训练，以及更高规格票号、钱庄、当铺等学徒的专业技能培养等以及严酷的如学徒入号必须满十年才能探亲的规定等。严格学徒为晋商发展提供了优秀人才支持，面对近代工商业发展，此学徒制应逐步改进，如人性化与素质全面发展等。

三、清代前期职业教育现代化因素生长

（一）清代前期帝王自身对科学爱好与态度清代前期几位皇帝均对于科学技术持肯定与支持态度，其影响了当时的风气。如第一位皇帝顺治对于汤若望等渊博学识之人极为重视，多次向他进行天文咨询，并赐予“通玄教师”的称号。康熙帝自身爱好科学，其为弄懂天文学，自幼热心向传教士学习天文和数学，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能亲自参加科学研究实验，具有一定的天文学造诣。除颁布《康熙永年历》，编著《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等书籍，康熙个人还著有《量天尺论》和《三角形推算法论》等书。乾隆帝对天文工作也非常重视，《历象考成后编》和《仪象考成》星表也是在他主政时完成的。

（二）西方传教士对西方天文学的传播与影响

清代尽管从整体上轻视科学与技术，但天文学则属于特殊领域。康熙曾经说过：“唯西教士能通晓科学，故国家起用彼等。”1682年南怀仁的《致欧洲耶稣会士书》也曾指出：“凡擅长于天文学、光学、静力学、重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清前期引进的汤若望、安文思、南怀仁、闵明我、徐日升、白晋、张诚、郎世宁等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特别是从汤若望献历开始任钦天监监正后，先后有近百位传教士在钦天监服务，其中有20余人担任过监正(初称治理历法臣)或监副，负责业务工作。他们自然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乃至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教师身份“科技”幕僚现象出现

中国历史上充任幕僚皆为儒家文士。清代出现了教师身份的“科技”幕僚，如著名水利专家陈潢被靳辅聘为幕僚，协助治河工；著名文学家，在医学、农学、天文学都有所涉猎的蒲松龄，曾任宝应县知县的幕宾等等。清代最大的官僚学术幕府是阮元幕府。有学者统计，曾在阮元幕府游幕的学人达120余人。另外，还有一种特殊形式的幕僚即以教师身份进入大官僚的府中，其地位甚至高于普通幕僚。如梅文鼎做过大官僚李光地、裕亲王的“西席”。据笔者统计，在清代做过幕僚的知名科技专家达128人。科技幕僚取代传统文人，凸显出社会对于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

（四）科举考试以“特科”选择通才

至于清代，科举考试增加特科如“博学鸿词科”、“经学特科”、“孝廉方正科”等。乾隆元年又举行“博学鸿儒科”。另外，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词科时，只要内外大臣荐举，不分已仕未仕，均在殿廷召试，只要有些声望的一律录取。在取中的50人中，有“名士”朱彝尊擅长食品科学、医学、著有《食宪鸿秘》。汤斌曾任工部门尚书、潘耒擅长历算之学，纂修《明史》、主纂《食货志》等。特科取材多科技之士。这些以经学为主的“通才”对于教育目标引领具有一定意义。

四、清代前期职业教育现代化推进思考

（一）传统职业教育与近代工业萌芽不适应

上文所述，传统职业专科学校缓慢发展，农业职业教育技术的局限性、官府手工业艺徒制衰落等皆表明传统职业教育与近代工业萌芽不适应。另外，职业教育具有双重属性即产业性与教育性的统一。因此，伴随生产方式的大工业化来临，其人才培养方式、规格必相应改变，如清代行会对于行业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但行会一种排他性很强的经济组织，它的结构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如苏州线业中，张金业不得兼营金线业，金线业亦不得兼营张金业。各分界限，泾渭分明，这进一步造成了城市工商各业彼此之间的对立和隔离状态。与行会相伴随，会馆学徒制度亦趋向保守。近代工业需要近代职业学校培养科技人才。

（二）科学承载技术与中国式科技走向衰落

清代除农业以外，其他诸多领域的科技已经衰落明显。这种衰落是必然的。因为作为农业文明的国家，中华民族最早为人类科技做出了诸如四大发明巨大贡献。但中国科技模式以技术见长，对于科学的理论较少涉猎，尤其是基础研究更是如此。因此中国多能工巧匠而缺少如亚里士多德式的为学科分类的人。不难看出，在职业教育没有纳入正规学校教育但技术传承以学徒制等方式在民间有效传播。技术传承依托生产实践，而科学尤其基础科学对于载体要求更为复杂。没有科学进步，技术发展必将受到制约。

（三）手工业时代结束

纵观清代职业技术教育的衰落，在众多影响要素中，其主要因素为旧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即标志着手工业时代结束。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清代初期，欧洲以英国为代表已经开始工业革命，但清朝没有抓住此机会而是把中国封建社会制度推向高峰。手工业时代的行会组织、学徒制等已经不适合大工业对人才的需求。它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形式以代替此形式，真正意义的现代职业学校在鸦片战争后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