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道德教育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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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道德教育问题是当今世界关心的焦点。1993年在广州召开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改革国际研讨会认为：“在未来的二十一世纪应该把道德教育放在全部教育的首位”。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反思中开始复兴道德教育。但是，时至今日，他们仍未能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犯罪和青少年道德沦丧等问题。于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在四处求索之后，意味深长地提出：“到东方寻求答案”。西方人为什么要到东方来寻求道德教育的答案？东方道德教育中的优良传统是什么？东方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后起者，应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中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本文试图通过对东西方道德教育面临的共同问题，道德教育的背景、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比较研究，以求得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东西方道德教育面临的共同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今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社会和道德危机”[1]。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危机突出表现在：①犯罪率上升。从1980年起，世界各国犯罪率平均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美国为最，每年犯罪3500多万起；近几年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犯罪率增长异常迅速，1994年俄罗斯内政部报告说，全国有5600多个犯罪团伙，是1990年的10倍；②走私猖獗。全世界交易年获利高达5000亿美元，美国、西欧最为严重；③失业率猛增。1995年西方主要国家的失业率：西班牙24.4%，法国12.2%，意大利11.9%，加拿大10.2%，德国10%，英国8.2%；④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有人估计，由腐败给各国带来的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⑤青少年道德日益沦落。据统计，美国每年有100万以上10多岁的少女怀孕，其中80%是未婚女孩；⑥暴力行为、吸毒和酗酒等一直呈上升趋势。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经受第三次“价值观浪潮”的冲击。“权威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正在让位于“综合主义”的价值观。新价值观的冲击使欧美青少年的道德指南针发生了摇摆。九十年代的美国青年被称为“漠不关心的一代”，青年人似乎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只理解了一半，他们只强调权利而忽略了义务[2]；英国三分之二的青年人道德观念模糊，分不清对错，不知道该相信谁或者把谁作为榜样；法国青年被人们称为“被牺牲的一代”，他们昏头昏脑，吸毒、搞打砸抢、搞自我破坏[3]；德国青年被称为“迂菲士(Yuffies)，即不成器的人，或被称为“一代未知数”[4]；俄罗斯目前有500万学生吸毒，俄精神病专家鲍里斯·德拉普金认为，俄国儿童一代正在变得蠢笨、不断退化，在他们的性格方面形成了病态的劣性：残忍、好撒谎、有怨恨心理，对什么都无所谓。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出现了“转型社会中的国民心态危机”。这一危机表现为以下四种倾向：①“物欲化倾向”，金钱成了绝对的第一，“精神”成了“物质”（金钱）的奴隶；②粗俗化倾向，“不文明的和反文明的粗俗化倾向成了社会的一种时尚；③“淡漠化倾向”，“尽管社会越来越发展了，然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有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越来越冷之感”；④“躁动化倾向”，急躁、浮躁、狂躁、躁动、躁郁，做事没有恒心，很不安分，充满情绪色彩，缺乏理智；进而造成“一种新的主体性迷失”倾向，具体表现为正义感、责任感的淡化，荣辱观、是非观的混淆，公德心的普遍缺乏，个人行为的失范以及个人主义的抬头[5]。

总之，无论是西方或东方，都面临着社会和道德危机，解决社会危机的办法是发展生产、扩大就业和缩小贫富差距，而解决道德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向公民进行道德教育。

二、东西方道德教育的背景分析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定的总和。道德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阶级性。道德教育，一般说来，是指一定社会的阶级依据某种道德观念和要求，对人们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施加道德影响的活动。研究东西方道德教育，必须注意它们各自的自然因素、宗教因素和世俗文化背景。

1.自然因素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地理、语言、种族和经济等方面。从地理上说，东方在此主要指东亚和南亚诸国；西方在此主要指欧美诸国。从语言上讲，东方多属于汉藏语系；西方多属于印欧语系。从种族上看，汉藏语系的民族多属于黄色人种，长期处于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之下；而印欧语系的民族多属于白色人种，近现代以来一直处于殖民统治者的地位。从经济上看，西方国家从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多属于发达国家；东方国家除日本外，多属于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以上这些地理、语言、种族和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对东西方道德教育都起着潜移默化或直接的影响。

2.宗教因素宗教不管是作为信仰或是作为规范体系，对道德教育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主要有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东方国家主要信奉佛教，西方国家主要信奉基督教。有些国家和地区把某种宗教奉为国教，如东正教是俄国的国教，伊斯兰教是穆斯林国家的国教，梵蒂冈是典型的天主教国家。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宗教生活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许多重要活动和宗教都有直接的联系。甚至有些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宗教教育进行的。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Durkheim)指出：“低级社会的道德，其特征就在于它主要是宗教的道德。”“在这种情景下，道德教育只能像道德自身一样，主要以宗教为特征。只有宗教教育的观念才能成为当时进行的教育的基础；教育的目的也首先使人学会对上帝应有的行为方式。”[6]正因为道德与宗教同源并有部分重合，所以当我们研究东西方道德教育时，“我们应当分析宗教概念，认清宗教概念包含的是什么，确定其本质，并用理性的语言加以表达”（同注②）。

3.世俗文化背景世俗文化是指与宗教文化相对的文化。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是指以文德（如诗、书、礼、乐等）教育被统治者以“化”其“愚”，即“以德教化”、“以文相化”之意；西方拉丁语中的“Cultura”原意是指耕种、栽培、照料，后来引伸为文化修养、教育程度、掌握技能。东西方世俗“文化”都含有对人的培养教育之意，所不同的是，东方强调教之以“德”，而西方则偏重教之以“智”。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人的教育在偏重情意的一边，例如孝悌……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重知的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7]

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区别是明显的。杨振宁教授认为：“中国文化是个人服从社会，儒家礼教也好，家族观念也好，都是要求个人以社会为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受到很大抑制和约束。美国正相反，在个人和社会发生矛盾时，往往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这有利于激发个人的主动进取精神，整个社会有活力。但这种观念也导致滥用自由，现在美国社会乱象丛生，不能说与此无关。有人甚至说：美国将来就毁在这个‘自由’上！”[8]

东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对道德教育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影响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传统使西方道德教育表现为“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东方文化的家族主义和群体主义传统，使东方道德教育表现为追求群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第二，影响道德教育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维方式，使道德教育表现为排他性和竞争性；东方文化的“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使道德教育表现为兼容性和和谐性。第三，影响道德教育的模式选择。西方文化使道德教育往往选择“以学生为中心”的个体性模式；东方文化使道德教育往往选择“以课堂为中心”的群体性模式。

三、东西方道德教育的现状

1.东西方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具有社会制约性和客观规律性。社会制约性使东西方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有所不同，客观规律性使东西方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又有许多共同之处。

东西方道德教育目标和内容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确定道德教育目标和内容的指导思想不同。东方国家主要强调以“社会为本”即“社会第一”；西方国家则强调以“个人为本”即“个人第一”。东西方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的共同性，主要反映在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所需要的共同道德规范的条文里，如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为国家和社会而献身的精神，良好的社会公德和习惯，发展人的个性等。如美国1988年贝内特报告中指出：毫无疑问，学校应重视培养进取精神和诚实品质，以及正直公平、自尊自律、勤奋守法，让学生养成独立见解和爱国精神。

这些目标和内容，东西方国家大同小异。因此，它们的区别主要不是在条文里，而是在实践中。即如果个人和社会发生矛盾时，东方首先强调社会和集体的利益，而西方则往往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力。如，1994年美国青年迈克尔·费伊在新加坡因其破坏行为而受到笞刑。判决公布后，美国官方作出了强烈反映，认为这种惩罚是一种“错误”，并把新加坡描绘成一个不讲人权、残酷无道的东方国家。而新加坡李光耀在接受《今日美国报》记者采访时却说：“你们认为，或者说你们说我们太独裁，不容许个人的创造性、精神自由和使得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表达个人观点的自由。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这种靠损害社会而过分尊重个人的做法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混乱，给公众带来痛苦、不安全感和使他们失去安乐感。我们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吗？我们说‘不’，我们宁肯要纪律。”[9]

2.东西方道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东西方道德教育的途径都是多渠道的，目前东西方道德教育常用的几种途径有：(1)设置专门的道德教育科目或宗教课；(2)其他各科教学；(3)社会实践；(4)课外校外活动和宗教活动。

东西方道德教育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东方道德教育的方法深受儒家“教学论”的影响。“因为儒家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人论道德，所以他们提出的一些教学理论，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大多数都可以用到道德教育上来”。[10]儒家的“教学论”中所提出的“及时施教”、“学思结合”、“启发教学”、“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知行结合”等原则，都是我国传统道德教育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些方法对东方国家道德教育影响深刻。

西方道德教育的方法，从历史上看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传统方法——“理论教育”模式。即把一些具体的、相对固定的道德规则和美德灌输给学生，通过训练、榜样、惩罚等方式巩固和强化灌输效果。这种方法是从赫尔巴特开始，经过斐斯泰洛齐、斯宾塞等人的发展，逐步形成的一种模式。二是现代方法——“自我教育”模式。这是由杜威到皮亚杰，再到当代的美国道德教育学家柯尔伯格，他们主张摒弃灌输，重在发展儿童的自主性和道德能力，认为学校道德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三是革新的方法——“新道德教育”模式。这种方法吸收了前两种模式之长，既注意了通过开设一定的道德课程向学生传授道德规则，形成相应的道德认识；又广泛联系社会生活，使儿童在现实道德生活中增强辨析能力，发展自主意识。

四、东西方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

1.东西方各国都高度重视道德教育目前，东西方各国纷纷把道德教育作为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并给予特殊重视。

中国，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中规定：“用马列主义、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是学校德育即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的根本任务。”1994年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1995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学德育大纲》等。

日本通过改变学校教育组成部分的排列顺序，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即把原来的“智、德、体”的排列顺序改为“德、智、体”的排列顺序。美国1990年33位大学负责人在《致美国第41届总统的建议书》中指出：“重建失落的传统价值和道德行为”，是美国进入下一世纪将面临的五个挑战之一。强调“道德教育可谓教育最本质的目的”。英国建立“社会道德委员会”和“社会道德教育中心”等专门机构，进行道德教育的调查研究工作，并研制学校道德教育计划。瑞典，1978年建立了一个学校道德标准的形成与传授研究小组，研究学校如何“传递人类关系基本标准”。小组成员由家长、学生、教师、学校管理人员等组织和国家教委的代表组成。其目标是促进社会就“成年人在培养年轻一代中的责任”展开讨论。

2.西方道德教育“到东方寻求答案”；东方道德教育向“过去”汲取传统美德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到东方寻求道德教育的答案？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发展需要和传统文化的制约。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集团化”。九十年代以来国际经济集团如雨后春笋：欧共体、北美集团、东亚集团、77国集团、南亚区域合作、阿拉伯合作委员会、中美洲共同体、加勒比共同市场、独联体……。正象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洛吉说，集体主义文化将比个人主义文化占优势。现在的世界正在进入欧洲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联盟性的集体主义时代，这意味着世界正迈入以儒教为基础的东亚集体主义时代。从传统文化制约角度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对偏重“知”的教育开始反思，对科学知识与道德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极为关切。爱因斯坦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并告诫人们：“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11]。他还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已掌握了释放原子能的能力，但如果价值观念不发生变化，我们就无法避免灾难。我们在理论上高喊忠于人权、博爱、正义、革命和平等的思想，但实际上又否定了它们。以“个人主义”文化传统为主体的西方，为了解决社会和道德危机，开始把目光转向以“群体主义”文化传统为主体的东方。一些西方人士宣称：“如果人类想继续生存，那么他将不得不在时间上退回2500年去领受孔子的智慧”[12]。澳大利亚著名专家李瑞智教授甚至说：“二十一世纪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世纪”。“儒家文化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中心”，“二十一世纪，儒家文化将‘不战而胜’。”[13]这些看法自然带有某些过于宣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偏颇，但也道出了西方对东方优秀伦理道德的崇敬与追求。目前东方的道德观和传统美德已经开始向西方渗透。如澳大利亚将亚洲文化纳入课堂教学，教育部还在设法修改现行教学课程，使之从侧重于欧洲内容改为侧重于亚洲。

东方道德教育为什么要向“过去”汲取传统美德？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和阿伯迪妮在他们合著的《2000年大趋势》一书中认为：“人类越强烈地感到大家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就越需要各种文化具有各自的传统特点。品尝别国的美味佳肴，穿穿牛仔裤，享受一些相同的娱乐，这些都是值得向往的。但是，如果那种外在的演变开始侵蚀深层的文化价值观，人们就会回过头来强调他们的特色，这是一种文化的反弹现象。”[14]奈斯比特从未来学的角度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

其次，东方道德教育在经过“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痛苦摸索之后，终于认识了西方并发现了自己。一些东方人士指出：“西方价值观念并不是一张天衣无缝的网。其中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必须摆脱西方的角度才能看清楚西方是怎样使自己相对衰落的。”[15]“西方价值观念不适合亚洲”。西方社会中渗透着个体至上的价值观念，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往往导致个体利益和社会群体利益的不协调。而东方人有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它鼓励个人与社会和谐地融为一体。目前，亚洲文化意识已经觉醒，出现了非西方的自我定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日本的石原慎太郎在合著的《亚洲可以说“不”》一书中宣称：亚洲可能创造史无前例的伟大文化圈。“现在是亚洲创造取代欧美近代文明的新范例的时代。”[16]一些新型思想家正为这些立场提供一个概念性框架，即“亚洲之道”。亚洲之道的基本原则包括强烈的家族观念、尊重权威、决策者意见一致、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第三，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富裕，对东方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物质贫乏之中的人民产生的诱惑力和示范效应，而造成的高消费、超前消费、攀比消费、野蛮消费等各种非理性消费，已成为社会的通病。道德教育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复兴，是物质主义走向极端化的必然结果。东方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认识到社会现代化必须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之路；发展精神文明，必须弘扬东方的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所创造的宝贵财富。它历经时代变迁，人间沧桑，始终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人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归纳为五个方面，即对待国家“精忠报国”，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对待社会，以“仁”为本，以“义”为上，把仁义作为人生处世最高原则；对待他人，“推己及人”，是中华民族处理人我关系的基本准则；对待家庭，“孝悌”是家庭生活的道德规范；对待自己，“修身”是个人道德的准则。这些传统美德，不仅是滋养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而且是东方文明的源泉。因此，东方国家正在回顾过去，从传统文化和美德中汲取营养；东方传统文化和美德，也是拯救西方年轻一代的灵丹妙药，所以西方的有识之士纷至沓来“到东方寻求答案”。

3.道德教育目标和内容的综合化，途径和方法的多样化道德教育目标和内容的综合化，是指东方的“社会本位”与西方的“个人本位”趋向于综合。如冲击欧美的新价值观浪潮被称为“综合主义”，这种新思潮就是“个体”与“全体”的平衡，是一种重视同社会联系的个人主义，同从七十年代末在德国兴起的社会生态学群众运动（如绿党）是一脉相承的。重视家庭与调和精神的东亚儒教圈的经济发展，对欧洲人思想方法产生了影响，使体验过“权威主义”灾难和“个人主义”淫威的欧洲的人，终于在二十世纪末明白了“综合”考虑问题的道理。

东方国家的日本，因受美国“个人本位”的影响，1978年，高中教学计划明确规定学校道德教育的目标是：要将尊重人的精神贯彻到家庭、学校和其他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去，努力创造个性丰富的文化和发展民主的社会及国家，进而培养能对和平的国际社会作出贡献的日本人，以形成作为其基石的道德观念。1987年临教审第四次答询报告中确定了日本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宽广的心胸，强健的体魄，丰富的创造力；自由、自律和公共精神；世界之中的日本人。这一目标强调了对培养人格的尊重。

道德教育途径的多样化，突出反映在“德目主义”和“全面主义”相结合。德目主义是指，开设独立的道德科（或称公民科、修身科、宗教科），编制学生应该学习的德目，叫学生理解和熟记；全面主义是指，不开设独立的道德学科，而通过以社会科为中心的全学科和课外活动，以及“道德实践”、“生活指导”等全部教育活动进行道德教育。现在的趋势是两者相结合。以全面主义而著称的美国，近些年来中小学也开始增设“公民学教育课”、“法制课”。从1988年秋季开始，纽约州各中学的毕业班学生都得修习的一门为期一学期的“参与行政管理”之类的公民教育课程，其重点在于进行模拟审判等方面的活动；加利福尼亚州的教育委员会则提出并设立一种融“公民道德”与“民主准则”于一体的公民教育课程——社会学习课，“供幼儿园幼儿及至12年级学生学习”。1992年，在纽约市，从幼儿园到中学普遍开设了一门“感情知识课”，即创造性地解决矛盾课，在小学这门课程还包括人际交流、消除愤怒、真诚合作、解决矛盾和防止偏见等内容。有些地区被称为“培养修养课”，作为卫生保健课的一部分来讲授。

日本明治维新后学校开设《修身》课，二战后受美国的影响，推行“全面主义教育”的方针，即充分利用学校教育的一切机会去养成学生的道德品质，以达到完善学生人格的目的。其中通过各科教学进行道德教育是个核心。1947年，根据《学校教育法》而制定的《学习指导要领》规定设置“社会科”（这不是一个专门进行道德教育的学科，而是学校总的道德教育活动的内容之一）。1985年，文部省制定了《学习指导大纲道德篇》，在中小学设置《道德时间》课（这是就某一道德主题组织有关活动，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感的时间安排）。《学习指导要领》既规定了小学各门学科知识和技能目标，又规定培养“态度”或“情操”之类的目标，要求达到知识、技能和道德教育“双丰收”。

道德教育方法的多样化，突出表现在东西方道德教育方法的相互渗透，古今道德教育方法的相互结合。特别是当代美国道德教育的方法不断翻新，“理论教育”模式已被“价值澄清”、“道德推理”、“价值分析”和“社会行动”等模式所代替；东方国家“以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方法正在被“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所代替。

（作者单位：河南教育学院）

注释：

[1]桑洪臣：《世界面临社会和道德危机》，《光明日报》1995年3月3日。

[2]（美）《国际先驱论坛报》1990年6月29日。

[3]（法）尼古拉·莱博维茨等：《处境不利的一代》，《新观察家》周刊1994年10月5日。

[4]（德）柯尔德·施尼本：《一群难办的工作对象》，《明镜》周刊1994年9月19日。

[5]孔庆榕：《提高民族素质，振兴中华民族》，《中国教育报》1994年11月2日。

[6]（法）埃米尔·涂尔干：《道德教育论》，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1—399页。

[7]梁漱溟：《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梁漱溟教育论文集》开明书店印行。

[8]心远：《在碰撞中产生能量——杨振宁教授答问录》，《光明日报》1994年5月7日。

[9]（美）《新加坡的李光耀说“社会第一，个人第二”》，《今日美国报》1994年9月16日。

[10]毛礼锐：《论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德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页。

[11]鲍东明：《树立大德育观——南京师大博士生导师鲁洁一席谈》，《中国教育报》1994年11月21日。

[12]汪远平：《世界普遍关注的课题》，《光明日报》1995年1月23日。

[13]方江山：《“我坚信儒学的兴旺”——访澳大利亚著名专家李瑞智教授》，《光明日报》1994年10月7日。

[14]转引自瞿林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光明日报》1994年5月12日。

[15]《亚洲之道》，香港《亚洲周刊》，1994年3月2日。

[16]（日）坪内隆彦：《亚洲可以说“不”》，《朝日新闻》1994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