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人体价值取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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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联系媒介与转化过渡的中间环节。思想政治教育中介可分为载体中介、方法中介和环境中介三类。载体中介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工作对象进行观测、改造和影响的载体系统，包括教育设备、场所及各种媒体，如语言、书报、广播、影视、网络等；方法中介表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运用载体中介的方法和途径；环境中介指的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各种外在条件和因素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中介的参与，主客体之间……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中介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主体能动选择的结果，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教育中介的精心选择和科学运用，才使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卓有成效地开展。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中介的选择和运用日益呈现人本价值取向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尊重人的个性、关注人的社会性、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等方面，其目标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的人本价值取向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折射出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参照系”，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落实以人为本的基本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落实以人为本的基本目标，首先必须贯彻中介选择的差异性原则。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为了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首先必须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要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遵循各自的实际需要、适应个人的本质特点。思想政治教育中介选择与运用的人本原则必须基于每个教育对象的需要和特点，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选择和运用中介时，要尽量考虑到教育客体在接受教育中介上的差异性，尊重教育对象的兴趣差异、智力差异和性格差异，因材施教地选择教育中介，最大程度地适应教育对象的个性特点，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目前，思想政治教育中介求同的较多，个性化的较少：一样的课程教材，一样的教学计划，一样的教育方式，一样的教育环境。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千人一面，缺乏针对性和创造性。从教育对象的角度看，不顾人的层次性、差异性，不能尊重人的个性，也就是说不能贯彻以人为本的中介选择原则，更不能促进教育对象的全面发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介选择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原则便是差异性原则，即针对教育对象的实际差异而选择合适的中介。

其次，是生活教育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最本质的属性是社会性，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影响人、教育人。人的成长过程实际上就是生活教育的过程。生活教育的原理和方法包括生产劳动在内的各种社会实践的总和，生活教育除学校教育外，还包括社会、家庭和终身教育，“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遵循了人的社会性，包容了人的差异性，使不同层次的教育对象都能生动活泼地接受教育，在浩瀚的社会生活海洋中给教育对象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促使他们达到全面而健康的发展。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活教育原则的生命力所在。思想政治的“生活”教育不仅仅指教材、广播、影视、网络等载体中介，还包括现实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介和环境中介。这些中介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生活”教育的中介系统。这个系统时刻影响、改造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好的生活教育所形成的环境将对人们的心理结构和心理素质以及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产生信息辐射与功能辐射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再次，是审美性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美是无处不在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无不喜爱美、追求美。美和其他事物一样，有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美的力量和审美的原理来丰富和改进自身的工作，对于增强教育效果、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整个历史，既是自然界向人生成的历史，又是人类自我塑造、自我完善的历史。这一切都离不开审美这个必要的中介。审美教育对于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提高审美能力、丰富人的本质与完善人格等有着独特的作用，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思想政治教育要依托美的载体、美的环境和艺术化的方法等中介，努力促进教育对象的全面发展。当前，尤其要积极发挥先进文化载体的审美教育功能。先进的文化通过大众传媒，担负着“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神圣使命，为人们提供适合不同群众需要的文化娱乐服务，寓教于闻，寓教于读，寓教于视，寓教于乐，在富有感染力和美的先进文化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思想文化素质，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发展先进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4]。为了贯彻审美性原则，必须“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5]，使人们在先进文化所创造的优美环境中实现全面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的选择在贯彻人本原则的基础上，还必须积极探索以人为本的教育实践途径。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隐形化就是以人为本在教育实践中的一种体现。隐形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教育主体在运用中介系统时，通过比较隐蔽的形式，使教育对象在无意识间获得某种思想意识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遵循了人的无意识模仿性，尊重了教育对象的自主选择性，给教育对象的个性以充分发展的空间，在贯彻“生活教育”原则的同时给人以美的感受。无疑，隐形教育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隐形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把教育主体的“权威”思想强行灌输到教育对象的头脑中，而是尊重教育对象的独立性、自主性，通过教育对象的自我感知与内化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一方面，具有渗透性的隐形教育内容符合“生活教育”原则。教育主体把需要教育的思想和观点“隐藏”得十分巧妙，通过多种渗透附着于一定的环境、文化、活动等中介之上，对教育对象进行某方面特定的教育，宛如用糖衣裹着的“良药”，让人们在不知不觉间接受这种思想和理论，从而避免了因显性教育所引起的逆反心理，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另一方面，具有宜人性的隐形教育方式符合审美性原则。显形的教育常常运用主题明确的外显方式，诸如上课、作报告等手段进行公开的“说理”，对受教育者进行直接的灌输与启迪，旨在要求教育对象“言听计从”；而隐形教育则往往采用似乎与教育主题不太相干的模糊性活动，包括谈心、娱乐、旅游、参观等令人愉悦的方式，不拘一格地对教育对象进行细致入微的“融情”工作，使受教育者自觉自愿接受某种特定的思想和理论。人是有情感的，教育者通过精心设置的宜人环境、娱乐活动等中介，充分调动受教育者的意念、想象、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使人感到如入春风化雨之境，自然乐于接受某种思想和理论的熏陶。此外，隐形教育综合运用了多种教育中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系统的整体作用下，适应了教育对象需要和特点的差异性，对不同层次的教育对象具有了一定的包容性。这样，隐形教育既尊重了教育对象的独立自主性，为教育对象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是教育对象进行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对当前促进教育对象全面发展的一种积极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的隐形化，究其本质而论，是教育过程中注重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由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贯彻以人为本就必须把人置于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在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教育对象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活生生的人，他们处于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家庭状况、不同的个人经历和文化素质，他们的性格特点形形色色。尤其在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思想和观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为突出。我们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尊重人的差异性，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实际思想状况与各种特殊的个人感受，允许人们有一个适应、转变的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必须摈弃“一刀切”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者主观性、强制性的教育方式，采取因人而异的教育形式，包括心理咨询、参观访问、娱乐活动等。隐形教育集人的差异性、社会性和审美性于一体，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正是因为隐形教育的人本特色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所产生的良好效果，当今的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以及新加坡等国家，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里格外青睐隐形教育，他们习惯于通过升旗仪式、节日庆典、文艺演出、参观访问、祭扫烈士陵园等活动，向人们“灌输爱国主义和效忠国家的思想”，培养国民的团队精神、报国意识以及民主法制观念等。这一点正是当前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介创新实践中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最后要提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的人本价值取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生动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6]思想政治教育正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通过科学的理论、正确的舆论、高尚的精神和优秀的作品等中介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42-4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94页。

[3][4][5][6]《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第3版。