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实践转向管理论文
时间:2022-05-19 05: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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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理性主义为基本取向的传统教学论在教学论早期虽有一定合理性,但其实践解释能力和学科建设在今天都面临严峻挑战。从根本性质上看,教学是实践理论:它不能以“教学理念世界”为对象,而要直面“教学生活世界”:其致知目标不应过分强调普遍、确定的教学知识,而要致力于为教学活动提供实践智慧(实践之知);其理论陈述不应追求宏大体系,而要突出教学信念的自由表达。相应地,教学理论研究者也要脱下“立法者”的外衣,参与到教学实践中,并在实践的反思与批判中,实现理论的阐释与对话。
教学论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尽人皆知。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L.)曾说:要透识一个深层且棘手的,最好的办法是“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治教学论之道如不反思理性主义思维方式之不足,转而走向实践教学论,教学论今天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就不可能被“连根拔起”。
一、理性主义教学论的迷失
迄今为止,教学论最重要的思维方式是理性主义。这里的“理性”,不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那里与信仰和“神性”相对的人的理智性和后天的世俗化能力,更不与“非理性”相对.而是指人类通过观念活动把握和处理外部世界的特殊能力。相应地,“理性主义”特指西方近代认识论中与“经验主义”相对的一种思维方式。它直接秉承本体论(ontology)通过概念的逻辑推理以表达纯粹原理的致知方式,把经验之外的理念世界作为自己的致知领域,突出强调概念及其逻辑关系。恰如F·培根所说:“经验主义者就像蚂蚁,他们收集食物并使用它们;理性主义者像是蜘蛛,他们由自身吐丝织网。”
理性主义思维方式从近代起就对和教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康德是试图用理性演绎的方式构建教育学说的第一人。赫尔巴特继承康德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教育学“必须把论述基本概念放在一切论述之前”,其教育著作以明确的定义为基本写作特征,有很强的思辨性和逻辑承接性。其教学理论以“教育性教学”和“多方面的兴趣”为基本出发点,提出了教学目的、教学过程、教学步骤、教学材料、教学效果、教学、教学计划以及综合教学、教学等一系列概念,而且这些概念之间有着严密的逻辑推理关系。这些概念后来构成了理性主义教学论的基本框架,影响到前苏联的教学论体系,并经由前苏联影响了东欧和等国家。此后,建立一套严密的概念体系,将所有教学经验都囊括其中以“指导”教学实践,成为一代代教学论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人们声称,要从纷繁的教学现象中抽象出一个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概念作为教学论的“逻辑起点”,然后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经由“逻辑中项”,渐次构建一套范畴体系,以达到对全部教学逻辑图景的揭示。结果,“是什么”这类本质主义的问题明显比“怎样做”的问题更占支配地位。教学论表面以现实教学为研究对象,实则是为“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现实的教学生活之上,即在形而上学的观念世界中建构一套具有逻辑自足性的概念体系。这显然是理性主义研究框架的产物。
客观地说,教学论在刚从教育学中独立出来时,其母体学科——教育学也刚刚脱胎于哲学,深受理性主义的支配,它不可能一开始就走出一条与理性主义殊异其趣的致知之路。从上看,赫尔巴特和前苏联学者构建的那一套教学论范畴,客观上也促进了教学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并在理性主义框架下促进了教学论的发展。但教学论发展到今天,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是不容回避的。
(一)强调理论陈述的绝对确定性,与教学的人文性格相悖
确定性原则是自笛卡儿以来的理性主义知识论的根本原则。在这种知识观看来,知识就是要排除怀疑获得确定性。理性主义教学论受此影响,把去除教学经验世界上的各种“非本质的”不确定因素,为教学提供绝对确定的、不可怀疑的、能对所有教学起预测和控制作用的真理性陈述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只不过与一般(如学、社会学和学)不同,它不是在经验发现中,而是在先验的逻辑推演即理性思辨中来追求确定性的。
试图用逻辑证明的方法来建立一套绝对确定的知识是不可能的。德国哲学家赖欣巴哈早就将理性主义的这种方法斥为“逻辑魔术”。因为逻辑证明就是演绎?而演绎的结论不仅不可能提供超出其前提所已蕴含的东西,而且其结论的确定性还必须以其前提的可靠性为基础。可理性主义者进行逻辑推演的出发点往往是先验的,因而是不确定的、值得怀疑的。理性主义教学论无论给“教学”下一个多么周全而符合逻辑规则的定义,充其量都只不过是人们对教学的一种理解而已。教学概念作为李凯尔特所说的“文化概念”,具有很强的理解性、规范性、历史性和价值性,惟独不具有绝对普遍性。由这样一个不具确定性的前提所推演出来的教学理论怎能拥有绝对确定性呢?
不仅如此,教学世界的根本性格是人文性,它虽有一定的客观基础,但从来就不是循着客观而展开的事实。教学不是给定的、确凿的和由线性的因果关系支配的,而是由人给出的、具有众多可能性的、复杂的和开放的。它不可能客观化到能让我们有条不紊地去解剖、分析、,然后获得精确的“教学规律”或“知识”的程度。教学论不可能把教学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梳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可能全面“知识化”。教学论如果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确定的知识体系,被先验的逻辑推演所规限,或拘泥于事实的发掘,被奉为不变的真理,其作为“人文之学”的理解性、意义性、引导性和可批判性就可能丧失殆尽,从而失去人文学科应有的魅力。
(二)追求理论的普遍性,实践解释能力下降
寻求普遍性是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又一重要特征。从致知方式上看,理性主义思辨哲学就是寻求普遍性.认普遍性为真理的哲学。理性主义教学论也把追求处于“最高层次”的、最具概括性和普遍性的“教学之知”作为最终目标,以为一般的、普遍的就是重要的、有价值的。教学论的全部理论陈述,无论是教学过程、教学规律的描述,还是教学组织形式的分析,都试图超越具体教学科目的限制,也不管具体教学时段的特殊要求。人们认定,这样的教学理论才最有水准并最具实践指导能力。
然而,不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它们对普遍性的宣称都是存有疑义的。有人早已正确地指出:“认为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能够产生出普遍的知识,这是一场打赌”,“无论人们怎样真诚地追求普遍性,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普遍性的期待从来没有实现过。”社会科学认定的适用于全世界的那些原则实际上只代表着人类极少数人的观点。即便是以往被认为最具普遍性的自然科学,其普遍性也是有限度的。科学规律所开出的仅仅是世界各种可能性而非普遍确定性。自然界既不受决定论的制约,也不能从简单的微观世界推导出来。作为人文知识的教学论,其普遍性就更值得怀疑。对教学的认识从来就与人们对人的期望、对教育的期望和对整个社会的期望这些更具前提性的问题相联。而这些问题都是文化运思的结果,不可能获致绝对普遍一致的回答。教学论概念的含义一般都不可能是普遍的、自明的,企图以这些概念为基础去追寻整个教学理论的普遍性显然是不现实的。
教学论的“对象”与其它人文学科的对象一样,“与其说是人所可能面对的那些事情,不如说是处在这些事情中的人所持的‘态度’”。故不可用主、客二分的立场去把握,而需要研究者“设身处地”地去直接“体验”和“领悟”。理性主义教学论不仅将教学论的对象视为一个客观实在的、只待研究主体凭借理性去把握的对象物,而且将这一鲜活的对象一层层抽象为普遍的概括,并将“理论”视为居于实践“之上”的“另一方”,这必然导致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分离,实践解释能力下降。教学世界作为人文世界,理论本身就应存在于实践之中,表现为实践智慧,而不能被先验地构造后再“”于实践,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三)追求宏大体系,试图充当教学世界的“立法者”
理性主义教学论的又一通病是追求宏大体系,试图为教学实践“立法”,对所有教学活动实施控制。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就对“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的治学之途提出过批评,罗素也曾告诫研究者要谨防陷入“对体系的爱好以及与之相随的体系创造者的虚夸自负”。事实上,思辨哲学在黑格尔之后的没落就表明了宏大叙事的缺陷。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在谈到追求宏大体系给20世纪社会带来的后果时认为:社会学因此成为昔日庞大的哲学体系的翻版,花样繁多,体系壮观,而灼见贫乏。这话虽过尖刻,但的确道出了宏大体系虽然壮观但不免虚弱的事实。任何学科想用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将本领域的所有问题“一网打尽”都是不可能的。哲学没有做到,被认为发展得最为成熟的物也未做到。理性主义教学论在将教学之知抽象为宏大体系的同时,剥夺了一切个别性言说和教学智慧的可能。“小的是美好的”(舒马赫语)。社会学在默顿之后走向了“中层理论”,教学论该作何选择呢?
试图用一种完备的教学理论为教学实践“立法”也是不可能的。实践理性自有其自身的运转法则,理论理性只是参与实践的一个因素。从来就没有从某一教学论体系推导出来的、能统治一切的“教学样式”。教学有赖众人的智慧,尤其是实践者的智慧。“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总之,我们不相信教学理论能为教学实践“立法”。
理性主义教学论的上述问题使其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实践工作者越来越难以认可其自命的权威;另一方面,它自己也在体系的追寻中举步维艰。教学论的确该尝试新的思维方式了。
二、走向“实践”的教学论
诚如思辨在近代解体后哲学既可转向实证主义也可走向现象学及哲学解释学一样,放弃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教学论也有实证主义教学论和“实践教学论”两种可能走向。
实证教学论在整个20世纪都一直有人提倡。W·A·拉伊是实证最有力的倡导者(其《实验学》大部分篇幅讨论教学)。美国的教学论在桑代克之后基本走上实证之路。赞科夫也力主以实验的方法对教学问题作综合性。然而,教学论依然把追求教学之知的普遍性和确定性放在首要位置,以揭示“教学”为最高目标,其偏失与理性主义教学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达成以上目的的途径不同:前者主要是实验、统计等经验概括的方式,后者则主要是概念间的逻辑推演。科学教学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教学心和教学学的,但并未给教学论自身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更没有为其赢得“科学”的美名。实验的方法因无法回避教学的人文性、价值性、理解性和不确定性,而在教学研究中进退两难。这表明,教学论不能走纯科学化之路。
面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困境,教学论应追寻实践哲学的指引,转向以探寻“实践之知”为己任的实践教学论。这与我们对教学的重新理解有关。自近代以来,人们普遍将教学视为达成既定教育目的的手段。这种完全形式化、工具化的理解使教学目的成为纯粹外在的东西,教学不再构成人自身的生命承诺。而事实上,教学作为全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教师和学生根据实践之知自由选择成长可能性的生活实践。教学世界首先是个可能的价值世界,既与人的全部属性相联,又与教育的整体内涵相通;既应重视人作为认识主体的主体性,又要重视人作为生活主体的目的性、性、文化性和社会性;既应重视形式和手段,更应重视和目的。因而,教学从根本上看是个“实践问题”。这种“实践”不是与“”相对立的实践,即近代意义上运用固定的科学知识、原理、规则和方法进行生产的过程,而是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的生命实践。它的对象是人,而非物。它涉及规范地提出目的,而不只是既有目的的实现。它关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而不只限于人的欲望与要求的满足。它不是工具性的,而是价值性的。对于这样一个领域,关键的问题不是效率,而是如何与人建立最充盈、最合理的意义关系;它需要的不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能给所有人提供确定不移的答案和行动指南的先验知识体系,而是能给人启迪和灵性的教学智慧。因此,对教学的追问不能满足于理性思辨和唯科学主义的传统,而要同时遵循实践哲学的导引。
以实践哲学为指导,教学论在研究对象、致知目标、表达方式和与教学实践的关系上,都将不同于理性主义教学论和实证主义教学论。
(一)实践教学论以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教学生活世界”为对象
前已指出,理性主义教学论将“教学世界”人为地分为超验世界和现实世界,并以超验的理念世界为致知领域,结果导致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分离;实证主义教学论将教学世界完全“客观化”,只以其中的“科学事实”为研究对象,有悖于教学的人文性格。实践教学论主张以“教学生活世界”为对象,将教学论的研究对象由抽象的“理念世界”降至现实的“生活世界”,对教学作整体性理解。
“生活世界”不同于抽象的、非现实的“理念世界”,它是所有意识对象和实践目标最终的地平线,是人们生活的历史实践的终极实在,“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具体的周围世界之中,而且我们的一切关注和努力都指向这个世界”。“生活世界”始终是“先存在着而有效的”,是“在先被给予的”,对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源初的规定性。它是一切科学(包括科学)的前提和基础,科学之知以生活世界的“自明性”为根基,其它一切知识也都是通过生活的介人才获得其可靠性和有效性。如果教学是人类的一种生活,“生活世界”就是教学论必须予以关注和理解的。教学理论只有扎根于“教学生活世界”,教学存在的根源才能被解释,理论探究才能转化为教学实践意识和实践行为的形式,才不至于远离我们的生活和目的,丧失对实践的必要性。
实践教学论必须面对多种内涵的生活:一是作为“教学生活世界”之母体的人类共同的生活实践和教育实践。只有以人类共同生活的价值和理想及其对教育的诉求为背景,教学论才有可能洞察教学生活的价值取向和具体方式。二是人类和民族共通的教学生活。实践教学论要探讨作为人类的一种生活形式的教学对个体的意义、意义的达成方式以及促成此种意义关系的教学智慧。三是研究者个体以及其他教学个体的教学生活实践。实践教学论的根本目的与其说是获致教学世界的客观真理,毋宁说是要确立人们对教学世界的真切信念,因而它必须展现个体教学生活的多样性,特别是要对研究者自身的教学实践作深人心灵的反思。
把教学世界作为一个“生活世界”来理解,使实践教学论对教学的审视不再只关注其某一层面,而力图对它作整体的基础性理解。教学领域虽存在事实性的东西,可用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但教育心理学和教育社会学从根本上讲归属于心理学或社会学,而非教育学。教学论只有将事实层面的内容让渡给这些学科去研究,自己则站在它们之上对教学实践作更基础、更整体性的人文式审视,才能赢得自身的独立地位,并保证学科的合法性。同时,“生活世界”总是现实的、具体的。以“教学生活世界”为研究对象,使教学论的致知领域由超验的“理念世界”降至现实的“生活世界”。这从根本上避免了二元论特别是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给教学理论带来的空疏与虚幻。“教学生活世界”的现实性,决定了教学理论的有效性。
(二)实践教学论以体现为“教学智慧”的“实践之知”为基本致知目标
理性主义教学论追求超验的逻辑框架,经验主义教学论以探求“科学之知”为己任,实践教学论则以“实践之知”(教学智慧)为自己的致知目标。
“实践之知”不同于“科学之知”和“技术之知”。“实践智慧是在实践上知道怎么做(know-how)的知识类型和推理形式,它不等同于任何脱离主体而存在的‘客观知识’,它是人在生活世界中知道怎样做的知识和经验。”因而它不是普遍的规则或方法,而与具体事实情景相联,具有时间性和偶然性;不是被证明的和可习得的,而是修辞性的和与实践俱来的;不是外在于目的的、手段性的,而是在实践中与目的同在的。教学中的“实践之知”(教学智慧)同样不是关于“是什么”(know-what)的知识,即不是客观的理论、规则或超验的范畴体系,而是在教学实践中知道“怎么做”的知识。它作为教学的理想、信念、原则和规范,作为智慧“内化”在主体的“实践理性”中,在教学实践中践行。它是对流动着的“活”的教学实践的意义的理解与阐释。
作为“生活世界”的教学既不同于科学世界,也不同于超现实的观念世界,而是一个人文的世界。它是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是以价值和意义为中心的。这个领域不可用数理逻辑的语言来描述,而只能借助价值性的考察和透视,去进行深思熟虑的理解与推断。在这样一个领域,教学论首先所应贡献的不是确定不移的“科学知识”和概念体系,也不是一般的规则或技法,而是能引导人们在各种教学情境中进行审慎思考与明智选择的实践智慧。
(三)实践教学论以价值性理解与洞察为基本致知方式,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共在性”
理性主义教学论和实证教学论突出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差异,认为理论是在实践之上建立的普遍性知识体系,而实践只是运用这些理论去从事“生产”(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具体活动。这是典型的近代自然科学理论与技术实践的关系模式,这种模式只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模式的一种。在古希腊,“理论”和“实践”都只是人类存在的不同方式,无所谓孰先孰后,更无所谓理论“指导”实践。只是到近代,随着经验科学的发展,工具理性全面支配人类生活,“理论”才被简化为“科学之知”,“实践”则演化为与亚士多德的主张相反的“创制”性活动,即技术生产活动。自然科学中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相隔离的关系模式才成为理论与实践间普遍的关系模式,支配人类所有的知识领域。而实际上,科学之“知”并非一切“知”的形式,狄尔泰和伽达默尔等人在20世纪重提人文科学和实践哲学的传统,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则再塑区别于“科学世界”的“生活世界”的基础性意义,从而确立了实践之知和人文之知的合法性与独立性。实践之知和人文之知“来源于实践,同时又是实践的一部分,因而从根本上与实践不可分离。”因此,以“实践之知”为致知目标的实践教学论的致知方式,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在教学实践背景之外去寻找客观可靠的知识体系或抽象理论,而是在教学参与中,在对整个教学活动的价值性反思中来获得教学智慧。它所获得的理论是对教学实践的理解与重建,而不是建立在假说一演绎之上的说明或基于先验起点的逻辑推演。这就决定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共在性”。“实践之知”产生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完成,它的有效性表现在它与教学实践的不可分割的参与式关系中。在这里,教学理论虽不等于教学实践,但不存在高于实践的理论,也无所谓理论“指导”(居高临下的规限)实践,教学理论就是在实践中产生并始终与实践同在的“思”之产物。如同“伦理之知”,它必须在践行中方能最后完成。
(四)实践教学论以教学理想和教学信念的自由表达为基本的陈述方式
由于致知目标和致知方式的改变,实践教学论的陈述方式也就由追求宏大体系转变为教学理想、教学信念等教学智慧的自由表达,这是由实践之知的特殊性、个体性及其对自身限度的自知决定的。
实践教学论以思想的畅扬和意义的澄明为己任,不追求“教学之知”的绝对确定性和普遍性。它尊重教学世界的复杂性,不将流动的说成固定的,将非逻辑的变成逻辑的,将暂时的当成永久的,将主观的变成客观的。它突出强调理论陈述的个体性和特殊性,不仅不排除研究者的“先人之见”和独特理解,而且视理论陈述的多样性为教学对话之根基。它不将实践之知当成能对教学的所有“角落”发号施令的普遍原理或行动指南,对不可言说或暂不能言说的部分严守沉默。以免“人类一开口,上帝就发笑”(维特根斯坦语),
由于以上原因,实践教学论的陈述方式是多样的,不把理论“打造”成统一的样式。它既运用“事实”和“逻辑”一类的措辞,又强调“叙事”和“比喻”等形式的作用。除传统的学术论文外,“案例”、小说和柏拉图式的“对话”也是它所认可的文体。正是措词、文体和文本的多样性奠定了教学理想和教学信念得以自由表达之可能。
教学论的实践转向必将带来教学论学者生存方式的转变。教学论学者必须脱下“立法者”的外衣,参与到教学实践中,并在实践的反思与批判中实现理论的阐释与对话,只有这样,教学理论才能不仅出自对真的渴望,同时也对教学实践和人的生活也承担起责任。这就是实践教学论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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